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弄清楚危机根源、弄清楚美国为什么采取鼓励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政策，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
不公平的诅咒
2010年10月29日 经济观察报
贺绍奇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长策智库高级研究员
丹尼·布兰奇弗劳尔提出一个击中要害的问题，如果不能弄清楚危机发生的症结所在，就无法彻底根除危机的隐患，危机仍然还会发生。而按照他的看法，这是一个不可知的问题，因为历史不会重演，引起危机发生症结永远都是在变化的。尽管如此，历史虽不会重演，但历史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通过危机发生前各种社会焦点问题的对比，人们发现了1929年危机与2007-2008年危机发生前的某些惊人相似之处：1928年，美国10%最高收入的家庭获得占整个国家收入的49.29%，而2007年，这一幅度又创了49.47%的新高。1928年，1%最高收入家庭获得占总收入的23.94%，而2007年这一占比又达到23.5%。这似乎受到某种可怕的诅咒：当收入差距累积到某个限度，危机的噩运就必然降临。这个现象引起了美国学者（包括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坚信，收入差距扩大引起的失衡就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要破解这个诅咒，就必须找到克服这种失衡的办法。
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伊曼纽尔·塞茨（EmmanuelSaez）根据从美国联邦税务部门获得的数据研究发现，伴随20世纪90年代到2007年美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国收入差距也在急剧扩大，增长所带来的收入绝大部分被收入最高的1%美国家庭分享了。美国1%收入最高家庭的收入 （通货膨胀调整后）增长比其余99%的美国家庭要快10倍。塞茨的研究还发现，2007年，美国0.1%收入最高的人获得了美国工资收入总额的6%，其所占份额自2000年以来翻了一番。在2007年，10%的最高美国收入阶层获得了美国全部工资总收入的49.7%，比1917年以来任何一年都高，甚至超过了1928年。从收入增量部分来看，收入最高1%的人拿走经济总的收入增长中的52%。而其余99%的美国人的收入在1993年-2000年每年都以固定2.7%的增幅增长，而到2002-2007年，收入增长就下降到1.3%。因此，在2002-2007年经济增长期间，1%收入最高阶层获得了收入增长的三分之二,这比自1928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高。
大约一年前，专注于经济和政策历史研究的哈佛大学莫斯（Moss）教授试图考察收入差距与金融危机之间的关系。他绘制了美国历史上收入差距扩大走势和银行倒闭与金融监管演变的两个曲线图，他非常惊讶地发现，二者波动在时间区间是同步的，即当收入差距扩大时，政府监管放松，银行倒闭上升。莫斯教授对自己发现感到异常兴奋，他对记者说：“我几乎无法相信它们是如此一致，二者不可思议地紧密相关。”莫斯教授认为，金融放松监管、收入分配不均衡和金融行业不稳定之间一定存在某种因果关系。
一直研究收入不公平问题的世界银行研究部首席经济学家布润科·米兰诺维奇 （BrankoMi－lanovic）对莫斯教授所说的收入差距、金融放松监管与金融危机之间内在联系作出了详细分析和阐释。他认为，金融危机发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真实经济领域，更准确地说，是收入差距的扩大。放松监管、金融行业不负责任行为虽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加剧危机的作用，但并不制造危机的真凶，追根溯源，根源还在于收入差距导致的失衡，尤其是美国。
过去30年，1%的收入最高家庭占全国收入的比重翻番了，从20世纪70年代8%上升到21世纪初约16%。类似情形出现在1929年大崩溃之前。美国收入差距扩大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在随后30年间不断恶化。
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越来越多闲钱进入金融市场寻求获利机会，当可投资的资源最终超过安全和可盈利的投资机会时,风险也就日益增加。但受到赚取巨额费用的诱惑（参与每笔交易获得费用）,金融业者变得越来越鲁莽与冒失，基本上是把钱扔给任何敢拿的人。从消费一端来说，美国真实的平均工资25年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尽管自1976年到2006年间，人均GDP几乎翻番了，而此期间真实收入所产生的收益的一半都集中到了美国收入最高的5%家庭。
在无法提高他们的工资而又要赢得收入停滞的美国中产阶级的选票的情况下，美国两党都竞相采取更多让他们更容易获得信贷方式来解决由于收入滞胀所带来购买力不足问题。这样，美国中低收入家庭开始更多依靠更多负债来生活。美国家庭负债从20世纪80年代初GDP的48%，上升到了危机前的GDP的100%。这让各个利益集团都皆大欢喜，高收入阶层和金融行业的钱找到了出路，政治家们解决了中产阶级滞涨的恼人问题，而中产阶级则乐于看到紧缩的预算约束被解除了，能够消费所有富人消费的好东西，分享了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好处。但信贷系统依靠美国庞大的赤字维系着，美国人消费的钱大多是依靠外国人的储蓄来维持。无节制负债消费创造了虚假的繁荣，也缓解了收入差距扩大和贫富分化引起的冲突，但它是不可持续的，一旦中低收入借款人破产违约，整个体系就坍塌了。
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现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瑞格海姆·阮坚（RaghuramRajan）也持同样看法。他在新出版的《断裂带：隐蔽的裂缝仍然在威胁世界经济》一书中指出，收入差距扩大形成社会断裂，美国政府不负责任的公共政策与华尔街不负责任的过度冒险相结合共同导致了引发危机的断裂带的形成。为缓解由于收入差距扩大、贫富分化所引起社会矛盾，“政治家们已经寻求到或被迫寻求其他或更快的方式安抚其选民。我们早就明白不是收入而是消费至关重要。直接切入本质，即如果中产阶级家庭消费在增长，如果他们每过几年就能够买得起新车和偶尔来个奢侈的度假，或许他们就不会对停止薪酬那么关注了”。因为，“在美国，扩大住房拥有——美国梦的一个关键要素，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而言，这是一个能够为更广目标开支和消费辩解的关键。但当囊中羞涩的政府推动容易获得的信贷与老奸巨猾、竞争激烈和不道德金融行业营利动机相结合时，深深的断裂带就形成了。”而依赖对美国出口获得贸易顺差的国家所积累起来庞大外汇储备又给美国提供了充裕廉价的资金来源，客观上助长了美国金融机构不负责任的房贷和家庭不负责任的举债。
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2010年6月28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诚告诉记者，他原来也不认为收入差距导致金融危机，但看到哈佛大学所提到的图表、1928年与2007年收入差距水平与金融危机发生惊人巧合时，他开始严肃对待这一问题了。克鲁格曼认为，收入差距扩大的同时产生了消费不足和过度消费问题。收入向少数高收入层级集中拉升了对高收益投资的需求，这就意味着更多报酬会流向那些发明带来高收益的投资工具的人 （即华尔街投资银行），因此，怪异的金融工具爆炸性增长。这些工具看起来很美，因为风险定价不足，结果是让这个体系更加脆弱，尤其是当风险逼近，每个人开始逃离时，危机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克鲁格曼似乎有意回避美国政府在危机上的责任。而且，克鲁格曼还对阮坚的新书也提出了批评。克鲁格曼抱怨说，目前已经不是要讨论我们到底是如何陷入麻烦的，而是要告诉我们如何摆脱麻烦。克鲁格曼认为，阮坚把引起危机发生的住房泡沫归咎于政府鼓励住房信贷消费的公共政策，实际上是要否定奥巴马政府采取系列经济政策，带有党派政治上的意图。他还认为，导致美国房屋泡沫主要原因是过度储蓄、贸易出超的国家把盈余再次投入到美国，迫使美国保持低利率，导致美国家庭过度负债和住房泡沫，并最终酝酿成金融危机。
对于克鲁格曼把危机完全根源归结于其他国际贸易失衡的说法，阮坚引用斯坦福大学教授莫妮卡·皮萨泽（MonikaPiazzesi）、马丁·斯卡莱德（MartinSchneider）两位学者的质疑进行了强有力的反驳。这两位学者就对克鲁格曼类似说法提出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为什么外国人的钱主要集中在美国住房按揭市场低收入部分 （即主要是认购美国两房为收购按揭资产而发行固定收益债券）？为什么过去美国同样存在巨大经常账户赤字并没有导致类似的住房市场波动？两位学者认为，美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可能才是推动危机发生的决定性因素。
阮坚坚持说，除非弄清楚危机根源、弄清楚美国为什么采取鼓励过度消费和过度借贷的政策，否则，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改革。他认为，银行家、监管者、政府、家庭、经济学家都应该对危机承担责任，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应该还是美国的公共政策，而根源就在于美国社会急剧扩大的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