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自杀悲剧的背后：从嘉陵江到富士康
2011年04月16日 经济观察报
秦晖
“农民工”自杀悲剧的背后
一年多以前发生的富士康十余名员工连续自杀的悲剧曾经震动了社会。当时富士康这个事发企业顺理成章地成了社会舆论漩涡的中心，人们纷纷谴责它是万恶的血汗工厂，其不人道的管理和待遇导致了惨剧的发生。也有人为之辩护说富士康贡献很大，甚至“没有富士康就没有新中国”，它的员工待遇也不错，想进还进不去呢，连续自杀事件主要怪员工心理素质有问题云云。
一年多过去，事件的冲击已渐平息。富士康不仅重新站住了脚，而且被多个内地城市延揽。有的官员还拍胸脯说，我们帮你管宿舍管工人，再有自杀就不是你的责任等等。而时间的沉淀也使人得以超越新闻事件的冲击，去考察事件背后的更深层原因。
笔者曾指出(见“‘血汗工厂’辨析”一文，经济观察报2010年3月8日)，按国际劳工界的标准和“血汗工厂”这一名词19世纪在美国出现时的所指，我国的大量企业确实是血汗工厂。但是血汗工厂就会导致密集自杀吗？这逻辑也太简单了点。如果按我国的一般现实状况看，富士康应该不是最差的，不要说内地曾经臭名昭著的“奴隶砖窑”、“夺命矿井”这类恶例，就是同在深圳，比富士康的劳工待遇更差的企业也不难找。
而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延伸视线，就会发现“农民工”密集自杀现象并不始于富士康。其实20多年来一直有这类现象。例如农业部前司长郭书田先生在他多年前的著作中曾引证过一封1988年的读者来信，信中说：
“我在四川省南部县工作，南部县城位于嘉陵江边。有时我在江边看到一具具女尸。听人指点说：‘这具女尸是绸厂的’、‘这具女尸是织布厂的’、‘这具女尸是丝厂的’、‘这具……’。后来我了解到，她们中的一些人是近年进入城市做民工的农村姑娘。因为没有城镇户口，往往很难与市民男青年结婚，她们又不愿回到农村和农民结婚。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巨大的社会与心理压力下，选择了含恨嘉陵江的道路。”(郭书田、刘纯彬著：《失衡的中国——城市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73－74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20多年后发生在富士康的密集自杀是否与嘉陵江上的这些惨剧属同类现象呢？1980年代尚未发生国企产权改革，四川农民工受雇的这些纺织企业都还是国营的“社会主义企业”，和通常认为“资本主义”特有的血汗工厂好像不是一回事。但富士康事件时曾有材料说，富士康自杀员工中有若干人是因“个人感情”问题而轻生的。这样说也许是意在摆脱富士康的责任。但是正如20多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一样，在这些“个人感情”问题背后是严重的社会背景：“农民工”无法融入城市社会又不可能退回农村的困境。
“高福利”的宿舍与“无福利”的城中村
为何条件恶劣得多的山西“夺命煤窑”没有发生劳工密集自杀？因为那里没有融入问题。山西矿区并非移民目标地，在那里下井采煤的主要是来自中西部贫困地区的成年“农民工”，其中“新生代”较少，他们本来就没有融入当地社会的期望，只是想打几年工挣点卖命钱回家。但20年前的嘉陵江和20年后的富士康就不同，那些不幸的年轻人已经无法接受耗尽青春后回乡终老的命运，但城市又不接纳他们。这种“中国特色”的命运不是西方过去的“血汗工厂”工人所曾经历的。所以富士康虽然是血汗工厂，但“富士康事件”却并非单纯的劳工权利问题，正如南非的“流动劳工”问题也并非西方式的血汗工厂劳工问题一样。
富士康的员工主要是“第二代农民工”，他们没有务农经历，乡村认同感也在迅速消失，而他们身处的深圳又是中国最富裕、最新潮的大都市，作为中国城市中的新星并号称是移民的机会之乡。但是他们似乎走不出封闭厂区中的“集体宿舍”，实际上也就不可能成为厂区墙外那个城市社会的一员。墙内的灰暗生活与墙外的繁华市容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不可能在中国房价最贵的深圳买商品房，深圳也不会给他们福利房，他们也不能搭建棚户、低门槛地融入城市，租住城中村的廉租私屋也时时面临被“清理”、被“不补偿不安置”地驱逐的命运。他们如何安家？生活的目标是什么？前途何在？人生的意义又在哪里？这是富士康提高一点工资可以解决的吗？长此以往能不滋生绝望？严重“个人感情问题”的发生概率能不蹿升？
显然，富士康事件表明，“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问题已经迫切。在住房问题上“既无福利又无自由”的“流动劳工”制度也不能再持续下去。“流动劳工”家居化的趋势难以回避，这就要求“或者给自由，或者给福利，最好两个都给，但不能两者都不给”。
富士康事件发生后，“宿舍问题”一度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当时一些前往调查采访的港台学生都提到：他们所见的无论政府官员，还是富士康管理层，都认为富士康给工人盖的集体宿舍建筑质量与生活条件都不错，而且还被认为是富士康工人“福利高”的表现。然而，这“高福利”的宿舍区这次却因成为密集自杀的渊薮而受到舆论的指责，那些官员与管理层觉得很委屈。他们提到将来的一个设想，就是不再建设这种集体宿舍，而改用给工人发放房租补贴的方式，让工人自己在厂区附近租房住。
另一方面，拥有20万员工的富士康厂区周边现今就为“城中村”所包围，这些城中村都以富士康员工为主要招租对象，而当时富士康的员工中据说已有近四成“为了自由而到外面租房子”，基本上就是在这些城中村中做租户。在官员与富士康管理层看来，这些城中村条件都很差，远远赶不上“高福利”的富士康集体宿舍。而且这些因地处深圳“关外”才保留至今的城中村也陆续面临“改造”，到时租住其中的员工难免又会被“不补偿不安置”地赶走。那么，他们为何不愿住在“高福利”的集体宿舍里，而愿意住在贫民窟般的城中村，还要冒着随时被驱逐的风险？
道理很简单：他们要成家嘛。笔者曾经提到南非当年过渡期黑人劳工中的一种现象：贫民区里的安家劳工看不起集体宿舍里的单身劳工，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别的且不说，过着家庭生活的劳工尽管是在贫民区里，比集体宿舍里的单身劳工的自杀率还是要低得多。当年的南非是如此，中国会有所不同吗？
但是一些官员对此却有另一种思路，他们认为“高福利”宿舍区还自杀频发的原因是“管理”还不够严，他们的建议是由政府代替资本家来管理宿舍，以中国特色的方式来解决员工自杀问题。不过富士康这个台资企业在台湾并没有出现密集自杀现象，而我们从20年前的嘉陵江到今天的富士康，这种现象已经延续了多年，其中原因到底是“中国特色”太少了呢，还是这一特色太多了？
从歧视“农民”、歧视“外地人”到歧视贫民
然而20年前嘉陵江上的惨剧与现今的富士康事件到底还是有些背景的不同。当年农民工跨省流动大潮未兴，嘉陵江畔那些纺织企业的打工妹基本上都来自附近农村，她们的悲剧根源就在于那一纸“农村户口”。可是今天富士康周边地区的“农村户口”居民却截然不同，他们不仅不用去打工，还依靠土地升值，成了向打工者收租的房主。尽管在如今的城中村改造中他们与拆迁当局还可能会有利益博弈，还可能成为强制行为的对象，但与他们的租户相比，已经不能说还是“弱势群体”了。因为土地，他们的“农村户口”甚至往往成为令人羡慕的东西。深圳辖区内现在已经强制取消了农村户口这一名目，“村改居”、“乡改镇”而后又“镇改街”，所有户籍居民都已“市民化”，但“被市民”的人们并没有感觉到好处。事实上，在发达地区与一些“一线城市”里依靠“外来打工者”的辛劳，“本地人”中已经基本消除了“城乡差别”，甚至在前“农民”并不争取的情况下取消了户口的类别之差。当年城郊打工妹仅仅因为“农村户口”就“含恨嘉陵江”的现象已经不复见了。
而今天的打工者身份定位主要已不是他有无“城市户口”，而是他有无“当地户口”。原籍外地城市的打工者并不比本地“农民”更强势。而“外来打工者”的处境众所周知。在强制收容时代，街头随意盘查打工者“三证”、无证就抓走的现象，是很平常的都市景观。于是有了苏萍，有了程树良、黄秋香、张正海、朴永根等等一桩又一桩惨案，有了“604次列车上跳车逃跑摔死的女民工”和宝安区囚车上“下饺子似的一个个摔下”死伤的“外地人”等不知名的冤魂。“收容”之网越撒越大，从流浪乞讨、卖淫嫖娼而“三无人员”，从农民工而大学生，从“盲流”而“非法上访者”，直到2003年大学毕业而且有正式工作的孙志刚也死于“收容”之祸，以致酿成群情激愤，上达天听。这次事件引起的不满导致“收容恶法”被废除，这无疑是中国人权方面的一个进步。
可是废除后的这几年，人们仍然不时听到类似的弱势者在城里遭遇权力暴力的事。尤其是2009年，培训教材《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关于“城管”抓小贩时出手要狠，“不能轻易放过”，要干得“干净利落”，“将所有力量全部使用上”，做到“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的说法在网上披露后，引起舆情哗然。
但人们也注意到：尽管权力暴力的受害者现在与过去其实是类似的一个群体，暴力的理由却有了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暴力收容多以检查居民证件的名义：改革前就叫“查户口”(那时连“暂住证”都还没有，农民因事进城都要一事一开“证明”，否则就有作为“盲流”被抓的危险)，改革后允许非本地户籍者持证“打工”了，就叫“查三证”(通常指暂住证、务工证和计划生育证)，两者都可以说是直接与“户籍”有关。而现在的“城管”、“拆违”暴力则以维护“市容”和秩序为名，以“无证摊贩”和贫民窟(我们叫“违章建筑”)为对象，可以说与“户口”本身并没有直接关系。
身份性歧视和制度性排斥仍是一大特色
可是大家都知道，暴力的对象基本上还是那些人。因为在中国当下的8亿“农民”中，身处大都市附近、能分享级差地利的人毕竟份额很小，而中国如今的一亿多(有人说超过两亿)“流动劳工”中，原籍外地城市的与原籍农村的相比也是极少数。同时这些人中富有的“投资移民”少，绝大多数还是穷人。而本地户籍的穷人不但少，而且与这些外来穷人相比仍然有某些特权(如以后提到的“棚户居住权”)，不会成为暴力的对象。所以上述改变对这大多数人而言意义不大。这些人作为一个贫苦的外地农民“流入”(我们反正不承认他是移民)城市，最初他是以农民身份(“农村户口”)被歧视，后来他以外地人(“暂住”者)身份被歧视，而现在他以穷人的身份(没有高尚职业的“无证摊贩”或没有高尚住宅的窝棚客)被歧视。
不能说这三者的演进没有体现这些年来的某种进步：这个人在改革前几乎是根本不能进城的。后来可以来“暂住”打工，但你要随身“持证”，否则就会遇到麻烦(虽然持证了也未必就不会遇到麻烦)。现在假如你混得好，有高尚职业与住宅，被“查证”遇暴力的机会就少了。但是假如你仍然穷困潦倒，那你就有损于“市容”而为“市”所不容。然而问题在于：穷困潦倒就是罪过吗？没有人愿意穷困潦倒，如果在家乡能够富裕，他们不会“赖”在城里；但如果不能，我们的城市为什么就容不下穷人呢？
穷人居于弱势，在任何国家大概都是如此。从经济状况差，到观念上被看不起，都是可以理解的。但对穷人实行身份性歧视和制度性排斥，却是我们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在居住权问题上，这种特色更加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