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次贷危机其实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危机爆发始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破产，美国梦的破灭，危机又让更多中产阶级陷入困境。奥巴马政府金改中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改革也就有了一个悲壮的历史使命——拯救美国中产阶级
贺绍奇：拯救中产阶级
2011年01月15日 经济观察报
贺绍奇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美国次贷危机其实就是美国中产阶级的危机。危机爆发始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破产，美国梦的破灭，危机又让更多中产阶级陷入困境。在美国，大多数美国家庭的中产阶级梦都是通过消费信贷来实现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金融消费者就是中产阶级，保护消费者就是捍卫和拯救美国中产阶级。所以，奥巴马政府金改中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改革也就有了一个悲壮的历史使命——拯救美国中产阶级。
在美国文化中，中产阶级既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水准、又是一种梦想。美国商务部与经济和统计管理局在2010年1月给美国 “副总统中产阶级任务办公室”提交的《美国的中产阶级》报告就指出，社会学家以价值观、期望和梦想以及收入水平等结合来定义中产阶级，收入水平并不是界定中产阶级的唯一标准，许多收入非常高或非常低的人都自称他们为中产阶级。也就是说，中产阶级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心目中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准，代表了“美国梦”。因此，大多数美国人都把自己归类为中产阶级。商务部与经济和统计管理局的调查显示，美国人心目中的中产阶级生活是这样的：经济稳定，有一套住房和有退休保障；自己和孩子们的健康有保障，能供他们上大学；拥有汽车；家庭定期有能力外出度假……奥巴马在阐述自己对中产阶级的理解时，更强调生活的质量、尊严和保障，他说：“今天，过有质量的中产阶级生活，开始于有一个薪水不错的工作，我们谈的不只是工资，我们谈的是尊严，是保障。我们谈的是你的养老金是安全的，你的健康保险是可靠的，你年老的父母和孩子能得到照看的，你的邻居是安全的，有体面的学校，你的孩子将健康成长。如果他们希望，你也希望，他们是能够上大学的。这是旧时的美国梦。”总之，中产阶级的内涵并不仅限于收入，它是一种生活水准。它意味着，有保障的工作，安全和稳定的住房，享受健康保险和退休保障，有时间度假、养病、生育和抚养孩子，有机会为将来储蓄，能够支付得起好的教育，包括孩子的大学教育。
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中产阶级越壮大，美国在经济上、文化上和民主上就更强大。美国副总统拜登在一所大学演讲时向公众指出：“强大的中产阶级等于一个强大的美国。二者相互依存，互为条件。”但2007-2008年金融危机让成千上万成就了中产阶级梦想的家庭破产返贫，中产阶级急剧萎缩。奥巴马的特别顾问、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伊丽莎白·沃伦在给媒体 《没有中产阶级的美国》一文中就大声疾呼，美国中产阶级正在迅速消亡。她说，危机发生后，5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人失业，9个家庭中有1个无法负担信用卡最低支付要求。8个按揭中有1个违约或取消赎回权。8个家庭中有1个依靠政府提供的救济食品券供给生活。每月有超过12万个家庭申请破产。经济危机抹掉了5万亿养老金和存款，让家庭资产负债表颠倒过来，威胁1000万住房拥有者的住房保有。她警告美国决策者和公众，如果美国没有强大的中产阶级，美国的牢固基础就动摇了。
其实，奥巴马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2008年奥巴马正式入主白宫不久，就成立了由副总统拜登担任主席的 “白宫中产阶级任务办公室(theWhiteHouseTaskForceontheMiddleClass)”，专门负责研究美国政府如何帮助陷入困境的中产阶级。拜登认为，金融危机带来经济大衰退，受到冲击最大的就是中产阶级。危机来自于华尔街，但它却报复了主街(实体经济部门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金融危机迫使美国决策者反思华尔街的存在价值与功能定位。因为这与中产阶级的命运息息相关，核心问题就是如何让其发挥积极作用，把资本配置到最有效率的投资中去，为美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他说：“从历史角度看，至少当它(华尔街)不被那些不计后果的投机所困扰时，金融体系在我们经济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竭尽全力地为新产业提供融资，帮助企业融到投资于工厂的钱，为商场补货提供隔夜借贷(紧急流动资金)。事实上，这个体系似乎如此重要，以致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健康的经济。但监管者，受到自我矫正市场神话的蛊惑，擅离职守，华尔街背离了在我们经济中扮演的把资本输送到有用的投资上去的建设性角色(productiverole)，而扮演了一个把资本暗自输送到他们拥有的私人赌场上的破坏性角色。”
是什么导致了市场失灵？是监管者在关键时刻睡着了，放纵华尔街偏离了本分，从服务者演变成为了掠夺者吗？沃伦的研究揭示了其中根源。自20世纪80年代研究破产法时，她注意到一个非常令人费解的现象，就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都参加了工作，家庭获得了双份收入，收入总额在增加，但与此同时，这样的中产阶级家庭却越来越脆弱，抗风险能力越来越低，一旦遇到经济不景气，便会因收入下降，债务上升而陷入破产困境。在探索和研究其中原因的过程中，她发现销售给中产阶级贷款的商业模式存在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信用卡公司和其他贷款人设计了诸多诡计和价格陷阱模型，费用和利率攀升，中产阶级家庭变得越来越脆弱却浑然不觉，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一切都是因为这些诡计和陷阱被巧妙地包装为极具欺骗性和麻痹作用的“金融创新”，诱导了消费者为追求中产阶级生活而不负责任地盲目举债，非理性消费，同时刺激了追求高收益的、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投资者卷入了对复杂结构性投资产品的疯狂追逐。对此，奥巴马曾经有一段精辟的评论，他说：“近些年，金融创新者为获得市场竞争优势，生产了大量新的和复杂的金融工具。这些产品，如资产担保证券，原本是为了分散风险的，但不幸的是最终却导致了风险积聚。贷款出售给银行，银行将他们包装成证券，投资者购买证券对其中可能的风险几乎一无所知。太好挣钱了。但这些计划都是建立在一堆沙子上。对此种产品需求增长时，贷款人就降低标准吸引更多的借款人。许多美国人买了证券，借了钱，并没有充分了解其中条款，并且通常也不接受责任。”也就是说，导致危机的源头就在消费信贷上金融机构不负责任的放贷，而美国中产阶级却稀里糊涂地借贷和非理性的消费。
追根溯源，伊丽莎白·沃伦认为，问题的症结就在于危机前华盛顿整个监管框架的设计都是为了保护银行的盈利，没有一个机构是用来看护消费者的。联邦层面有5个银行监管机构，联储、货币监理署、储蓄监督办公室、联邦存款保险机构、全国信用联合管理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与州监管当局构成了一个多重监管体系。但多重监管不但没有形成加强监管的协同效应，反而形成了各监管机构竞相放松监管的恶性竞争。导致恶性竞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监管者预算很大一部分来自被监管银行或金融机构缴纳的监管费用。此外，在联邦层面，监管权力与监管动力不匹配。负有保护消费者职能，对消费金融产品享有监管权力的机构，缺乏保护消费者的动力，因为消费者保护不是它们法定的核心使命，金融安全和稳健才是其首要职责，如货币监理署、联储、证交会等。对于联邦贸易委员会，其主要职责本来是负责保护消费者的，可它却不享有银行监管的权力。鉴于此，沃伦认为，需要设立一个独立的、专门保护金融消费者的新机构来解决这个不平衡的问题。而且她坚持认为，这个机构必须是强有力的。
沃伦在金改中捍卫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立场上的鲜明态度和坚定立场为她赢得了 “中产阶级英雄”的美誉，2010年4月美国《时代》杂志封面文章(《负责清理乱象的妇女们》)将沃伦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和证交会主席(均为女士)合称为“华尔街的新警察”(NewSheriffsofWallsStreet)。金改法颁布后，奥巴马将她任命为总统特别顾问，负责新消费者金融保护机构的筹建提供顾问服务，包括负责推荐新机构主任人选。尽管如此，不喜欢她的人讥讽她为 “自以为是的十字军”。暗示其徒有虚名，难有作为。实际上，在2010年6月的一次媒体访谈中，在谈到自己在华盛顿的经历时她表示，自己没有充分了解这个地方。她意味深长地说：“也许我离华盛顿比以前近，但仍然不是内部人。”
新的消费者机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金改法又赋予了它哪些法宝，它到底能给中产阶级带来哪些福音？且看下期道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