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进行合理监管，要增加透明度，增加信息披露，做到阳光下的监管，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在微观层面，这个也要审批，那个也要审批
陈志武：国企扮演经济主角将使权力更加猖狂
（搜狐财经讯：刘宇翔 4月1日-3日，博鳌亚洲论坛2012年年会在海南博鳌举行，主题为：“变革世界中的亚洲：迈向健康与可持续发展”。 搜狐财经在博鳌现场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不要让40岁以下的人做官
搜狐财经：近年来关于上调退休年龄的呼声不断，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志武：其实退休年龄在美国不是一个问题。在美国，不管是政府、企业还是大学，都是根据自愿，想什么时候退休就什么时候退休。我在耶鲁有同事80多岁了还没有退休，如果大学逼他们退休的话，他们会去起诉学校说是年龄歧视。对于政府官员，他们恋权咋办呢？是靠民主选举把他们换掉，而不是他们愿不愿意退休。这解决了一部分人赖着权、恋着权不退的问题。
前段时间在法国，有些人要求提高退休年龄而上街游行，但这个主要是针对公务员和政府企业的雇员。对于私营企业，没有退休年龄上限问题。
其实在中国也是这样。中国私营企业，要是你不愿意退休，甚至从政府部门以公务员或官员身份退休后，自己还可以创办企业，你自己企业的人什么时候退休，其他人管不着。
所以，一方面，如果退休年龄上调，公务员在位时间更长，会给年轻人的上升通道增加障碍；但从另一方面，这么多人60岁被强行退下去，他们还身强力壮，思维很活跃，人力资本还很旺盛的时候就被强令退休，这不仅仅残忍，也是社会资源的浪费。
搜狐财经：在您看来，上调退休年龄是否有助于解决中国现在的用工荒问题？
陈志武：我相信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很多经济学家和专家都在担忧中国老龄化问题，以后老年人越来越多，每个身强力壮的劳动者需要支持的人数会上升很多，完全可以把太早退休的人留下，间接增加劳动力供应。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不排除在适当时候把退休年龄上调，尤其是考虑到人均寿命在过去的50年上升了这么多。退休年龄上调，也可以说是与时俱进的一种表现吧。虽然退休年龄不一定立刻上调，但未来几年可以往这方面去考虑。现在就业挑战还是非常大的问题，中国劳动力的供应还是非常多的。至少目前来看还是。
除了上调退休年龄，读书时间也可以考虑延长。在中国，过去家长都喜欢让子女跳级，尽快完成学习，走出学校，走入社会去工作。其实这些父母不应该这么做。现在回过头看，一个人一辈子可以工作的时间多的是，因为寿命延长了这么多，完全没有必要跳级呀什么的，尤其是像少年班这样的，都应该废除。
搜狐财经：您在论坛发言时曾说，最好不要让40岁以下的人做官。这句话应该如何理解？
陈志武：我当时是半开玩笑的，但如果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至少在退休年龄上调的同时，做官的年龄也有一个下限，这样可避免太多人掌权当官太久，从而产生恋权心理。
对社会来说，最好的局面是一个人做官掌权之前，先在企业界、商界干些年头，积累一些经验，知道什么叫效率、如何减少成本、如何决策、做决策的时候会面临哪些方面的困惑，这样让他们对真实的社会有更多了解，然后再进入体制里去做官。一辈子只在体制里工作的人，不容易体会真实社会。
美国有很多人都是这样。一般的大学里都没有什么公共管理学院，只有商学院。因为在美国社会看来，你首先要知道怎么管理一个企业、首先要经商，然后你才有成本意识、效率意识，然后你再竞选去政府里做官，这样你至少有了效率意识和关注成本的意识，进入政府做官，也不会增加一些不当的开支，从而造成浪费并导致权力的无限扩展。
国企的存在让权力更加猖狂
搜狐财经：2月底，世界银行在《2030年的中国》报告中，对国有企业改革提出了一些建设性意见。与此同时，国企私有化的呼声日益高涨。您认为，是不是一定要等到监督机制完善以后再推进国企私有化呢？
陈志武：没这个必要，因为这本身就是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只要国有企业还继续是中国经济的主体，就不太可能让国有经济体系出现非常完善的市场化管理体系。世界银行的报告里谈到了要加快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但问题是，只要国有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就不可能完全市场化。你想让国有企业完全按市场化的方式去经营，首要的前提就是让国有企业民营化，变成非国营企业，只有那样才可能让国企真正的市场化。
搜狐财经：很多人担心国企私有化会导致内部人廉价购买。您认为这个问题有比较好的解决方案吗？
陈志武：不一定非得这样。我一直有一个建议，就是成立一个全国性的国民权益基金，把国有企业的股权和国有资产，除了转移一部分到社保体系以外，其他的都注入到国民权益基金里，然后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十三亿多中国公民手上。这样一来，国有企业就不需要卖给谁，也不会出现管理层收购弊端。如果国民权益基金管理公司认为有些企业应该卖掉，完全可以通过公司治理的安排去做这样的事，而不是像原来那样通过管理层并购来实现国有企业民营化、私有化的转型。那样做是不应该的，也因此造成了很多暗箱操作。
从根本上讲，只要国有企业还大量存在，还在中国经济里面唱主角，包括监管和相应的法治建设也没办法真正发展。一旦面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和私人之间的法律诉讼，法院不可能平等对待。所以，国有经济是不是继续存在、国有企业是不是继续唱主角，不仅是经济效率损失的问题，不仅是银行烂账问题，不仅是中国很多资源错误配置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监管没办法健全，法治也没办法发展，因为只要国企、民企、私人、个人在法律面前不能平等，就已经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法治的核心原则。只要有国有企业的存在，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会变得非常艰难，因为国有企业给那些掌权者提供了太多完全由他们控制的资源、财富和收入，让权力变得更加猖狂，更加傲慢。
民间金融需要阳光化监管
搜狐财经：您怎么看待民间金融和民间借贷？
陈志武：肯定是要放开，早就该放开了。我很高兴看到，从王岐山副总理到其他的监管部门官员，都基本上认同了推动民间金融、允许民间金融有更大发展空间。
搜狐财经：那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防止民间信贷再次变成投机潮？
陈志武：最关键的是监管部门不要去封杀民间金融，更多的是要侧重监管。这并不意味着加强监管，而是要进行合理监管，要增加透明度，增加信息披露，做到阳光下的监管，这是最核心的问题，而不是像原来那样在微观层面，这个也要审批，那个也要审批，其结果只会使得腐败更加盛行，同时金融市场上交易的金融品种（包括股票），也不见得会好到哪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