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息“红衫军”抗议活动之后，泰国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弥合严重的社会对立，但这种政策可能无法满足广大草根阶层的要求，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利益之争
泰国社会的分裂与对抗
刘洪钟刘永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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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泰国红衫军领导人宣布投降，标志着持续两个多月的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宣告结束。“红衫军”是失败者，因为他们没有达到推翻现任政府的目的，而政府也难言胜利，利用军队进行的血腥镇压加深了泰国社会的分裂与对立，埋下了仇恨的种子，泰国随时可能出现新一轮的政治对抗。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泰国经济保持了持续稳定增长，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不断发展完善，泰国人民在享有更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拥有了更多的政治权力，但这些进步仍然无法掩盖整个泰国发展的失衡，经济增长的大部分成果被少部分人占有，披着“民主”外衣的政治活动实际上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游戏。当下的泰国社会贫富差距悬殊，少数社会精英掌控了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运行。
前不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发布了 2009年泰国人类发展报告（Thailand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2009），这份调查报告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相对客观的泰国。报告认为，泰国目前的政治动荡深深植根于日益严重的社会分化问题。
在过去的 50年，泰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 7%，贫困人口从占总人口的 21%下降到了
8.5%。，不过，尽管取得了如此成绩，仍有大约 500万泰国人生活在官方划定的贫困线以下，他们每月的收入仅约合 230元人民币。在这些贫困人口中，城市的贫困人口相对较少，在 2007年约有 635000人，大部分贫困人口居住在泰国北部和东北的农村地区。2000年末，有大约五分之二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与此同时，泰国劳动力中的 58.3%受雇于非正规部门，他们的就业缺乏稳定性，并且往往得不到劳工法的保护，也被排除在社会保障、社会培训之外，工资水平相对低下。目前，泰国社会保障体系仅覆盖了全国人口的 1/3，仍有 2/3
的人口没有充分的保障，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农村以及城市的非正规部门工作。虽然泰国农业
富饶多产，但当地农民的生活依然入不敷出。2003年，在 580万拥有农业用地的农户中， 140万拥有的土地少于 0.8公顷，许多农村家庭甚至依赖于贷款或城市亲戚的救济度日。
据统计，在 2008年，泰国最富有的 20%人口占有了整个国民收入的 55.06%，而最贫穷的 40%人口仅占 20.43%，泰国社会的这种财富分配格局自 1988年以来几乎没有发生任何明显改变，其贫富差距问题比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更为严重。
与经济领域类似，在政治领域泰国同样存在严重的“贫富差距”。1932年泰国第一部宪法颁布，宪法明确规定主权属于人民。此后几十年时间里，泰国宪法不断完善，1997年宪法赋予了公民更广泛的权利，公民拥有了言论、集会与结社自由，公民也有权组建政党来维护自身权益。但在泰国人民获得越来越多的政治权力的同时，我们还需看到，宪法规定的公民政治权利的实施机制仍然欠缺，泰国的政治活动仍旧是少数人的游戏。在 1937年，泰国宪法就规定了国会下议院议员由直接选举产生，但直到 1946年，这一目标才首次实现；与此类似的是，泰国的参议院议员一直通过任命产生，直到 1997年，参议院议员才第一次完全产生于选举，但十年之后的 2007年宪法再一次修改了这一规定，半数的参议院议员重新由任命产生。在 2007年的国会成员中，政治家占据了 40%的席位，占泰国人口 3%的商人获得了其中 26%的席位，占人口 15%的公务员、律师、医生以及教师获得了其中 18%的席位，而占总人口 42%的农民只获得了国会席位的 11%。国会议员席位分配格局清楚表明泰国的政治体系缺乏民主制度中所必需的充分竞争，与此相对应的是，泰国的政党往往是服务于社会中极少数利益集团的利益，是少数社会精英用来控制国家政治体系的工具。
政党制度的不完善直接导致了民众几乎无法通过正常渠道来影响政策制定与执行，既然通过正常的渠道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泰国的街头政治便随之风生水起，当部分的游行示威活动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在 2006年，由黄衫军掀起的倒他信运动最终导致了他信政府的下台之后，泰国的普通大众发现了一条表达自己利益诉求的“捷径”，“黄衫军”偃旗息鼓之后，“红衫军”便掀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与游行，街头政治成为了泰国政治的代名词。
从泰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可以看出，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都掌控在少数社会精英手中。政治体系与经济体系的社会精英结成了统治联盟，他们利用政治体系实现对整个社会体系的控制，利用经济体系中各种垄断特权所获得的大量经济租金来支持政治体系的统治。泰国的这种政治经济体制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稳定，即便 1992年中产阶级掀起的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导致了军政府的下台，但此后形成的所谓“民主”政府仍不过是社会精英之间利益
博弈与妥协的结果，与真正的民主仍然相去甚远。
泰国的社会分化问题一直深深隐藏，社会精英建立的牢固同盟也一直有效地控制着社会秩序。“民主”的约束下，军政府往往无法长期掌权，但这不影响其退居幕后利用其认可的代言人继续发挥影响力。长期以来，泰国政府或产生于民主选举，或产生于军事政变，但无论以何种形式产生何种政府，其本质并无太大差异，即少数人垄断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状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2001年，他信上台后一系列政策的推行对泰国既有的政治经济体系形成了巨大冲击，这种冲击不仅体现在唤醒了占人口七成的农民和草根阶层的民主意识，还体现在一直由社会精英掌控的泰国政治经济体系内部出现了分裂，这种分裂直接削弱了政府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能力。作为精英阶层的一员，他信的改革措施使其彻底站在了泰国精英集团的对立面。泰爱泰党的一党独大、排除异己的行为严重损害了传统政治势力利益，公务制度的改革损害了官僚阶层利益，惠农政策也使得城市中产阶级利益受损，削减军费开支、干预军队人事调动更引发了军队的不满，而泰国人民敬仰的国王则对他信拉拢王储的行为感到愤怒。他信激进的改革措施损害了所有既得利益团体的利益，而其家族的贪腐行为更让人们质疑他信改革的真正动机。2006年，他信在军事政变中下台，但由其挑起的泰国整个社会的分裂和对抗却一直持续。直至今日，拥有国家暴力机器——军队的泰国精英阶层通过暴力镇压取得了暂时的胜利，但潘多拉盒子已经打开，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冲突将很可能再次出现。
目前的泰国并没有适合西方民主发展壮大的土壤，中产阶级依然孱弱，政治与经济体系依然缺乏竞争，对军队的政治控制仍然遥遥无期。可以想见，在平息“红衫军”抗议活动之后，泰国政府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来弥合严重的社会对立，但这种政策可能无法满足广大草根阶层的要求，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利益之争。
［刘洪钟，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长策智库 GMEP 特约研究员；刘永刚，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