G20在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再平衡及其相关的汇率等问题
汇率：G20无法承受之重？
郑联盛
全球金融危机大背景下，各国协调经济政策、携手共度，成为二十国集团（ G20）的重要职责。G20之前已进行了四次峰会。四次峰会达成的共识、实施的行动和领导人的声明等，对于各国和全球有效应对危机带来的信心和实体经济冲击、消除或削弱危机发生的制度基础、降低未来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和构建更为合理的全球经济治理框架有着积极的影响。
G20第五次峰会于 2010年 11月 12日在韩国首尔闭幕，韩国总统李明博认为此次峰会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发表了包括汇率、贸易、财政、结构、金融监管、平衡发展以及全球经济治理和全球发展等一系列成果在内的“首尔宣言”。李明博总统认为，本次峰会最大的成果在于“将共识转化为行动计划”。
从峰会宣言涉及到的“广泛”成果看，峰会取得圆满成功。但是，成果的广泛恰恰反映了 G20峰会缺乏针对性和实质性的共识与行动，只能以一系列成果来掩饰 G20内部的分歧，延续了多伦多峰会之后的形神相异。G20在关键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特别是再平衡及其相关的汇率等问题。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失衡
回顾金融危机，美国次贷问题引发了大萧条以来全球最为严重的金融危机，不仅重创了美欧等发达经济体，而严重冲击了发展中国家。次贷危机的重大根源就在于本世纪初期以来的长期弱美元及其造成了全球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
弱美元与美元本位相联系。上世纪 90年代末以来的国际货币体系被杜雷等经济学家称为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由中心国家（美国）和外围国家（日本德国、东亚盈余国和石油盈余国）等组成，外围国家向中心国家输出商品和服务，获得美元，再将美元投资美国金融市场成为外汇储备资产。这样，通过贸易和资本的双轨维系了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贸易资本往来以及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行。在美国非审慎的宏观政策下，该体系最后的结果是美国持续的贸易逆差、大量的美元输出和弱美元。这是全球经济失衡的最直观表现。
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脆弱和危险的。根据纽约大学 Roubini教授等的研究，美国正是利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心国家的地位无限制地向往输出流动性，但是美国货币政策具有明显的外溢效应，这种趋势是难以持续的，因为不受约束的美元发行终将制造一个巨大的泡沫危机。次贷危机实践了 Roubini教授的预言，弱美元受到了全球几乎一致性的批判。
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格局并没有实质性改善。更重要的是，为了促进复苏经济，美国实行了制造业中兴和出口振兴计划，想继续通过弱美元改变美国相对衰弱的出口竞争力。为此，2010年以来，美国主要贸易伙伴的货币都呈现明显的升值压力，其中日本、澳大利亚等汇率创下历史新高， 2010年 7月至 10月，南非、土耳其、韩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货币兑美元分别升值约 9.7%、9.7%、8.7%、5.8%、2.5%和 2%。的确，部分国家名义和真实汇率都可能存在低估，但低估的部分原因却是在于弱美元的对手货币责任。
弱美元下的汇率之争
在弱美元的格局下，汇率问题体现为两个对立面。中心国家美国指责外围国家汇率低估，甚至存在人为操纵的行为，甚至扬言需要对此进行惩罚；外围国家则认为美国的货币政策是不负责任的，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具有强大的负面外溢效应，一是逼迫对手货币被动升值，二是造成流动性泛滥和资产泡沫。为此，在首尔峰会之前，两个集团在汇率问题上唇枪舌战愈演愈烈。
特别是，美国对人民币施压持续升级。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对人民币施压呈现“一边倒”格局，并迅速升级。实业部门、国会议员和美国政府基本处在一个“战壕”，轮番指责人民币汇率低估。众议院通过惩罚性议案是对人民币施压的极致表现。美国国会众议院 9月 29日高票通过了《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该法案认为，如果一个国家的汇率被认定为低估，美国政府有权利对来自该国的商品征收惩罚性关税。而发起该议案的国会议员认为，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被低估 25%至 40%，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出口竞争力和就业市场。
但是，美联储祭出总额为 6000亿美元的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则是自取其辱。在零利率和第一轮总额为 2.8万亿美元的定量宽松之后，美国再次采取定量宽松释放流动性。美元在持续定量宽松的影响下将保持疲势，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以及外围国家货币之间的“战争”可能升级。外围重要的盈余方德国甚至认为，美联储的二次量化是“毫无用处的”、“愚蠢”的政策。二次量化被广泛地诠释为：美联储的政策是不负责任的。为此，美国没有资格来评论和指责其他国家的货币问题。
实际上，国际货币体系的根本缺陷在于美元作为主权货币承担了国际货币的职能，必将遭遇流动性提供和货币稳定的两难矛盾，即特里芬难题，特别是如果美元输出不受任何约束，那这个矛盾将更加严重，甚至引发系统性风险。为此，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在于要么采取超主权货币取代美元，比如采用特别提款权；要么就更现实地建立一种机制约束美元的无限发行，即建立一种美元汇率的稳定机制。
G20：汇率稳定机制
虽然，G20首尔峰会的宣言指出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的汇率合作原则、发达国家的财政健全计划以及经常项目问题的“指示性指引”等涉及汇率稳定机制的要素，但是，仍然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框架来讨论建立一个“币值稳定、供应有序、总量可调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
所谓的经常项目的“指示性指引”是以一个经常项目失衡头寸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标准，美国的建议是 4%，来判断顺差国和逆差国的贸易和汇率政策适宜性。这更多的是针对盈余国，为此，部分国家持保持意见。美国仍然想通过建立一个机制来保证其弱美元政策目标的实现。从这个意义出发，本次峰会更多地是关于再平衡及汇率问题的冲突，而不是合作。 G20最后同意在明年峰会之前实行第一次政策审议。
全球经济失衡及其包括汇率问题的根源在于不合理的国际货币体系，而这个体系的形成具有必然性，同时全球经济失衡也具有结构性，这在于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分工和全球化产业链的形成。资源国、生产国和消费国处在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一般地，生产国对消费国将会产生持续的贸易顺差。
汇率作为一个相对价格有助于解决全球失衡，但是失衡的结构性决定了汇率可能不是问题的根本之所在，期望通过外围国家的货币升值来解决全球失衡这一结构性问题，可能是事倍功半。历史经验表明，货币升值对改善失衡的效力是有限的。日本和德国的经验表明，本币大幅升值仍然无法消除日美和日德的贸易顺差；2005－08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 21%，中美贸易顺差不将反升。
虽然，即使 G20能针对汇率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和行动，未必能够解决全球经济失衡的有效调整。但是，如果能够建立一个主要储备货币的汇率稳定机制，那对于约束美元的无限发行，防范流动性过剩和资产泡沫是有重大作用的。为此，讨论美元汇率稳定机制比讨论其他货币币值重估更具实际意义。这或者才是 G20汇率合作之根本所在。
中美博弈
美国对外围国家货币升值的叫嚣，实际上更像是对其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及弱美元的纵容。美国政府在实行了史无前例的救援政策之后，经济复苏依然乏力。在“流动性陷阱”的质疑和美联储资产不断膨胀的过程中，美国经济仍然处在低增长的边缘，二季度增长约 2%，同时，物价是低水平的，甚至出现连续 3个月环比负增长，美国经济复苏的形势被戏称为“准通缩”。更重要的是，美国失业率长期保持在历史高位， 9月份失业率为 9.6%。为此，在财政刺激空间受限的条件下，美国只能选择实行第二轮定量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将压力转移给外围国家。
这样的行为是极其危险的。尚且不论美国定量宽松货币政策的外溢效应，比如泡沫问题，仅对于美国自身而言，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可能是饮鸩止渴。 G20首尔峰会期间德国就批判美国正在以一个更大的问题解决原来的问题。美联储第二轮定量宽松政策主要工具是购买长期国债，实际上在为财政赤字融资，暂时填补了国债的需求缺口，但却纵容了赤字财政。结合美国的联邦赤字、地方赤字和隐性债务，债务危机或许已经成为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转移压力将使国际博弈升级。美元本位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美元是美国的货币和其他国家的问题。美元在持续定量宽松的影响下将保持疲势，美元与其他主要货币以及外围国家货币之间的“战争”可能升级。在这个意义上，美国现在进行的不仅是美国的自我博弈，更是“中心-外围”体系中美国和外围国家的博弈，是全球产业链中上游、生产和消费环节的国际博弈。这也决定了中国将是美国长期博弈的对象。
当然，全球经济失衡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不可否认，美国对全球经济失衡负主要责任的同时，外围国家也应该负有一定的责任。不管对于中美关系，还是中国经济的自身改革与发展，外部失衡都是重大问题。对于中国，双顺差的国际收支已经严重危及货币政策独立性、金融市场稳定以及宏观经济发展，内外经济再平衡和汇率机制的完善对中国也意义重大。为此，我们也应该行动，比如需要立足国内、统筹内外，致力于经济结构调整和内外经济的平衡，积极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从而降低储蓄率，收窄储蓄投资缺口，减少对顺差的依赖，比如致力于资本、资源和劳动成本的市场化和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及其可能人民币升值），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这对于改善中美贸易失衡、中国“双顺差”以及平衡内外经济都是有益的。
[郑联盛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长策智库GMEP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