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能超越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那么奥尔森的国家兴衰之谜和诺思关于国家的困惑，就会有全新的解答
政府的作用是什么？
顾昕
政府与市场的边界何在？这是一个困扰无数国际学者的学术性问题。一般认为，市场机制对于经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但政府（或行政机制）的作用是什么，则有很大的争议。众多经济学家尤其是公共选择学派学者或新自由主义学者，都或多或少地把政府干预视为经济发展的阻碍力量。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在多部论著中指出，国家的创立和运行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先决条件，但在很多情况下，国家也是经济下滑的原因。
诺思的中国粉丝将这一想法命名为“诺思悖论”或“诺思困惑”，还曾经让诺思本人困惑了一阵子。曾经在世行工作多年的美国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在其颇有反响的《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列出了诸多可能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政府干预被形容为“头号杀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甚至将政府的性质或类型视为国家兴衰的首要制度性因素，提出只有“市场强化型政府”才是促进和维持经济繁荣的可靠保证。
正是在这样的学术大背景下，有关发展型国家的研究也在犀利的质疑声浪不断地得到修正和发展，从而对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或发展主义）的知识积累产生了极大的积极作用。
发展主义的新反思
一大批参与建构发展型国家理论建设和经验研究的学者，后来修正了自己的学术立场和方法论。在他们看来，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开创者，在研究案例的选择上存在系统性的偏差，在研究方法论上也存在着整体主义的谬误。尤其是约翰逊、阿姆斯登和韦德这三位学者，他们的研究方法是以历史学家的笔调，首先给出相关案例地区经济绩效的卓越表现，然后详细记录当地政府在经济规划和经济政策上看起来不错的所作所为，最后断定政府的积极干预主义居功至伟。粗略地说，他们的论证思路，就是认定一个地区的经济表现，应该用这个地区经济生活中的所有因素，既包括市场机制的因素，也包括政府干预的因素，来加以解释。这样的论证思路，与社会科学（尤其是经济学）中流行的分析性思路，即深入探究一个个因素（自变量）对所解释对象（因变量）的影响率，是大相径庭的。顺便说，这种整体主义的研究思路，在“中国模式”的很多拥簇中也十分流行。
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即便是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立场或者说超越新自由主义的中外经济学家，例如斯蒂格利茨和林毅夫，都对发展型国家理论不大重视。他们的论著对约翰逊爆得大名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极少加以引证，而对两位在方法论上非主流的经济学家阿姆斯登和韦德则稍微客气一些。
发展型国家学派的后辈学者试图修正前辈学者的研究范式，转而将“发展型国家”这个概念中性化，而将发展型国家与发展的关系视为一个开放性的经验研究课题。用他们的话来说，发展型国家既有可能发展，也有可能不发展。例如，有学者分析说，印度独立后也是一种发展型国家，当时印度政府发展战略的指导思想是所谓的“尼赫鲁共识”，包含以下几点：（1）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国家精英具有强烈的发展意愿；（2）国家官僚机构制定经济计划试图指导并驾驭经济发展；（3）国家通过“许可证-许可-配额式的统治”，即通过市场准入的管制，试图引导资源配置到国家希望推进的经济领域和地区；（4）国家推进进口替代战略；（5）国家大力发展国有企业，去占领并控制经济的制高点。然而，众所周知，印度的发展型国家并没有带来发展。在“华盛顿共识”的冲击下，印度的经济自由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步，国家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深刻的转型，经济发展才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成为“金砖四国”的重要一员。
市场失灵的普遍存在与政府扶持之手的必要性
更为重要的是，有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也试图为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奠定新的理论基础。在这方面，特别需要提及的是斯蒂格利茨和青木昌彦。斯蒂格利茨在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职务期间以及在2000年辞职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之后，成为一位高调的反新自由主义者。他不仅连续出版多部畅销书，而且还多次参加左翼人士的集会。2001年，他因学术生涯早期关于信息经济学的研究成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更为这位媒体眼中的“左翼愤青”罩上了“智者”的光环。他在诺贝尔奖授奖演讲中宣称将挑战亚当·斯密基于“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对政府作用的定位。他告诉听众：“我的理论认为，‘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可能就是因为它并不存在，或者说，即使存在，它也是瘫痪的。”
斯蒂格利茨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抨击以及他对政府积极干预主义的拥护，自有其理论底气。早在1986年，斯蒂格利茨与合作者将新古典市场模型中关于完备信息的假设打破，基于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的新假设，重新分析了诸多市场的运行机制，提出了著名的“格林沃德-斯蒂格利茨模型”。根据这一模型，他们赫然发现如果没有来自非市场力量的干预，市场通常不能产生帕累托最优的结果，从而引致诸多新古典教科书所没有阐明的市场失灵现象。在这里，格林伍德-斯蒂格利茨模型只是论证了政府干预的必要性，但却没有涉及政府干预的类型，也没有论及产业政策的必要性。1988年，在另一篇论文中，斯蒂格利茨与其合作者论证了在面向外国企业寡头竞争的局面下，传统的“幼稚产业保护论”是成立的，即通过实施以进口保护为主的贸易产业政策，能比自由贸易带来更高的福利水平。
当然，斯蒂格利茨并不会简单地认为市场失灵就意味着政府一定灵。这样的思维谬误，在学术界被称为“功能主义谬误”，是中国政府主导派学者常犯的。斯蒂格利茨在其多部学术作品以及他所撰写的教科书中一再强调，新发现的市场失灵固然对政府干预提出了新的需求，但并不能自动地证明政府干预一定能满足这种需求。对此，必须发展出一整套全新的理论，对政府行为加以分析，从而能够鉴别出哪些政府干预能够有效地矫正市场失灵，而哪些政府干预不仅不能矫正市场失灵，反而会带来政府失灵。其实，斯蒂格利茨的学术发现已经暗藏着这样一个全新的政府理论，只是这一理论的框架和内容都依然模糊不清。可是，自从开始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斯蒂格利茨已经无暇在学术的象牙塔中闭关修炼了，而他的学生和拥簇们也未能发现这一尚未完成的藏宝图。
信息经济学的新假设无疑比新古典模型更加贴近经济生活的现实，因此其理论进展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成为当今经济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日裔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等人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将信息经济学的新贡献引入到政府主导型发展的研究之中。在世界银行的资助下，青木昌彦等汇聚了一批学者，对有争议的世行报告《东亚奇迹》所提出的问题重新进行深入的研究。他们围绕着信息经济学所揭橥的新市场失灵，尤其是在产业发展中资源配置的协调失灵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索。1996年，青木昌彦领衔编辑的论文集《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出版了，而他本人在导言中提出了“市场增进型政府”（market-enhancing government）的新概念，强调政府必须以增进市场机制的方式来干预市场，从而为有效的政府积极干预主义或有为政府的理论提供了全新的分析框架。
这一新概念与奥尔森的“市场强化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t）概念，只有一字之差，真可谓异曲同工。奥尔森于1998年2月英年早逝，他被经济学界广泛视为最应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却英年早逝而未享殊荣的悲催者之一。“市场强化型政府”是他在尚未发表的手稿中提出的新构想。他的遗作《权力与繁荣》在2000年出版。
所有这些，预示着奥尔森临终前所提出的“市场增强型政府”的想法，开始在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找到了新的理论基础。如果能超越国家与市场的二元对立，那么奥尔森的国家兴衰之谜和诺思关于国家的困惑，就会有全新的解答。也只有在信息不充分和信息不对称的假设之上对政府行为进行深入细致的新研究，以政府干预为研究对象的公共经济学以及关于发展型国家的理论才能有全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