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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我国产业发展的“四大困惑”和“四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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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面临“两难”问题昀多的阶段,面对诸多矛盾和困惑,“中庸”之道可能成为开启我国经济“转型”之门的钥匙,产业发展如此,宏观经济如此,你我的心态也如此

 

“十二五”我国产业发展的“四大困惑”和“四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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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摆脱全球金融危机困扰进入新“发展通道”的重要窗口期,也是我国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的战略转型期。面对国际经济格局调整带来的复杂外部环境和国内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的系统内部压力,如何选择产业发展的基本战略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顺利转型和持续发展的关键。

一、“十二五”我国产业发展的四大困惑

“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面临着四大困境:一是产业市场困惑,二是产业支柱困惑,三是产业政策困惑,四是产业创新困惑。

(一)依赖外部需求还是转向内部需求

2008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外贸造成了巨大的影响。2008年 11月起我国外贸出口连续大幅下挫,同比出现负增长;2009年上半年,累计降幅达21.8%。直到 2009年 12月份,出口才首现 14个月以来的正增长。今年1至6月份,虽然出口额达到 7050.9亿美元,同比增长35.2%,基本恢复到了金融海啸前水平;但是贸易顺差大幅缩水至 553亿美元,同比剧降42.5%。从外部市场看,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的复苏才刚刚开始,而且存在“二次探底”的危险,其市场需求在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危机之前的水平;而这些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和“刺激出口”战略也将极大挤压我国在全球需求市场中的份额。由此,“十二五”期间,在外部需求可能萎缩的情况下,是继续依赖外需还是转而依靠内需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困惑之一。

(二)依赖传统产业还是转向新兴产业

由于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我国传统工业发展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但是,金融危机后,我国进入了始于 2002年“产能周期”的后期,“产能过剩”问题被重新提起,而新一轮生产能力的培育“箭在弦上”。与之相对,2008年以来,为了探索应对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的长期战略,各国开始了新技术革命的尝试。包括新能源、物联网和生物技术在内的新兴科技行业成为各国争相争夺的战略领域,而针对促进这些新科技行业的产业化政策也陆续出台,一场由新科技革命引发的新产业革命呼之欲出。而我国也提出,要大力发展包括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生物育种、信息和新能源汽车七大行业在内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将在年内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长期规划。由此,“十二五”时期是我国新一轮生产能力生成的阶段,在全球新产业革命方兴未艾的背景下,是继续依赖传统工业还是转向依靠新兴产业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另一个困惑。

(三)依赖政策扶持还是转向自由竞争

长期以来,我国模仿日本和韩国,实行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和加快国内工业化的产业发展政策。在这种以政府导向为特征的发展战略和相应产业政策引导下,我国国内产业发展十分迅速,带动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并由此创造了“中国奇迹”。然而,近几年,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矛盾逐步显现,特别是产业非平衡结构和区域非均衡结构问题比较突出,国内开始出现否定扶持性产业政策的声音。这些人认为,扶持性的产业政策通过优惠措施降低了某些产业的生产成本,从而通过扭曲要素价格实现特定产业的快速发展,这种传统的“幼稚工业”扶持性产业政策危害了市场的公平原则,并且降低了社会经济资源和要素的使用效率,在长期来看有碍于我国产业持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是继续依赖政策扶持还是转向竞争政策成为产业政策选择的困惑。

(四)依赖政府创新还是转向市场创新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开始,伴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技术创新模式逐步由原来的政府为主导、产学研相互分割的“计划型”模式,向以市场为主导、产学研合理分工与良性互动的“市场型”模式转变。虽然,从研发经费支出按执行部门比例变化来看,我国企业研发经费支出的比例已经提高到70%左右,但与发达国家75%以上以及日本、韩国超过 80%的水平仍然有所差距。当前,全球正在经历着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从历史上来看,历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都是通过市场竞争而催生,并通过市场机制协调而演进;而企业在历次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中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十二五”期间,随着新的科技革命山雨欲来,是依赖政府创新模式还是依靠市场创新模式,成为我国产业发展过程中让人疑惑的问题。

 

二、“十二五”我国产业发展的四大模式

产业发展的“四大困惑”源自于我们对产业发展政策的各个层面及其对立面的“刻板印象”。从本质上看,“四大困惑”内部的对应措施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通过有机结合,它们的“融合体”将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发展的“四大模式”战略。

(一)产业增长模式:内部需求和外部需求相结合

扩大内需有赖于国内发展模式的转变、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及国民分配格局的变动,这些因素的调整和演进都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事实上,金融危机造成的外需孱弱只是我国出口贸易受到冲击的导火索,其根源在于我国产业主要以劳动力低成本优势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基础,处于全球价值链低端,十分容易受到世界市场波动的影响。摆脱这种困境的主要途径是依靠现有的产业基础,实现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提高整体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地位,成为全球价值链的“控制者”。而产业升级的结果是创造了新的外部需求;同时,通过国内产业附加值的提高,增加国内要素报酬,从而促进内需的扩张。所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仍然要依靠外需的支撑,要在不断扩大内需的基础上挖掘新的外需潜力,实现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由“外需依赖”模式转变为内需和外需相结合的“内外一体”模式。

(二)产业选择模式: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

经过长期的工业化历程和基础设施建设时期,我国在传统产业上具有良好的基础,并吸纳了大量非技术劳动力。从增加值占比来看,这些传统产业是我国产业体系的支柱产业,不论对于我国短期的经济稳定还是长期的经济增长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这些优势产业绝对不能轻言放弃。然而,随着传统产业附加值的下降及其国内市场的逐步萎缩,其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由此,我国必须通过运用现代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并促进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在内的传统行业向海外扩张,寻求新的市场,从技术和市场两个层面实现传统产业的新发展。同时,还要努力建立以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通过大力培育先进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改造传统产业,为传统产业创造新的附加值空间,并逐步形成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相结合的产业选择模式。

(三)产业政策模式:扶持性和功能性政策相结合

我国处于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机制还不健全,所以在产业发展和调控中主要依靠扶持性的产业政策。针对这一现实,国内一些学者和专家认为,我国未来应该主要以功能性产业政策为主体促进产业发展。从理论上来说,功能性产业政策对一个成熟的完全竞争产业市场是十分有效的。然而,世界产业市场是一个充满保护和壁垒的“战场”,国际产业竞争是各国政府之间的利益争夺,所以单纯依靠功能性产业政策难以在国际竞争中获取优势。以日本为例,政府在资源分配中的控制地位下降和扶持性政策弱化是上世纪 90年代以来日本产业发展徘徊不前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金融危机后,全球产业格局将面临重构,各国都引入了扶持性产业政策,以期在全球产业“重新洗牌”中占据主动。由此,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产业政策模式必须是扶持性和功能性产业政策相结合,以扶持性产业政策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并通过功能性产业政策促进产业公平竞争、提高产业发展的效率和绩效。

(四)产业创新模式: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相结合

长期以来,我国的自主创新模式主要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政府组织创新资本和科研力量进行自主技术研发为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针对这一现实,国内一些专家认为我国企业在自主创新活动中的地位难以发挥,应该形成以企业为主导的自主创新体系。事实上,经过多年的科技体制改革,企业已经成为我国 R&D经费的昀主要来源,企业资金占全国 R&D经费的70.4%,而政府资金仅占24.6%。但是,企业在基础研发活动中的弱势地位,决定了我国创新能力低下的现状。我国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只占总体研发经费支出的4.7%,远远低于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韩国等在内的世界主要经济体。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基础研究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低,仅为不到20%。而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根源在于企业没能真正成为政府和科研机构之间创新活动的沟通平台,社会创新资源处于松散状态。产业发展的动力在于技术创新,而技术创新的关键在于建立起政-产-学相结合的社会研发平台。由此,未来我国的产业创新模式应该是建立起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平台。

“不偏之谓中,不倚之谓庸”,“中庸之道”是我国儒家文化中的精髓。“十二五”时期是我国面临“两难”问题昀多的阶段,面对诸多矛盾和困惑,“中庸”之道可能成为开启我国经济“转型”之门的钥匙,产业发展如此,宏观经济如此,你我的心态也如此。

 

[曾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博士,长策智库全球宏观经济政策特约研究员] 本评论不代表作者所在单位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