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衡量文明发展尺度的新视角 | 专访陈志武
刘亚光 新京报书评周刊 2022-06-14
2013年，经济学家陈志武参与举办了一届量化历史讲习班。在讲习班上，著名的经济史学者格里高利·克拉克（Gregory Clark）讲了一个令人有些“震惊”的观点：人类历史其实只发生了一件事，即180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克拉克认为，从公元前1000年到公元1800年，近三千年中，世界每年的人均收入都没有变化。在工业革命以前，人类始终没有走出“马尔萨斯陷阱”：生产力水平上升带来物质产出和收入的增加，但同时也致使人口增加，增加的人口又使得人均收入降回原点。
陈志武认为，这种“唯生产率”的文明史观显然是可以质疑的。因为仅以中国的例子来看，根据安格斯·麦迪森的估算，汉朝时中国的人均收入约为450美元，而这个数字，与1950年差不多——若依据“唯生产率”这把尺子，得出秦汉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文明毫无进步，显然是荒谬的。在新近出版的作品《文明的逻辑》中，他补充了“风险”作为衡量文明发展尺度的一种新视角。
陈志武提出，在评估文明发展的时候，除了“生产力”指标，“风险应对力”的提升也是极为重要的指标。美国学者斯蒂芬·平克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中，曾系统梳理过人类暴力的发展史，平克认为，在历史尺度上，人类的暴力呈逐渐下降的状态。在陈志武看来，风险与暴力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平克的研究，也说明了风险作为分析历史视角的意义。规避风险的需求不断着推动人类社会的发展完善，演化出科技、迷信、婚姻、家庭、宗族、宗教、商业、金融、国家等创新。
“风险”并非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乌尔里希·贝克、尼克拉斯·卢曼、玛丽·道格拉斯等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也都曾从不同的角度贡献了自己对风险的理解。或许，这一框架的价值在于，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会用其挖掘出历史事件不一样的面向。例如，对于部分宗教排斥金融的问题，其中有教义因素的影响，但这一问题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两种不同规避风险方式的竞争：宗教提供教友间的风险共担，但因此也需要强化宗教内的“我们”与宗教外的“他们”的界限，这和金融通过在陌生人群体之间建立跨期交换的方式来帮助人们抵御风险，有着本质的差异。
宏观历史的角度之外，风险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有很多切近的面向：新冠疫情对经济的冲击，随之而来的就业困难，民众的极端情绪，以及其对公共安全带来的威胁。近两年，陈志武曾在多个采访中不无担忧地指出，新冠疫情正在带来一系列值得注意的风险，例如，各个国家推出的大规模量化宽松政策，可能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上升的民粹主义对全球化过程的高度逆反。陈志武表示，这些情绪在一定程度上能成为一个系统反思的契机，我们也应该给予这些情绪以足够的重视。
以下是新京报记者对陈志武的专访。
采写丨刘亚光
贝克谈论的“风险社会”，更多是针对“后现代社会”的担忧
新京报：本书的核心概念——“风险”指向非常广，包括自然风险、消费风险、社会风险、心理风险等，似乎它同时包含了主观和客观的维度。这种丰富的定义，使本书中讲的风险给人感觉几乎等同于“人类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切危险、困难”，这会不会有概念界定过于宽泛的问题？又是否可能影响到概念的解释力？
陈志武：没有这个问题。就像物质生产力的概念，“物质”的种类很多，粮食、食油、石油、汽车、电脑等等，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用生产力或生产率去度量人类在这个维度上的进步。按照这个维度，我们知道了1780年开始的工业革命使人的物质生产力出现根本性的跳跃。
虽然风险的类别很多，但它们的共同性在于“常态”和“非常态”，任何导致人的生活偏离常态的事件都是我们所说的风险。从行为主体看，有自然世界造成的“非常态”即“自然风险”，也有人造的“非常态”即“人造风险”；而在种类上，有消费风险、战争风险、暴力风险、心理风险等。
我们要看到，如果人类自古只有常态生活，没有风险事件发生，那么，人类就不会有苦难、暴力和战争；正是在人类面对风险造成的“非常态”生活冲击时，人可能面对生与死的挑战，从而使人无法保持理性，无法守规矩或保持行为“文明”。虽然常态下的生活和非常态下的生活都有挑战，但，常态下的挑战可能只是锦上添花的问题，比如物质产出不够丰富充裕；可是，非常态下的挑战可能是生与死的挑战。
由此，在工业革命之前，几乎所有社会的关注都聚焦在解决风险挑战上，即忙于提升风险应对能力，而不是主要在改进生产力上。就如孔子所言，“不患贫而患不安”，物质产出多少当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解决未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在当初，风险更是催生文明化进程的驱动力。这些是我书里谈到的要点。
新京报：有关风险的现代文献中，不可绕过的就是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贝克提出了很多当代社会的发展带来的新的“系统性风险”。如果很多抑制风险的手段（比如生物科技、核武器）反倒催生了更大的风险，你在书中有关“文明是抗风险能力不断提高的过程”的这一判断是否还成立呢？
陈志武：贝克《风险社会》只是描述了一些现象，但他不是从风险的视角解读人类文明化历程的，而是只关注“后现代社会”的问题。他的悲观结论恰恰说明把研究的时间轴往回拉几百年、几千年的重要性。不论是几万年前，还是今天，人类都面对风险挑战，但今天的许多风险跟以前的风险在性质上的确不同，几千年前甚至几十年前，那些旱灾风险可以把人置于死地，大的瘟疫可以把几千万人致死，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人口死掉一半；可是，今天包括金融危机风险、经济危机风险等人造风险，一旦发生，当然会把人类生活打入非常态，但未必置人于死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很多西方人财富缩水、甚至失业，但并没让他们活不下去，甚至连这次的新冠病毒危机也没有带来大规模死亡。
所以，贝克从绝对意义上指出了“后现代社会”的各种风险，这没错，因为任何社会在各时期都面对风险挑战。但是，他没有从长历史演变的角度看到人类过去几万年所作的避险创举的正面贡献，没有看到人类面对的风险在性质上正在变得越来越弱，不像以前的风险那么致命。
我在《文明的逻辑》中谈到，的确，科技创新、金融市场、福利国家、财政国家等这些创举大大强化了人类的风险应对力，至少使我们不再需要为基本生存而担忧。但在解决自然风险挑战的同时，这些发明也带来新的人造风险，也就是，为了克服自然风险挑战，结果制造了人造风险。虽然这些人造风险的发生率不一定高，但它们的杀伤力照样可以很大，所以，人类今后需要继续创新，把文明化进程继续往前推。
新京报：你全书的一个基调，就是看待风险时我们应该立足于一个比较宏观的历史视角。很多问题如果我们把时间尺度拉大，和不同历史时期做对比，会觉得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这是否和你对量化历史方法的重视有关？书中有大量量化历史研究的引用。
陈志武：我的本科和硕士念的都是工科，加上金融经济学和量化方法的训练，我很自然会用数据、用量化方法去研究历史话题，量化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当然，基于历史大数据做研究的弊端可能就是忽略了一些具体个案的细节，显得不够有血有肉。这就是为什么《文明的逻辑》不仅引用大量的量化历史研究，也引用了许多历史和当代的具体案例。我认为，尽管每个学者对历史研究的路径有偏好，但是做传统个案分析的历史学者应该也要一些统计训练，要有统计意识；如果只聚焦个案，很可能会以点带面。我常常跟学生们说，看到阿炳二胡拉得好，同时他又是盲人，但不能因此就说他二胡拉得好主要是因为他是盲人，然后要学二胡的人先把眼睛弄瞎。
宗教面临转型，但会越来越定位于“信仰”的角色上
新京报：宗教被你视为现代社会的一种重要“避险”手段。在书中论述里，你引用了伍德沃德的话，他认为宗教之于信众来说最有说服力的一点在于“上帝的确在帮你做成事”。这是否说明，你也认为宗教之于人们的“世俗”价值（或者说经济价值）是最主要的，而精神性作用往往是次要的？或者说只要世俗价值能被满足，精神价值就只是暂时性的？
陈志武：宗教信仰当然不只是为了资源共享风险分摊这些世俗的物质利益，它有很重要的抚慰心灵的精神价值，特别是关于人的后世的各种虚构故事，让信徒能更加坦然地面对生命的终结。这点和婚姻类似，婚姻既是为了情感需要，可以是为了爱情，但也是为了在抵御风险上能实现“1+1大于2”的效果。当今社会，人们对婚姻的避险价值的依赖度在加速衰退，比如世界范围内的离婚率和单身生活人数占比都在上升，同时，“情感”“浪漫”元素在婚姻中的分量越来越重。信教的人有的是出于宗教组织提供的风险互助功能，有的是基于宗教信仰的精神价值，也有一些是两者兼顾。
我在书中谈到，宗教在西方面临很大转型，很多基督教教堂都被关停或被改造为舞厅、图书馆、餐厅、健身房等。主要原因是那些因宗教提供的避险救急功能而信教的人，在有了发达的金融市场和福利国家之后，他们不再需要教会提供的避险，就越来越淡出教堂。许多研究表明，在20世纪之前的美国，农业产出波动性（风险）越高的地区，其经济收入风险就越大，那里信教的人数占比就越高；每次灾害、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之后，信教的人数也会大增。但是，在北欧、德国、荷兰等推出福利国家之后，信教人数就快速下滑，这个趋势后来在加拿大、美国也得到重复，验证了风险挑战曾经是信教决定的重要驱动力，一旦风险需求有了更好的解决方式，信教人数就会减少。
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宗教虽然没有提升生产力，但改善了信徒的风险应对力，这也是对文明化进程的积极贡献。当然，宗教信仰的精神价值是市场和国家难以替代的，所以，宗教会越来越定位在信仰和社会化的角色上。
新京报：关于加尔文新教对现代文明的影响，包括韦伯等学者的专著有过非常系统的论述。你在书中提及了它的“先决论”对政府消极减贫的影响。桑德尔等哲学家近年来指出，加尔文新教中的这种强调个人责任的理念逐渐发展为现代的“优绩主义”（Meritocracy），它一方面极大推动了资本主义文明的发展，一方面也是近些年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似乎加尔文新教这类宗教一方面推动着文明，另一方面又在增加着“风险”，你会怎么评价这些宗教的遗产？
陈志武：是的，韦伯对加尔文新教的贡献评价很高，但他主要基于“先决论”，而就加尔文对解放金融（具体说，解放用钱赚钱的金融行为）的讨论较少，特别是没有谈到金融市场和教会在解决风险挑战上的相互竞争关系，没有从风险分摊角度解释为什么教会对商业、对金融的总体敌意。我在书中谈到，加尔文新教一方面阐明了用钱赚钱的道德正当性，因此解放了金融，另一方面从根本上解放了商业，借助上帝的“先决”为商人追求利润找到正当性。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儒家至今还没从道德上解放商业和金融，伊斯兰教虽然一开始就对商业无敌意（因为先知穆罕默德从事过贸易），但至今也未放松对用钱赚钱的敌意，加尔文新教是最早解放商业和金融的教派，也因此让系统接受加尔文宗的荷兰、英国及其前殖民地美国等最早发展出现代金融市场，最快发展出资本主义经济。
当然，天下没有免费午餐，加尔文新教释放了金融与资本主义潜力，包括优绩主义文化，但也带来金融危机风险、产业危机风险等，就如前面谈到的，这些创举大大提升了人们应对自然风险的能力，却也引导出一些人造风险，包括放大了财富差距、收入差距。这一方面表明人类与风险的博弈是一个逐渐改善的动态过程，很难做到一劳永逸，另一方面，文明化进程还远未结束，需要继续努力。
新京报：你在书里提到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几种“避险”主体，包括家庭、宗族、宗教、市场、国家等。对于未来人类可能面对的更为复杂的风险，基于你的判断，我们有什么新的应该探索的避险主体？
陈志武：人类到目前为止发明的风险应对手段分成以下几大类：基于婚约的婚姻，基于血缘的家庭与宗族，基于共同信仰的宗教组织，基于行政权力的国家，基于货币交换的市场。鉴于这些机制是人类发展了几千年的，我还想不出短期内会有新类别的避险主体出现。当然，这不是说不会有应对风险挑战的创新出现，比如，在市场化避险工具方面、政府应急手段方面、消除战争风险的国际组织与协调机制方面等，都可以有很多创新的空间。
逆全球化情绪的增强，不失为一次反思的机会
新京报：你在书中特别提到了公司力量的增长，这些年甚至有学者如丽贝卡·麦金农等给脸书这样的超大型平台企业取名为“脸书斯坦”（Facebookistan），形容其运作逻辑和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影响力已经超越了传统的“国家-企业”二分框架。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庞大的、尤其是跨国的企业也生产了诸多新的风险，你会如何看待公司在未来扮演的角色？
陈志武：公司的力量的确在过去两百年上升很多，这也是为什么哥伦比亚大学前经济系主任瑟里克曼教授说，“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是过去一千年最重大的发明；如果没有它，可能连蒸汽机和电气时代都不会出现”。从历史上看，人类发明出的能长期存活的社会化组织包括基于血缘的宗族、基于信仰的宗教组织、基于专政工具的国家，到近代才有基于商业利润的股份有限公司，它是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愿结盟的商业组织。
在这几种社会化组织中，由于全球化时期的人口高度流动以及价值观快速趋同，宗族与宗教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总体是逐渐式微的，同时，全球化也在削弱主权国家的边界的意义，这些都造成商业公司的力量的不断崛起。实际上，像亚马逊、谷歌、苹果这样的公司所掌握的资源和收入，都远超世界上大多数主权国家，未来人的生活会更加依赖股份有限公司。但，我也要强调，商业公司跟现代政府不同，政府垄断了立法权、执法权和行政权，而公司不具有任何这些。
新京报：在此前的采访中，你提到疫情加剧两个值得警惕的问题，一个是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反而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另一个就是全球范围内民粹主义的抬头。这两个因素都非常影响人们对全球化过程的预期，这两年，讲逆全球化趋势的书也多了起来。你对近未来的全球化过程持什么样的态度？
陈志武：可能未来10年、20年内逆全球化的势头很难扭转。当然，从更长的历史看，这不奇怪，因为人类历史从来是向前走三步、然后倒退两步。人性就是如此，走顺时间太久，我们的非理性就会膨胀，会对现实充满错觉，误以为一切都是自己所致，而忽视外部环境、外来机遇的重要作用。
从这个角度看，逆全球化情绪在增强，也不失为一个反思的机会。就像改革开放之后，中国高速发展了40年，这也让很多人的心态变得不健康，开始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所以，经济上的放缓或许能迫使我们回归理性。
1980年后，全球化和电脑革命给许多国家带来大增长，但由于所带来的红利多被政治、经济精英攫取，各国国内的贫富差距上升，导致了大范围的怨气，包括你说的民粹主义上升、英国脱欧、选特朗普做总统等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案例。客观讲，那些怨气需要以某种方式发泄。很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各国内的怨气有增无减。
新京报：回到中国的语境，在提及“金融大分流”时，你指出中国重视宗族关系而漠视陌生人社会的互信，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金融文化的发展，而儒家文化在其中又发挥了不少作用。过去有一个充满争议的讨论，即“儒家文化”对当时的“亚洲四小龙”国家的经济腾飞是否有促进作用。现在看来，你会如何评价儒家文化对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在当下的社会中，儒家传统是否还会发挥对经济的影响？
陈志武：“亚洲四小龙”的兴起和近年的消沉，充分证明基于儒家血缘网络的经济体之局限性。四小龙经济基本都以家族企业为主，当初创立是依靠亲戚融资，即使做成功了在股市上市了，也是依附于某个血缘家族，资本和管理主要控制在血亲之手。
由此，一方面这些家族企业照样难以解决跨代传承的问题，不愿也不能超越血缘雇佣最有天赋的职业经理人接手，血缘网络仍然是唯一信得过的圈子，大大制约这些企业的长久生命力；另一方面，风险只能在小范围内分散，融资量和公司规模终究有限，因为血缘网络再大，在一夫一妻制下，一般也就几百族人。儒家基于血缘建构人与人的关系和社会结构，其局限性在全球化的时代尤其得到凸显。
儒家传统的优势在小规模商业企业，小范围融资，小范围招聘管理团队，小范围传承。这也是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沿海商业文化的特点。有人会说，今天中国不是有那么多万亿市值、千亿市值的公司吗？可是，这些公司都还在创始人掌控之下，还没经历过传承和时间的挑战，它们会是昙花一现，还是会成为百年老店、千年大业？按理说，香港是最好的结合了中西的地方，但你看看香港的各主要公司，每个的背后都是一个家族把控，去其中任何一家公司走一下，你会发现，哪怕是公司里的高管，一见到控股家族的血亲就点头哈腰，根本不是你想象的现代公司场景；这也是为什么香港没有太多有前景的公司。
如何抵抗疫情下的社会风险？
新京报：随着疫情的继续，这段时间中文媒体上讨论最多的可能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学生就业难，今年可能真的是史上最难的一年。第二个是社会老龄化的担忧，而与之相关的就有年轻人生育意愿的问题。国家希望鼓励年轻人生育，但社会的结构性风险摆在这里，效果很可能就会事与愿违。不知道在你的判断里，现在的年轻人可能面临的风险主要有哪些方面？
陈志武：就业的问题永远是大家最关注的。如果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上，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对民营企业、个人创业有更大的支持与保护。很多事情如果违背了市场的原则，会极大地降低人们的积极性。一句话，我们应该顺应人性。
现在年轻人恐婚恐育，其实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如我们前面讲的，婚姻起初是为了风险互助、资源共享，现在这些需要更多靠市场和政府解决了，外部避险手段丰富了，那么，结婚的需求、为“养儿防老”的生育必要性当然会下降。你刚刚也提到，政策诉求很多时候和个人诉求不一致；这个时候，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不能一厢情愿地要求每个普通人都从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思考问题，因为每个个体思考最多、也最关注的永远是自己具体的需要与偏好。所谓政策的人性化也体现在这种自下而上的思维中。
新京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金融危机史的学者亚当·图兹认为，当下全球面临的最大的经济风险为新冠疫情的反复对医疗系统的持续冲击。面对新冠疫情依旧肆虐的现实，在你看来，最近几年，有哪些具体的最值得我们注意的“风险”？
陈志武：主要风险包括经济脱钩、地缘政治、各国政府继续大量放水和发放救济钱、小微企业倒闭、失业危机。接下来，各国都要面对这些挑战，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做好避险准备，保住自己的财富，增加生活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