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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过度货币释放蕴藏巨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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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南克时代的美联储制造的风险或不亚于格林斯潘

 

美联储过度货币释放蕴藏巨大风险

 

郑联盛  该E-mail地址已受到防止垃圾邮件机器人的保护,您必须启用浏览器的Java Script才能看到。

 

 

近期,美联储声称,如果有必要,将实行第二轮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联储的表态助长了金融市场的信心,但却触发了市场对美国经济未来的担忧。引用货币主义的观点,似乎美联储又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一样,“美联储可能在以一个更大泡沫应对一个破灭的泡沫”。结合弗里德曼的《货币稳定方案》 1,笔者认为,伯南克时代的美联储制造的风险或不亚于格林斯潘。

 

1、稳定的货币机制

 

弗里德曼通过分析 1930年代以来的经济周期与货币存量的变动关系,认为经济的不稳定,是由货币的不稳定造成的或加剧的,而货币之所以不稳定则又是由于政府未能提供一种稳定的货币体制。

 

尤其在大萧条中,可以说是美联储将美国经济的周期性调整演化为大萧条。比如,在大萧条危机爆发初期,美联储没有将大量流入的黄金储备货币化,而且还将正的黄金储备流入转化为货币存量的负增长,美联储的政策实际上不仅没有对危机进行适当的政策应对,而且是在破坏金融稳定。

 

美联储更大的失误出席在 1931年。在危机中期的 1931年,美国放弃了金本位,而且经济出现了一定的回暖,但是美联储在没有对国内困难(internal drain)做出反应时,却迅速地对国外困难(external drain)做出反应,即快速提高贴现率,从 10月 8日的1.5%上大萧条已经不可避免(剑桥美国经济史,2008)。

 

弗里德曼批评道,在这个过程中,货币当局缺乏一个一个稳定的货币机制,以至于货币当局在应对货币存量变化、经济周期波动以及国际货币体系调整的中无法稳定货币供给,或提供一种与经济稳定相适应的货币安排,最终导致货币政策的失败。

 

弗里德曼对此建议,货币当局的主要任务不是不是去建立一套高度敏感的,能不断消除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的不稳定的政策工具,而是宁可去防止货币安排本身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根源。货币当局的职责是给经济的稳定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环境,可以有效地控制并承担货币政策最基本的责任。这一目标可以通过一个“简单规则”来调节国内货币存量,即“每年都用一个固定不变的速率去增加货币存量,而不是为了满足周期的需要使得这个增长率发生任何变化”。

 

在对本轮金融危机的分析中,美联储过度放松货币政策成为一个广受攻击的问题。即使美联储没有根据弗里德曼的“简单规则”来实施货币政策,但是美联储没有恪守货币政策的稳定机制原则是有共识的,即对网络泡沫危机过度反应,“以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去解决一个老的问题”。

 

当然,在本轮金融危机的应对中,美联储史无前例的货币释放,以及潜在的第二轮量化宽松,也广受诟病。批评者认为,美联储已经偏离了政策框架,对流动性的释放过于宽松,对通胀风险的警惕太过于放松,而对增长和就业过于关注,或将因此“付出代价”。

 

2、金本位与后布雷顿森林体系

 

虽然 20世纪30年代,全球化概念还没有出现,但是弗里德曼已经看到主要国家之间的货币政策相互牵绊的现实。弗里德曼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和调整,是主要国家需要重点应对的外部因素,比如金本位下的固定汇率制度使得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从属和受制于调节国际收支关系的需要。他甚至完全同意凯恩斯《货币改革论》中提及的,货币问题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而且不论是采取国内的或国外的解决办法均将受到另一方面的紧密制约。

年代初的黄金冻结政策以及 20年代末的紧缩政策,使得黄金的分布结构与货币需求的结构不匹配。在上世纪 20年代中后期,由于黄金大量流入美国,使得美国的货币供给大幅度增加(数倍于黄金流入增量),带来的严重的市场投机,1928年,美联储为了抑制股票市场的投机,转向了紧缩货币政策,以冲销黄金流入。而另一方面,其他国家的黄金流入美国,货币供应量相应减少,陷入通缩的境地。这样,由于实行金本位制度的国家的内部货币(insidemoney)存量大幅下降,全球都陷入了货币紧缩的境地。因此,大萧条是货币紧缩的结果,而货币紧缩的祸根在于金本位制度的调整。

 

如果说,金本位对美国货币供给带来了过度的约束,以至于美国的货币过度紧缩,进而造成了严重的危机。那么,本轮金融危机是美国货币供给的过度放松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导致了资产泡沫和过度交易,最后导致金融大厦的倒塌。

 

美国货币供给的过度放松是和全球化下的全球经济失衡以及所谓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是紧密相关的。当前的全球国际收支失衡主要表现为美国持续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而全球流动性的传导机制是,位于中心的美国,产生并释放流动性,而位于外围的东亚国家和石油输出国吸收流动性,同时一部分流动性回流至美国。Dooley等(2003)将这种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视为一种新的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后布雷顿森林体系(the Revived Bretton Woods System)。

 

在这种体系下,中心国美国得到的好处是能够以低利率为经常账户赤字和财政赤字融资,保证本国居民的高消费;外围国家(东亚国家、石油出口国)可以通过长期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和解决就业问题。Dooley等认为,当前的国际收支失衡格局符合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长期利益,因此是富有效率而且能够长期维持的。但是,由于该体系最大的问题是对中心国家以信用本位作为支撑发行国际货币,其货币发行没有受到任何约束,为了支撑美国的过度消费和贸易赤字,那么货币过度发行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另外,甚至比起金本位而言,该体系更缺乏一种在成员国之间分担国际收支调整成本的制度化机制,因此这个体系注定要失败。

 

而这两次危机种,美联储的失职都来自于美联储的所谓独立性。弗里德曼指出,在货币政策一般目标下,美联储自决权力和范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独立性过于强大,这样货币政独立性政策。在大萧条,美联储的独立性使其政策游离于政府和国会的约束之外,而本轮危机中,美联储的独立性是全世界人民所无法约束的。

 

美联储的独立性以及目前美联储的过度流动性释放,将有极强“溢出效应”。为了应对不断增长的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外围国家的利率提高,这进一步促使国际资本流入外围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导致外围国家的流动性更加泛滥,通胀压力和泡沫风险不断扩大。在后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中心国家的统治地位决定了外围国家无法独善其身。

 

3、“逆风而行”的批判

 

凯恩斯主义一个重要的的政策建议是,把利率的变动作为货币政策的指南,采取"逆风而行"的货币政策,根据经济周期的变动来调整利率,调控投资,以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进而稳定经济增长。这种相机抉择的政策机制,充分体现了政策的灵活性。

 

但是,这种政策受到弗里德曼的深入批判。因为在实践中,货币存量的变化到其效应的产生存在"时滞",由于市场难以意料未来经济将会朝哪个方向变动以及变得的程度,因此市场无法准确无误根据利率的变动来改变持有的货币存量。"逆风而动",不是来得太猛,就是来得太慢,结果往往南辕北辙。另外,在这种逆向行事的风格中,货币当局容易产生判断失误和态度转变,进而造成了货币供给的不连续变化或过度增加,这就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根源之一。

 

虽然弗里德曼称赞格林斯潘是美联储成立以来最有建树(most effective)的主席。但是,美国金融海啸的爆发使得格林斯潘也处在广泛的质疑之中。华尔街和学界一些批评者将格林斯潘称为“泡沫先生”,指责格林斯潘要对网络泡沫和房地产泡沫负责。

 

针对格林斯潘的批评集中在格林斯潘对策(或格林斯潘期权,Greenspan put),即美联储为防止市场大幅持续下跌而采取的行动。格林斯潘对于市场信心极度敏感,他认为,市场信心和经济增长前景是紧密纠结在一起的,美联储的两大职责也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不过,格林斯潘自己不承认有什么 Greenspan put,他认为美联储的政策是“充分灵活性”和“市场竞争”的体现。但是,格林斯潘在每一次危机中所犯的错误都是一样的,就是降息的幅度过大,而且维持过低利率的时间太长。利率太低,使得金融市场上的流动性过剩。格林斯潘成功地使美国婴儿潮一代疯狂地将自己的储蓄取出来,投向股票市场,以弥补因降息而缩水的收益,同时造就了美国借贷消费的增长模式和巨额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某种意义上,美国次贷危机是格林斯潘时代的产物(何帆,2008)。

 

弗里德曼在批判逆风而行的政策同时,还提出了建议以规避这种吃力不讨好的政策,那就是消除“灵活性”。因为,消除政策不稳定和不确定的风险远比维持“灵活性”更加重要。因此,货币政策控制的主要工作是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更为明确的指导方针和更加令人满意的实施准则。要做到这一点,也有一个很简单的办法,就是把价格水平的稳定作为货币政策的具体目标,作为政策的直接指导方针和实施准则。因为,从长期而言,货币稳定机制要求的货币供给和货币存量的变化可以有效抵消或加强其他因素的影响,以控制价格水平的变动趋势,避免逆风而行和提供一个稳定的货币机制内在是一致的。

 

再回到货币主义的纲常中来,如果美联储把经济增长作为更重要的目标,而置通货膨胀于不顾,那美联储的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虽然伯南克是一个危机演进和政策应对专家,但是,一旦出现Bernanke Put,那伯南克和格林斯潘可能是没有差异的,他们的政策结果就是泡沫和赤字。不同于格林斯潘时代,伯南克时代的泡沫可能通过美元的霸权转嫁给大宗商品市场和外围国家,但是相同的是,赤字都将是美国的遗产。如果说,外围国家需要警惕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风险,那美国可能要警惕是否会是下一次债务危机的爆发地。

 

1见弗里德曼:《货币稳定方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郑联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长策智库 GMEP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