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平衡也需要双方经济体同时承担起调整的责任和行动，才能事半功倍
全球再平衡：共同但有区别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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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进入金融危机冲击后的恢复阶段，再平衡（ rebalancing）的概念在美国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的推动下，逐渐成为炙手可热的世界性议题。之所以要提再平衡，背后暗含着一个事实判断和一个价值判断。事实判断是：全球经济处于不平衡的状态；价值判断是：这种不平衡状态是不好的。
全球失衡的三重面目
关于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讨论由来已久，并非此轮国际金融危机引起的新说。实际上，美国总统奥巴马就非常乐意将该国爆发之次贷危机所引起的国际金融危机，归因于此前一直存在的全球经济不平衡，借以文饰美国金融监管不力、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以及滥用美元霸权对于次贷危机的责任。既然久有讨论，各方对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表现已有较充分的认识，归纳起来至少有三个方面。
首先，全球经济不平衡最直接的表现是与商品及服务的国际贸易有关的经常账户不平衡。
以美国、英国、希腊、澳大利亚、西班牙、意大利等高收入国家为一端，这些国家经常账户长期处于赤字状态，从世界其他地区进口的商品和劳务价值一直多于它们对这些地区所贡献的价值。数额之巨尤以美国为最， 2005～2008年每年赤字均在七千亿美元以上，占其当年 GDP比重高达 5%～6%。澳大利亚经常账户赤字也多年超过 5%，希腊在 2007和 2008年更是高于 14%。位于不平衡之另一端的是一些东亚经济体、石油出口国以及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它们的产品以前述赤字国家为最终消费市场，每年出口的制造品和资源远多于从工业化国家进口的产品，表现为盈余的积累。以 2008年为例，中国、日本、新加坡、俄罗斯、阿联酋、委内瑞拉等国经常账户余额占 GDP比重分别达到 9.4%、3.2%、19%、6.2%、8.5%和 12.3%。
其次，全球经济不平衡还表现在国际资本流动和持有金融资产上的不平衡。虽然从经常账户来看，赤字国需要向盈余国支付巨额资金为进口的商品和劳务埋单，但赤字国并不为此担忧，因为每年有超过 2万亿美元的国际资本以各种金融工具的形式由经常账户盈余国流向赤字国，赤字国以此埋单绰绰有余。例如，尽管有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但从 2005年到 2007 高收入国家与制造品及能源出口国之间都存在严重的失衡，但合并观之，后者出口所积累的大量外汇储备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被迫用于购买美国金融资产，就此填补了美国的财政和贸易赤字，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相互需要、制约的依赖关系，这种状态被美国前财长萨默斯称为“金融恐怖平衡”（financial balance of terror）。
第三，与国民收入、产业结构等相关的储蓄和投资的不平衡。
代表性的观点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主张的“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s glut）。其含义是：一些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因为社会保障不完善导致预防性储蓄高，高房价、收入差距大、工资占 GDP比重低等原因又使原本消费倾向高的中低收入阶层不得不缩减或推迟消费，最终造成国内私人部门储蓄过剩。加之金融部门不发达，只能依靠发达国家的金融市场，致使这些资金近年持续流向了美国等低储蓄率的工业化国家，成为支撑其贸易赤字的资金来源。
应当承认，作为一位有重要学术成就的经济学家，伯南克所言已经涉及问题的真相；但作为美联储官员，伯南克只肯说出局部的真相。新兴经济体固然存在高储蓄的问题，但这些储蓄作为应对未来支付及风险的准备，无可厚非。真正不可持续的是美国长期存在并不断扩大的负债消费模式和对美元霸权的无节制使用。
例如，长期以来美国家庭消费支出增长大大超过收入增长，以致家庭债务泡沫扩大。美国家庭未偿债务与可支配收入之比由 1975年的 62%攀升至 2005年的 127%。负债消费模式之所以大行其道，与美元霸权的保驾护航有关。只要制造业国家和能源出口国可以生产出产品，美国就可以用未来兑现的“货币白条”源源不断地买进来。从这个角度看，与其归咎于“全球储蓄过剩”，毋宁说是美国为代表的“全球购买力透支”或“流动性过剩”。全球失衡的上述三种面目是相互联系和相互强化的。储蓄投资多而消费少，产品自然要更多销往国外，形成贸易盈余；贸易所得为保值增值而转化为国外资产，则形成国际资本流动。表面看来，无论商品还是债券，只要有人愿意买、有人愿意卖，失衡似乎不是什么大问题——欠发达国家的储蓄能够利用发达国家更有安全性和流动性的金融市场，而发达国家也能受益于更宽松有利的借贷条件和更丰富廉价的商品，为何会有“不平衡状态不好”的价值判断？
失衡的成本
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讨论全球失衡的成本。第一个方面是失衡给世界造成的成本。首先，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金融稳定的巨大威胁，并且这一威胁随着失衡程度之增加而不断积累。没有任何一个金融系统可以安全有效地配置如此巨额并且不断增加的资本。由于贸易不平衡形成的大量资金充斥于金融市场，致使利率维持在低水平，市场对风险出现低估，贷款条件松弛，杠杆率不断攀升，金融机构融资高度依赖于来自市场的短期资金，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下降，整个金融秩序的稳定变得越来越脆弱。为此，一些经济学家甚至将失衡视为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率，但失衡局面下，高生产增长率的发展中国家出现资本流出，而增长缓慢的发达国家却吸引了大量资本流入。再有，失衡如果不断扩大，可能造成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美元在未来突然发生价格崩溃，这将对世界经济稳定形成重大冲击。第二个方面是失衡给经常账户赤字国带来的风险或损失。赤字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如果失衡持续下去，外债规模还将不断膨胀。一旦全球利率上涨，对外所欠款项的净支付将会上升，由此会挤压国内的消费、投资及政府开支，对本国经济增长不利。此外，如果外国对经常账户赤字国资源的索取权随着外债规模增长而变得“过大”，人们就会质疑赤字国的偿债能力或偿债意愿，而国际资本将不会继续流入赤字国来为其经常账户赤字融资。换言之，赤字国面临国际资本流动和经常账户赤字的可持续性问题。
最后，经常账户盈余国也面临高昂的失衡成本。首先，最直观的是高储蓄带来的福利损失。盈余国的盈余未转化为国民的福利，消费占 GDP比重以及生活水准都维持在较低水平。其次，如果盈余国希望汇率稳定，则将面临通货膨胀与对冲（ sterilization）成本的两难选择。以中国为例，出口部门源源不断地获得美元收入，中央银行结汇时以人民币购入美元就相当于不断投放人民币。如果不利用对冲工具回收这部分外汇占款增长带来的过剩流动性，经济将因通货膨胀受到损害；但如果进行对冲，一是需要支付利息，从而存在较高的财务成本，二是银行将积累大量的对冲债券，限制了可贷资金规模，这对国内金融体系的效率有不利影响。第三，持续的贸易盈余会被动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其规模往往超过了最优水平。为了保证安全性和流动性，大量超额外汇储备通常以收益率很低的美国政府债券的形式持有，相对于更具生产性的资产形式而言，存在较高的机会成本。第四，继续积累和持有美国国债将因为美元的缓慢贬值而受损，大规模出售美元资产又可能因为资产价格下跌蒙受损失，巨额盈余积累的外汇储备让盈余国丧失了调整的主动性。总之，无论是盈余国还是赤字国，都将因全球不平衡带来的需求和资源的错误配置以及真实汇率等关键价格的扭曲等，支付不菲的代价。
再平衡的本质是结构性因素的调整
全球不平衡既然存在而且危害良多，则必须加以正视和解决。
至少存在两种解决办法，一是通过贸易量的下降实现，二是再平衡的方式。可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分梳。假设全球有 A、B两国，A向 B出口 200万美元的产品，B向 A出口 100万美元的产品，此时全球贸易总额 300万美元，贸易不平衡数额为 100万美元。
如果因为金融危机等外生冲击造成 B国对 A国产品需求下降 100万美元，此时，A国只能向 B国出口 100万美元的产品，恰与 B国向 A国出口的产品价值相当，两国贸易实现了平衡，但这是以总贸易量由 300万美元下降到 200万美元为代价实现的。再平衡方式实现的平衡则有所不同。这种方式意味着， B国因为储蓄率的上升和生产结构的调整，具备了生产和出口价值 200万美元产品的能力；而 A国也因为内需扩大形成了从 B国进口价值 200
此时，A国向 B国出口 200万美元产品， B国也向 A国出口 200万美元产品，世界总贸易量由 300万美元上升到 400万美元，并且实现了贸易平衡。两种实现平衡的方式，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第一种方式没有解决结构性问题，只是在外部冲击的影响下暂时削减了不平衡。一旦经济形势好转，原有的不平衡机制将继续发挥作用，脆弱的平衡即被打破。而再平衡方式则是要通过转变结构性因素去实现稳健的平衡，不会因为外部冲击的消失而故态复萌。理解了再平衡的本质要求，就不难判断，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方式限制进口，不可能真正实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因为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并不影响一国的储蓄、投资、生产或消费习惯，即便短期内能够缩小逆差，长期看并不具备可持续性。
共同但有区别的行动
作为以全球经济平衡为目标的结构性调整，再平衡不可避免地需要支付相应的成本。无论是产品与服务流动、资本流动还是储蓄与消费，不平衡都牵涉了盈余方与赤字方两大集团，因此，再平衡也需要双方经济体同时承担起调整的责任和行动，才能事半功倍。
不过，无论是盈余方还是赤字方，在具体的再平衡措施选择中，应根据本国实际情况有所侧重。
全球主要贸易赤字国美国应当作全面、系统的调整。首先，应当致力于提高家庭、企业及公共部门的储蓄率，让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更具备可持续性。家庭部门应缩减不必要的开支，注重财富积累。就政府部门来说，中期内应当紧缩财政，提高政府储蓄以减少外部不平衡。同时，在金融部门改革上应加强监管，避免金融市场上的过度投机。还有就是要放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以扩大出口。
其他像希腊、爱尔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这样财政赤字严重的国家，则重在紧缩和重建财政。对于贸易盈余方，主要的任务是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就亚洲而言，应当致力于形成足够规模的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具体来说，中国应以刺激国内消费作为优先政策选项，为此应改善小企业和居民融资的渠道，同时改进与提高政府的公共服务水平和社会保障以降低预防性储蓄。
对日本和韩国来说情况就有所不同，它们应当调整产业结构，更加依靠服务业生产率的提升来实现增长。印度的经常账户基本保持平衡，近年略有赤字，印度市场对亚洲区域内最终消费市场的形成非常重要。近年印度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但国内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均很落后，人力资本所需的教育和健康设施也很不足。
虽然一些与高新技术相关的服务业部门发展不错，但亟需通过“再工业化”来削减贫困和扩大就业。因此，印度的政策将倾向于增加开支和国内需求，这将对亚洲最终消费市场的成形作出贡献。对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而言，主要的任务是改善国内私人部门投资环境，以此促进私人部门的投资需求。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长策智库 GMEP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