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秘籍：发明一个“错误的”理论
□顾昕/文
要想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你必须发明一个“错误的”理论。
这句话可谓胡说八道，惊世骇俗。这不是笔者说的，而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所言。
百姓也无戏言，让笔者给出这段话的出处。2009年，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了六卷本的斯蒂格利茨文集，在第一卷中有林毅夫作序，其中说了一个故事：林毅夫上世纪8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读书时，其老师和同学（其中一大批已是或即将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大多认定斯蒂格利茨早晚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来，林毅夫在一次会议上问斯蒂格利茨为什么还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斯蒂格利茨戏言说，一个经济学家只有在他的理论被证明是错误的时候，才会获得这个奖。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了三位金融经济学家，即尤金-法玛（Eugene F. Fama）、拉斯-汉森（Lars Peter Hansen）和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在中文财经世界中引起了一番议论。议论的中心是对法玛获奖的吐槽，因为他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
“有效市场力量”并不有效
法玛何许人也？凡是学过金融经济学者无人不知其大名，因为所有这门学科的学生必定会在任何这门学科的教科书中多次看到他的名字。法玛被公认为现代金融经济学理论的奠基者之一，而除了经济学理论之外，其他学科貌似对金融研究的贡献不大（如果有贡献的话）。很多年来，颇有一些金融学学者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却独漏法玛，令人难免狐疑颁奖者搞不清金融学的兵器谱。
与此同时，法玛还是芝加哥学派现任掌门人，他在公司财务理论中也有重要贡献。在经济学的世界，芝加哥大学的江湖地位相当于少林寺在金庸武林世界中的地位，这是众所周知的。
作为芝加哥学派的带头大哥，法玛的首要学术贡献是在1965年－1975年间发展了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依照他的“有效市场模型”，尽管存在着所谓“随机游走”现象，但资本市场（尤其是股票市场）从长期来看可以实现帕累托效率，即股票、债券和其他证券的价格能够充分反映与之有关的信息。这一模型实际上就是新古典充分竞争市场模型的金融版。
然而，如果对照现实，法玛的“有效市场模型”几乎完全是错误的。现实世界中的资本市场，证券价格与价值不相吻合的情形比比皆是，价值投资的理念绝对是曲高和寡。
在这个世界中，不仅存在着“随机游走”，而且还时常存在着“非理性的狂飙”和“高台跳水”。“有效市场理论”怎么看都不有效。从事投资的人士如果按照法玛模型来行事，大多半会输得很惨，即便连秉承价值投资理念的巴菲特也对法玛模型不以为然。为此，新浪还刊登了一位投资公司经理撰写的博文，称“诺贝尔经济学奖可以休矣”。
斯蒂格利茨和席勒超越了法玛
不仅同现实情况不符，而且法玛理论在理论上都遭遇到经济学新锐高手的诸多挑战。在诸多少年剑客当中，就有斯蒂格利茨和席勒。斯蒂格利茨与格罗斯曼在1980年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模型，证明法玛的“有效市场”只是在证券发行方与证券购买者之间信息完全对称的情况下才成立。这说明，法玛模型建立在一大堆假设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假设是不接地气的。
少年席勒曾经与少年萨默斯（就是前些时候主动退出美联储主席提名的那位）共同证明了法玛模型对于股票市场长期表现的解释力。但可惜，他们的模型未能处理好大萧条期间的数据。后来，席勒在行为经济学的基础上，在法玛模型中引入了许多经过心理学实验筛选出来的假设，例如诸如“羊群心理”的诸多“动物精神”，提出了很多新的资本市场模型，能够“更有效地”解释现实世界中证券价格和房地产价格的变化，甚至能够预见到泡沫的不断膨胀。
值得一提的是，行为经济学的开山祖师爷们，包括信息经济学家阿克洛夫、心理学家卡尼曼、博弈论专家谢林和宏观经济学家戴蒙德，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席勒依靠行为经济学的功底在金融学领域闯出一片天地，让资本市场模型更接地气。正是有了这样的武学修为，席勒还准确地预言了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
然而，尽管法玛理论不断被少年剑客和青年才俊们超越，但是其大部分已经变成了挑战者的内功心法。实际上，自然科学也好，社会科学也好，最为基础性的理论模型一定是假设众多而且只能解释一部分现实世界，而科学理论发展的奥妙就在于碰到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的现象（被称为“反常”）时，通过修改原来的一些假设来重构理论。倘若原有理论的绝大多数假设或者说最为核心的假设遭到了修改，那么就会出现科学革命。
当然，科学革命不经常发生，也就如爱因斯坦和波尔这样的物理学家偶尔为之。经济学中则需要哈耶克、米塞斯、凯恩斯、熊彼特、科斯和诺斯这样的大思想家。
法玛的理论模型在遭遇现实世界的检验时，不断出现“反常”，也不断被修改和超越，这正是西方经济学以科学的方式不断进步的表现。表面上看起来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法玛模型为后来的进步（不知道是否以后会有革命）奠定了基础，因此法玛本人照样能在西方科学界站稳大宗师的地位。
有些中国学者宣称法玛与席勒分别提出了资本市场有效和不有效的两个极端理论，因此是学术对手，而诺贝尔颁奖委员会这一次又是在搞调和、玩中庸、和稀泥等等。这种判断不完全准确。1974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哈耶克和缪达尔当真是意识形态上的死对头，缪达尔甚至在颁奖仪式中拒绝与哈耶克握手。但笔者相信，席勒绝对会对法玛崇敬有加。
最后，回到斯蒂格利茨。年仅58岁的他在2001年就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2005年，林毅夫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再遇斯蒂格利茨，问他既然已经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是否已经被证明“错误了”。斯蒂格利茨如何戏答此问，林毅夫未加报道。但是，在斯蒂格利茨所发展的信息经济学中，他把作为市场参与者的政府假设为拥有信息优势的行动者，从而成就了新凯恩斯主义的大学问。
在今天看来，尤其是在中国的大背景下来看，这一假设大有放松甚至全盘更改的余地。如果哪一位少年中国经济学家在这一领域练就绝世武功，并开山立派，最终证明信息经济学的“错误”，那么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桂冠定会飘落神州。
如果中国学人始终纠缠于理论能不能解释现实，并认定凡是不能解释现实（尤其是中国现实）的理论就毫无用处，那么他们就永远不能理解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什么东西。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经济学理论优异奖，不是理财优异奖。
作者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