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无需亲自抛头露面，只需要花几个钱，让专业说客出面，就可让决策转向，而它们也总能替这些政客提供冠冕堂皇的应付选民的说辞……这就是华尔街金融寡头能够不战而胜的奥秘
贺绍奇：大的就是坏的
2010年12月10日 经济观察报
贺绍奇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 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美国人布兰代斯 《别人的钱》一书雄辩地证明，垄断寡头并非是社会财富的真正创造者，它们只是少数善于用民众的钱控制民众、掌握巨大经济权力的掠夺者。垄断寡头的存在不仅扼杀了美国经济的活力，而且过度集中的经济权力也直接威胁美国的民主政体。布兰代斯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下金蛋的鹅被看作是最有价值财产，但更有利可图的是拿走别人的鹅下的金蛋。投资银行家和他们的同谋现在享有这个特权，他们通过人民自己的钱控制着人民。”布兰代斯以J.P.摩根为例来说明这一问题。他说：“我们那些金融寡头的权力和增长来自于对其他人的储蓄和流动资本。三个大的人寿保险公司有两个是由J.P.摩根及其公司支配的，但并没有他们的个人投资。即便是摩根先生实际拥有股份的多数，他的投资也只有不到公司资产1%的一半。”
总之，布兰代斯认为，金融寡头掌控经济权力通常是通过不光彩的合谋和联合，其牟取的暴利不是来自于财富的创造，而是来自于对他人冷酷无情地掠夺。因此，在当时的布兰代斯看来，大的就是坏的。
为进一步论证其 “大的就是坏的”的说法，布兰代斯详细地解析了金融寡头是如何用民众的钱控制了民众的这个过程。他认为，这些金融寡头像罗马凯撒一样，不断征服，逐步垄断所有权力，成为专制的君主。他们不仅限制了经济自由，而且威胁到美国精心设计的、建立在三权分离制衡基础上的政治自由。
如何才能解决金融寡头的垄断和对美国民主的威胁呢？布兰代斯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答案，但他直观地认为，垄断寡头之所以能够利用人民的钱获得巨大经济权力，实现对经济的控制，在就在于他们使用的手段和造成的危害不为公众所知。因此，他认为解决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是，将所有融资和投资以及公司运营都公开透明，以便公众和政府能够进行有效监督。他在《公开能做什么》（whatpublicitycando）一文中提出了解决的路径，这也是罗斯福总统经常引用的一句名言，即“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电灯则是最有效率的警察。”布兰代斯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极大影响了罗斯福总统施政理念，美国1934年《证券法》的主要起草者布兰迪斯把布兰代斯的理念和学说贯穿于整个证券监管立法。
在罗斯福新政推动金融改革中，除了在证券发行与交易上实现布兰达斯所主张的公开透明外，罗斯福政府推动金改走得更远。一方面，加强了金融安全网的建设与完善，如加强联储在保障金融稳定上的职能与权力、建立联邦存款保险制度等；另一方面，罗斯福金改最彻底也是最直截了当的针对垄断寡头的改革就是实现了西蒙·约翰逊和凯瓦克所说的，让“太大而不能倒”成为太大而不能存在。
罗斯福新政奠定的金改路线与方向一直被坚持了30年，正是这30年的坚持，给美国带来了30年持续的繁荣。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美国开始放松监管，并持续到危机全面爆发。这导致美国华尔街金融机构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兼并浪潮，一再突破传统的监管限制与约束，并最终在1998年花旗集团与旅行者集团合并时达到了顶峰。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寿终正寝。所以，西蒙·约翰逊和凯瓦克认为，在这个过程中，美国金融寡头不仅复活了，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比世界上任何寡头都要先进，“到2009年3月，华尔街银行不仅只是利益集团。在过去30年，他们已经成为美国经济中最富有的一个行业，华盛顿最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力量”。这时，金融寡头已经使用政治捐款和游说来控制公共决策了。
美国的金融寡头不但善于利用民主政治制度获得对美国公共决策具有支配性的影响力，而且他们比其他国家的先进之处还在于对意识形态的渗透能力——把华尔街意识形态转换成支配公共决策者和监管政策的意识形态，让所有政治精英都相信，凡是对华尔街有利的，也就是对美国和世界有利。这种意识已经深入到政治精英们的世界观之中。
有了这样的渗透，任何一个政党执政都会自觉执行有利于华尔街金融寡头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即使金融寡头捅出了天大的漏子，颠覆了整个美国经济体系和全球经济体系，面对来自各方的批评、责难和针对金融寡头们不负责任行为的监管改革，它们总是能四两拨千斤般地轻松化解。他们无需亲自抛头露面，只需要花几个钱，让专业说客出面，就可让决策转向，而它们也总能替这些政客提供冠冕堂皇的应付选民的说辞……这就是华尔街金融寡头能够不战而胜的奥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