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球范围看，更多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都是在19世纪、20世纪才出现的。这跟现代技术、跟现代金融技术有关系
现代技术催生民主法治
陈志武
非常感谢《经济观察报》给我这么好的发言机会，这大概是我第四年参加观察家年会。以前我们说的比较多的是市场可以做的应该留给市场做，其实我觉得要做一个简单的调整。很多事是市场可能做不太好、政府也做不好的，那这些事到底留给谁来做？我觉得，只要政府不能做或做不好的都应该留给市场做，因为政府能做好的实际上非常有限，其他的都要留给市场。按照这个思路，实际上可以给市场更大的空间。
十八大之后，我们非常清楚，新领导班子和中国在未来十几年、二十几年面对的挑战跟过去三十几年面对的挑战区别非常大，今后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民主法治、更需要基于宪政的权力制衡体系。到底怎么样理解这些挑战和这种对民主法治的需要？我还是想通过老家湖南茶陵作为起点来进行讨论。
茶陵在20世纪中期之前，基本上没有交通，所以茶陵那时很穷。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正因为以前没有铁路、没有公路，也没有现代金融机构，所以茶陵老百姓的利益在天高皇帝远和交通运输不发达的双重帮助之下被保护的很好，官权力再大、再不受制约也没法掠夺走茶陵老百姓的东西和财产。
而今天这个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湖南省范围内现在有7条高速公路从南到北，9条高速公路从东到西。同时，湖南省范围之内，有9条铁路干线，包括我的老家茶陵至少有2条铁路线路过。当然，这些高速公路和铁路确确实实给那些乡亲带来一些新的发展机会，这是好的一面。但是，不好的一面在哪里呢？就是官员们想要调动任何他们喜欢的茶陵的东西，都不需要费什么力，就能轻松调走，有铁路又有高速公路，可以把任何想要的东西运走。茶陵老百姓的民脂民膏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我看到这样一些总体数据，就是目前全国范围内把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的运输总量加在一起，2012年全国范围的货运量将会超过350亿吨，按照13亿人口来算，一年的人均货运量达到26吨的水平。当然，我们可以说这恰恰说明中国经济现在是非常的现代，方方面面跨地区的物流都大大增加了。可是，有了这些高强度、大规模的运输容量运输能力，如果同时行政权力不受制约，那么，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所可能对民间财富产生的威胁，或者说政府能够侵犯民间财富的能力和程度也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无法比的。所以，现代交通运输工具和网络带来的结果，也使权力掠夺民间财富的能力达到空前的高度。这些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也必须从制度、从宪政权力制衡上做出调整。
这个话怎么说呢？稍微了解历史的都知道，晚清铁路出现之前，京杭大运河是中国最主要的帮助朝廷从各地运输粮食还有其他贵重东西到北京的手段。但运河到底能掠夺多少民间权益和财富呢？大运河全长1794公里，最早从春秋战国开始修建，在近2000多年历史上，为朝廷征收民间财富。运河最鼎盛时候，每年到北京的朝运船只数大概为2万只。这是什么概念？如果当时的船每艘可运5吨货物，那么全年总流量也就是10万吨这样的水平，跟现在几百亿吨完全是没有办法比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能只看到现代技术给经济、运输、交易成本带来的方方面面积极影响，如果宪政制度不相应的跟上来，民主法治对权力的制约不跟上来，那么，老百姓利益受到的挑战和威胁是史无前例的。如果没有现代民主法治，不受制约的政府权力就会威胁太多的民间利益。
第二个要重点强调的变化就是金融技术。中国的第一个现代银行即中国通商银行是1897年成立的。在那之前，比如在乾隆中期，全国大概有2万家钱庄、典当行，但是这2万家和其他金融机构，都没有构成跨地区的网络，都没受制于中央集权，所以，权力不能完全控制他们。这样一来，像我老家茶陵，当地的钱庄吸收过来的存款和金融资产全部都投放在本地，而不是像现在，全国的商业银行可以在全国各个地方吸收存款，但是投放决定权首先是控制在北京，其次在各地分行，等等。
实际上到18世纪末期、19世纪上半期时，票号在全国范围内有一定的联网，据估算，光绪前期，票号的总号和分号数在全国范围之内大概有400家。我们不妨假设每一家票号总号和分号有10万两银子的资产——当时这是非常大的资产了，也就是在全国范围之内，连成网的票号体系最多控制4000万两银子这么多的金融资产。按照当时北京一般工匠一年大概赚20两银子算，那时候全国票号与金融体系控制的金融资源大概是一个什么规模呢？是相当于200万个城镇工人一年的收入。也就是说，那时候不管是光绪皇帝，还是其他皇帝，权力再怎么失控，顶多可以把200万人的年收入乱花、乱调配，其权力失控带来的公害也就这么多。
这个数字跟今天全国金融体系所控制的资源，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概念。最近看到，全国主要商业银行总共控制了90多万亿的储蓄存款。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如果城镇居民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5万元作为一个基数，那么这90多万亿存款金融资源，相当于36亿城镇居民今年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当然，我们没有36亿城镇居民，也许只有6亿，这恰恰说明，现在的金融体系所控制的资源规模，在数量级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角度，我们看到全国金融机构的一体化，特别是这些银行的信贷也要受国务院、发改委统一的调配以后，权力稍微一失控，给社会带来的损失都会高得史无前例！
作为制度设计的思考者，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万一这些权力被滥用时要怎么办？在可以影响到的资产规模相当于36亿城镇居民或100多亿农民一年收入的时候，这个潜在的伤害和危害跟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所以，这里我们思考未来社会挑战的时候，不能只看到现代金融体系带来的好处，而是必须看到权力一旦失控、被滥用时，可能构成的伤害是什么样的数量级。
第三，现在改革不能再推迟的原因跟财政税收规模、财政规模有关系，刚才几位教授说的比较多，我这里不多说了。但是，重点跟大家提一个观点，预算内的财政税收和预算外的财政收入加在一起，政府至少有15万亿可以花的钱，这跟乾隆时期的财政税收，一年4900万两银子相比数量级上差别非常大。当财政透明度很低的时候，它带来的后果可以以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第四，国家控制的资源按照一个简单的估算，将近占全社会生产资料、生产性财富的60%多。这个钱怎么花？由谁来决定？如何决定？民主法治宪政改革越往后推，积累的问题就越多，难度就越来越大，社会爆炸的可能性也越大。
这里的分析也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除极少数国家外，民主宪政法治的发展都是19世纪、20世纪的时候才有的。也就是很多学者很喜欢说：货币、民主、法治历来都是西方一贯的制度。当然，英国是第一个推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法治的国家，但那也是1689年的事儿。第二个推出宪法的就是美国，大概在1787年。但是，从全球范围看，更多的现代民主法治国家都是在19世纪、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出现的。这是为什么呢？这跟现代技术、跟现代金融技术有关系，工业革命带来现代大规模运输技术和金融技术之后，各个国家也是这样，对权力更必须进行制约和制衡，否则现代技术给社会所可能带来的后患会非常严重。具体要进行哪些宪政改革、体制改革和法治改革，其他几位学者都讲得很多，我就不多说了，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