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仍旧会关注中国金融、经济领域，即使仍旧会执着于中国历史、文化、宗教和金融学的跨领域研究，自己应该也不会彻底在国内某个学术机构或高校“扎根”任职
陈志武：一个金融学家的思想王国
2012-10-22 中国证券报 杨博 陈莹莹
短暂的拨号音响过，电话那边传来陈志武低沉而平和的声音。此时是美国东部时间周日晚上十点，还在周末休息的他与我们进行了又一次越洋交流。
一个月前，陈志武刚刚结束在中国的行程重返美国，这一次他在中国停留了约三个月，期间在北京、上海、哈尔滨、三亚等多个城市往来穿梭。在进行学术调研的同时，也享受着与家人共聚天伦的幸福。
而今，无论是夜里的一通越洋电话，还是一封即时往返的电邮，亦或是美国、中国两地间的往返，对于陈志武来说似乎都已是家常便饭。而在他决定赴美求学的二十六年前，一切还是另一番模样。
1986年暑假，为了联络美国耶鲁大学的招生办公室，陈志武在北京东城区一个发国际电报的地方排了整整一天的队。用他的话说，自己当时“精确地”写下几个字，将电报发往大洋彼岸。这斟酌许久才发出的寥寥数个字，花费了他几乎一个月的工资。
“那个时候中国和其他国家的联系、沟通都是以写信为主，一个来回至少要一个月，更快的方式就是发电报，但每个字都很贵。”谈起那个年代，陈志武感慨道：“那个时候（中国）非常与世隔绝。”
即便到了2000年左右，电话慢慢多起来，打国际长途的费用仍然非常昂贵。陈志武说那个时候中国跟外界的距离从通信的意义上来说非常遥远。然而在过去十年，互联网的兴起、手机的普及，以及新兴联络方式的出现，大大缩短了中国与外界的距离。联系方式的扁平化，促使陈志武更多关注到中国的发展，也注意到中国传统价值体系发生的变化，这引发了他对中国文化与金融发展之间关系的研究兴趣。
一个命题：文化的金融逻辑
还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林展，从2010年开始加入陈志武的科研团队。现在，他和其他助教每周都有三四天泡在位于故宫边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清朝的刑科题本，也就是报送给皇帝的命案材料，从中整理出相关的数据建立数据库，用以研究1600年以来中国的利率和命案率的变化情况。
从古代的一宗宗命案中，寻找与金融市场发展相关的线索，乍一听来这颇有些不着边际。而在林展看来，当初自己加入陈志武的研究团队很大程度上正是被这些“有意思”的内容所吸引。“我在陈老师的一次演讲上了解到了这个研究内容，当时就觉得非常激动。”
这只是陈志武在国内诸多研究项目中的很小一部分。此前，陈志武带领的金融与文化研究团队刚刚在全国11个省市自治区完成了一项调查，40余个大学生助研利用两个月时间收集了1.1万份问卷。调查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与储蓄等金融投资决策之间的关系。用陈志武自己的阐述，就是关于“文化的金融逻辑”。
根据陈志武的计划，这项调查明年将启动第二轮，此后每隔一年进行一次，整个历时将达十年。如此大的样本，如此长的时间跨度，以及如此边缘性的话题，让陈志武的课题研究充满了想象力。
“在二战甚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把很详细的历史资料留存下来。这使得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宏观研究样本数量太少，令只用大的宏观视野做研究的方式，最终从统计意义上得到结论的机会不是太多。”陈志武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大的宏观层面假设放在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像胡适讲的那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目前，这项调查仍在进行中，初步结果显示，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农村地区，生女儿的家庭比生儿子的家庭储蓄率要高；在孝道文化比较强的城市地区，生儿子的家庭储蓄率会偏低，而孝道文化淡的城市地区生儿子的家庭储蓄率会高一些。
中国的孝道文化如何与储蓄率挂钩？陈志武认为，中国这些年储蓄率一直高，一方面是因为金融市场不太发达，未来安排生活保障的工具选择比较少。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是与独生子女政策有关。“独生子女让传统的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的价值体系受到打击。这些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人口流动性大大增加，养儿防老的孝道文化越来越靠不住，这迫使很多做父母的不得不存更多钱，以保障未来。可以说，孝道文化的淡化推动了家庭储蓄率的上升。”
“他（陈志武）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将顶尖的学术研究跟现实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比如从养儿防老这样的话题，延伸到不发展金融市场会影响很多人的生活质量。”谈到陈志武的研究，林展言语间流露着发掘宝藏般的兴奋。
如今，陈志武每年都会利用回国的机会做客清华，与那里的博士生和博士后做交流，讨论研究，听各种各样的报告。“不管质量高不高，他都会坐在那里认真听，认真做指导。”林展说。
不止如此，陈志武还在与清华方面共同筹建一个市场与社会研究中心，期望通过更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利用国际上主流的方法，让学术变得更纯粹，让研究回到最初的目标——为社会创造知识。同时也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推动对青年学生的培养，推动中国的学术气氛和环境的提升。
一种信仰：追寻个体自由
在陈志武看来，没有经济方面的自由和安全，没有对未来的足够的保障，将迫使人们放弃对个人权利的追求，放弃自己的尊严。说到底，有东西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有钱赚，个体才能变得更自由，这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迁也至关重要。
对“个体自由”这个基本命题的关注，成为陈志武诸多研究里的主线。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命题的思考，却并非只是源于学术上的探讨。这个从湖南茶陵走出来的农民的儿子，骨子里就有着与生俱来的对人的尊严的探寻和敬畏。
1985年，还在国防科大读研究生的陈志武经历了人生中一件看似平常却触动心灵的小事。那一年的一个傍晚，陈志武所在的系进行了一次突击检查，看学生有没有穿奇装异服，看学生的头发长不长。系里面将所有的学生都叫到操场上，然后由系里面的政委、系主任还有其他的领导从前到后一个个审查。
“当系主任和政委从我身后走过去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用那种审判的眼光来看我，我的血压迅速攀升，那一瞬间我几乎要用脚踢他，但后来忍住了。他们凭什么用这种眼光来看我？我觉得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我没有办法接受这种侮辱。”至今谈起那段经历，陈志武仍略显激动，“这件事促使我思考，为什么人要活着？人的尊严来自哪里？”
1986年，在出国留学风的吹拂下，陈志武也选择踏上负笈美国的留学之路。怀揣着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和几十美元，他登上去美国的飞机，而这离他走出茶陵农村的山沟沟才不过几年时间。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陆续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不到十年时间，即能成为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即使是欧美经济学家也很难达到这样的高度。
在“落地”美国后的十余年时间里，陈志武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太多关注中国，他将大量的时间和经历放在金融、经济学的纯学术研究上，而且经常在诸如《美国经济评论》等全球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凭借自己擅长的资产定价，陈志武逐渐获得西方学界的认同，并成为一个优秀的数理金融学家。在民生银行工作的老朋友李利明看来，陈志武当年的学术研究是纯理论的数理金融领域。“坦率地说，他研究的东西，已经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金融学，而是高度数理化的数理金融，几乎只有数学家或者理工专业的人才能看得懂那些模型、定量分析。”
正是这段单纯的、安静的求学历程，让陈志武从一个零起点的金融学学生，成长为海外金融经济学圈子里知名度越来越高的经济学家。在2000年欧洲经济与统计高级研究中心（ECARES）发布的一份世界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的排名中，他的名字位居第202位，而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仅有19人来自中国。
一次回归：关注中国金融改革
在陈志武远离家乡的岁月里，中国也经历着深刻的变革。2001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陈志武翻到了一本《财经》杂志。这份在当时因曝出银广夏等一系列内幕交易丑闻而风靡一时的杂志，让陈志武眼前一亮。“从头到尾都在理性地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其理性的程度，让我大吃一惊。”
从此，陈志武开始将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起初他更多关注的是制度问题、社会问题、国家问题，在《新财富》上开设的专栏也以介绍美国证券法案、监管规则等为主。但慢慢地，陈志武的注意力回归到对个体自由和人的尊严的探寻上来。在他看来，无论是产权、法律、新闻自由、社会文化以及个人选择，无论是文化还是制度设计，都应围绕着“人怎么活得更好”这一核心。
“大概是2004年至2005年，我忽然想，美国有非常发达的资本市场，人们有很多金融选择。安排一辈子生活，无非就是找一个更恰当的、不同的金融产品的投资组合。但是在传统的社会，在中国，当这些东西都还不十分发达的时候，人们怎么解决未来的生活？人的尊严，人的命运，是按照一种怎样的金融规则在安排呢？”
也就是2005年，陈志武开始在国内建立研究团队，启动调研项目。如今，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会呆在国内，做学术交流，进行课题调研。而且，他也希望能将自己在东西方经济学界所积累的学术成果，更多地传递给中国金融学界。
“记得有一段时间在武汉帮一个好友给他的学生们讲课，当时正值武汉最热的六七月，而教室里只有一个大吊扇，我几乎每上完一堂课就要出去换一件衣服，因为衣服都湿透了。”说到此，陈志武忍不住哈哈大笑。
作为一名同时研究东西方金融、并取得相当高成就的学者，陈志武总是会被要求比较中、美经济金融发展的差异。陈志武也总是颇为无奈地表示，很难有一个绝对比较。“从制度环境、社会变迁的角度来看，中国现在的经济和100年前的美国经济很相似。但100年前的美国金融市场没有互联网、没有信息手段等，而今天的中国金融市场却能够享受这些便利，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经济金融没有落后那么多。”
作为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经济学教授的陈志武是资产定价理论研究的高手，而陈志武也知道，研究中国当前的经济、金融问题，除了要有深厚的金融理论功底外，还需要从文化、制度、历史等方面来理解中国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
变化中的中国金融给了陈志武越来越广阔的视野、越来越深刻的理解。在陈志武看来，目前中国的金融改革面临的阻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当前国有企业仍是既得利益群体。“过去这么多年，我们通过国家监管机构，人为地制定利率水平，包括存款利率、贷款利率等，使国有企业能以尽可能低的成本获得贷款。而现在利率市场化改革，对民营企业是非常好的，但对国有企业却非常不利了。”
另一方面，还是在于决策层能否有彻底改革的决心。“有人说一旦把利率放开、特别是允许民间借贷进入金融系统以后，会有更多的民营资本家在逐利的冲动下放越来越多的高利贷、有更多的剥削等，在我看来这种想法是根本错误的。”
即便如此，陈志武还是坚信，未来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打破国有银行垄断性等在内的中国金融改革一定会实现。“因为这些非市场化的利率、汇率和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都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所造成的，所以如果决策层有这样的愿望去纠正去改革，应该说成功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老友李利明第一次见到陈志武是在2001年，“那时正是陈老师开始致力于研究中国金融改革等问题的开始。”
李利明说，自从将研究重点回归到中国金融领域，陈志武每天花费的工作时间几乎是做数理金融研究时的两倍。“而这样的努力终究是有回报的，他的很多金融改革方面的观点，比如金融监管、资本市场改革等方面，无论是在国内学界还是政界都有较大的影响力。”李利明说，陈志武的观点并不是“快速救心药”，而是导向型、渐进式的，国内许多省部级高官也是陈志武的忠实读者，并对其观点颇为认同。
一个慈父：女儿是幸运的礼物
“人生就是各种随机事件的组合。”在陈志武看来，自己的人生很随机、很自由，没有任何人给自己制定计划，自己也没有计划，所有的变动都是兴趣使然。他说，自己比较相信非受控制的人生和社会，这样反而能活得更好、更自然。
当然，人生的某些必然也给了陈志武太多惊喜。“女儿一定是我这辈子最幸运、最好的礼物。”每次和旁人谈起两个女儿，骄傲和幸福总是洋溢在他的脸上。两个女儿由于没有在中国出生长大，对许多中国文化、历史难以理解，常常质疑陈志武回国调研、考察的动机和行为。而陈志武却不会以传统中国式的教育方式，强迫女儿们去认同甚至改变。
“或许和我自己对于私人空间、个人自由的推崇有关系，我尊重女儿们，尊重其他学者，甚至包括我的对手，因为我也希望他们给予我同样的尊重和自由。”陈志武坦言自己仍有一些传统的中国思想，但是在教育理念、治学理念上都更认同西方的观点。
老友李利明总是劝说陈志武，尽量减少一点工作时间，给女儿更多的管教和关爱。陈志武的确这么做了，但是不同于一般的中国家长的“家长式”约束。陈志武总是觉得，既然很幸运地拥有了两个女儿，就一定要给予她们最好的关爱、最完整的尊重。“从道德和伦理上来说，父母可以选择要不要孩子，但是子女却不能选择自己的父母。”他说，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最大的差别在于，中国人强调子女对于父母的责任和赡养义务，而西方社会则更多地强调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和义务。
多年前陈志武曾给两个女儿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他提到，“你们一生幸福是我们最大的愿望和指望，长大以后你们做任何事情都应以是否让自己幸福为标准。”
“我很幸运，自己和太太可以有足够高的收入、有较好的金融投资品选择，未来对于女儿们可以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要求。”陈志武说，自己和太太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等自己真正老去，要么雇人照顾，要么去养老院。总之，作为父母的他们，一定会在经济上做好各种安排，不会成为女儿们的负担。
陈志武说，自己如此安排，并不是担心女儿们不孝顺，而是太爱自己的女儿们，太珍惜这份“幸运的礼物”。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告诉女儿们，等到她们长大成家后，也教育自己的子女这样做，要一代代实现自己在经济上的独立、自立，维护自己的尊严。“说白了，我不想看到孩子们把生子养女看成是一种利益需要、把子女当成养老避险的工具，在自己选择怀孕、生孩子之前，你必须问自己：是不是因为热爱小孩、热爱生命才怀子育女？”
这几年，每年暑假，陈志武和太太都会带着两个女儿在中国内地待上一两个月，在做学术研究的同时带着全家人四处旅行、感受中国文化。“按照美国法律，等到明年，我的小女儿就可以自己单独过暑假了，或许她就不会再和我回国休假。当然，这是她的选择，我尊重她。”虽然陈志武也偶尔会向朋友们抱怨青春期的小女儿让自己颇感头痛，但是他仍旧是以一个慈父、一个朋友的心态去关心女儿的成长。
在陈志武看来，教育子女也好，学术研究也罢，给对方更多的空间去学习去思考，或许对方才能真正了解自己，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想法和观点着实不可取。
从赴美留学算起，陈志武已经远离中国大陆近三十年。而三十年的时间，陈志武经历了求学就业、功成名就等在自己看来是“随机事件”的人生轨迹。或许很多人甚至自己的女儿很难体会陈志武走到今日的艰辛和付出，但，陈志武仍旧对今天自己拥有的一切心存感激。
谈及自己未来会否完全回到中国大陆，继续自己的工作和研究，陈志武坦言，“离开时间太久了，对于国内很多人际关系、学术环境等都不是那么熟悉了。”即使仍旧会关注中国金融、经济领域，即使仍旧会执着于中国历史、文化、宗教和金融学的跨领域研究，自己应该也不会彻底在国内某个学术机构或高校“扎根”任职。
或许，这就是所谓的“近乡情怯”吧！
履 历
陈志武 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教授，清华大学访问教授。
1983年获中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士，1986年获国防科技大学硕士学位，1990年获耶鲁大学金融经济学博士学位。
曾参与创办Zebra Capital Management基金管理公司并在2001至2011年间为其两位合伙人之一。1998年参与创办了ValuEngine公司。
主要研究和教学领域：金融经济学、金融社会学、制度与市场监管、资本市场、资产定价和投资管理、金融与文化、金融经济史等。最近十几年，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发展和其它新兴资本市场问题。
2012年全球咨询公司Burson-Marsteller在其“G20 Influencers' report”（G20国家最具影响力人物报告）中将其列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人”之一。2006年Wall Street Wire将其列为中国十位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之一。
获得美国默顿·米勒研究奖、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等多项奖励。2009年著作《金融的逻辑》获得过23项最佳年度图书奖。
“在二战甚至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大多数国家都没有把很详细的历史资料留存下来。这使得以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宏观研究样本数量太少，令只用大的宏观视野做研究的方式，最终从统计意义上得到结论的机会不是太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大的宏观层面假设放在微观层面进行研究。像胡适讲的那样，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没有经济方面的自由和安全，没有对未来的足够的保障，将迫使人们放弃对个人权利的追求，放弃自己的尊严。说到底，有东西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有钱赚，个体才能变得更自由，这对于整个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迁也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