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和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中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多方参与中日益重要一员。但是中国必须意识到国际货币体系“一超多强”的格局中短期难以改变，美国会保卫一票否决权和美元霸主地位，IMF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过，中国还是应该积极务实参与国际货币基金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同时循序渐进、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IMF改革：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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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 G20多伦多峰会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份额改革将在今年 11月 G20首尔峰会之前完成。IMF的份额改革意指在去年 9月 G20匹兹堡峰会达成的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 IMF的份额提高至少 5%的共识。
在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演进中，国际经济秩序的不合理性更加凸显，深化包括 IMF和世界银行在内的改革成为重要议题。2010年 4月，世界银行已经先行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转移 3.13个百分点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在 G20峰会的推动下，IMF份额改革也将稳步推进。但是，份额改革仅仅是国际金融组织改革的一个部分，更是国际经济秩序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冰山一角，未来的改革任重道远。
份额、投票权与份额改革
IMF的每个成员国将被分配一个份额，份额主要由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来决定，份额决定了成员国对 IMF的最大出资规模。所有成员国的份额认缴资金成为 IMF贷款的主要来源。更重要的是，份额决定了成员国在 IMF中的投票权，一个成员国投票权等于该成员国具有的基本投票权（每个成员国是一致的）和认缴份额所代表的投票权的总和。
由于份额大致反映成员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位置，为此 IMF每五年进行一次份额重估与调整，同时还进行不定期的特别份额调整。IMF的份额调整改革分为普遍调整和特别调整，分别对应于普遍增资和特别增资。普遍增资就是 IMF所有成员国按照现有的份额等比例增资，目的在于扩大 IMF的资本金，而成员国的份额比例（及投票权）保持不变；特别增资是针对个别国家的份额进行增加，稀释其它成员国的份额比例。只有特别增资才能改变 IMF的投票权结构，反映成员国地位的相对变化。
1998年，IMF进行了其成立后的最大一次份额调整，成员国的份额等比例增加 45%。2003年的份额重估认为份额没有必要调整。新世纪之后，新兴经济体的重要性日益增强，而 IMF的份额并没有进行调整，广受诟病。面临较大压力的 IMF在 2005年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两个阶段的改革”：第一阶段是特别增资，给中国、韩国、土耳其和墨西哥等四个份额低估程度最严重的国家特别增资，增资总规模为 IMF总份额的 1.8%；第二阶段是进行份额公式的改革。第一阶段于 2006年 9月完成，第二阶段预计至 2008年底完成，但份额公式改革至今仍在争论之中。不过， 2008年 3月， IMF将各个国家的基本投票权从 250票提高到 750票，使得发展中国家的整体投票权得以提高。
美国金融危机之后，IMF和世界银行的代表性改革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G20伦敦峰会就达成了改革国际金融组织的共识。2009年 4月，IMF进行了 1998年以来的首次普遍增资，而份额调整改革没有进展。 G20匹兹堡峰会之前，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认为， IMF应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至少 7%的份额，而发达国家认为不能超过 5%。G20匹兹堡峰会达成妥协：发展中国家在 IMF的份额提高至少 5%。
总体而言，虽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投票权仍然不平等，发达国家在 IMF拥有 57%投票权，美国更是具有一票否认权，但是，IMF份额改革整体上体现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重要性的提高，是实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平等分享投票权的重要一步。
IMF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待深化
IMF的份额改革和此前世界银行集团改革有利于促进国际金融组织的代表性和投票权的后续改革，将进一步促进国际金融组织治理框架的公平和合理，进而提高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份额改革仅仅是 IMF改革的一个部分，IMF改革仍然有待深化。份额及其相关的投票权改革是 IMF代表性和治理结构改革的重要内容。但是，代表性和治理结构还包括 IMF领导人遴选程序、执董会席位设置、工作人员多样性、政策制定程序以及“一票否决权”等问题。为此，IMF在代表性和治理结构改革方面仍然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IMF改革更重要的还在于 IMF的职能。IMF传统职能是国际贸易的扩大和国际
收支的平衡发展，主要措施是避免竞争性贬值和消除外汇管制，在纠正国际收支失调时提供资金融通充当最后贷款人。但是，从美国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格局的演进看，IMF主要职能应该体现在成员国的经济行为监督、金融危机的预警救援和系统性风险防范和以及保障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性，而不仅是传统的国际收支平衡领域。
更进一步，IMF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机构载体，其改革也仅仅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一个部分。国际货币体系的合理性和稳定性是国际金融市场、全球金融体系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比 IMF改革的重要性更高，其影响更加深远而实质。
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是“牙买加体系”。所谓的“牙买加体系”是为国际货币关系“提供了最大限度的弹性”，实际上是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造成的无序状况予以合法化，是对“一超多强”和无序事实的承认。它没有建立稳定货币体系的机构，也没有制定硬性的规则或自动的制裁办法。这样既无本位货币及其适度增长约束，也无国际失衡协调机制的体系，被称为“无体系的体系”。该体系最大的问题在于，对中心国家（美国）的货币发行没有任何约束，缺乏一种在成员国之间分担失衡调整成本的制度化机制。这也是美国金融危机广泛“殃及池鱼”的根本因素。
国际货币体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协调贸易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发展，建立主要储备货币汇率稳定机制，有效防范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强化监督职能，建立信用本位制度下权责对应的国际货币体系，逐步建立超主权货币以克服特里芬难题，保障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性。从这个角度出发，IMF份额的改革仅仅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开始。
中国的视角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和全球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很好的机遇，中国成为国际货币体系多方参与中日益重要一员。但是中国必须意识到国际货币体系“一超多强”的格局中短期难以改变，美国会保卫一票否决权和美元霸主地位，IMF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过，中国还是应该积极务实参与国际货币基金改革和国际货币体系重建，同时循序渐进、逐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可能需要遵循先周边、再区域、后国际的次序。人民币的周边化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从周边国家来看，蒙古、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国内人民币流通量都很大，现在还缺乏相关清算机制以解决人民币不能顺利回流的技术问题。就人民币发展战略而言，比较合理的方式是先周边化、再区域化、最后再国际化，短期内避免跟美国发生正面的冲突，又能在周边地区、亚洲地区树立稳定货币的形象。
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区域货币金融合作机制是国际货币体系在稳定汇率和市场、有效防范和救助危机的有效补充。在各个区域，要通过双边和多边协调，加强金融货币合作，构建区域金融安全体系。比如，在亚洲可以通过清迈倡议的多边化，建立区域储备基金，进行金融危机防范和流动资金救援；通过深化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解决间接融资比重高、货币和期限双错配等问题，阻断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源。
强化国际合作，推进超主权货币。改造特别提款权（ SDR），使其真正成为支付货币，从而以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一篮子货币”取代现有以美元为主的货币体系，不失为一个可行的方案。“一篮子货币”的币种和权重可以综合考虑一国的 GDP、贸易、储备、人口等因素。
在成为国际货币体系日益重要一方时，潜在的风险不容忽视。要成为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一员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经济规模很大，在全球经济和国际货币体系具有重要影响力；二是必须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三是要基于公平和竞争原则向全球开放市场。中国需求警惕第三个条件的潜在风险，在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没有实质性进展之前，过快或完全开放资本账户，或对汇率问题过度妥协，可能造成系统性风险。
[郑联盛，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生、长策智库 GMEP特约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