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为何古代未成而如今兴旺
陈志武
发明创造、创新经济是今天的热门话题。部分原因来自中国的科技力量日益强大，引发美国等发达国家断供的威胁。这进一步激发众多仁人志士的思考和讨论，为什么中国以前没能成为创新大国，而今天离其越来越近？
从战国时期到宋代，中国的发明创造不少，反映了我们祖先的智慧。但也带出一些问题。
一是以前的发明很多，但没有转换成生产力、改善人们生活的生产技术或生活技术，也没有因此给中国带来技术革命、工业革命，印刷术和火药、火炮这些东西虽然在中国发明，却是等到它们在中世纪后半期传到欧洲之后，由欧洲人将其发扬光大，成为改变世界的技术，这就是所谓的“李约瑟之谜”。
二是为什么在宋代以后，连发明创造也停顿下来，不再像之前的朝代产生那么多发明，连我们时常谈到的“四大发明”都是宋代或更早时期发生的？
三是为什么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终于给中国带来科技腾飞，让中国也加入到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少数国家队列？
为这些问题找到答案，无疑对今天和今后的持续发展至关重要。背后的经验和教训一旦搞清楚了，就可以帮助我们避免今后重犯错误，尽最大可能让中国在科技发展之路走得更远。
儒家对科技创新的深远影响
上述第一个问题，我们应该看到，之所以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没能转变成提升生产能力的具体技术，没有被开拓出产品市场，是因为中间缺了把发明转变成产品的企业家或商人。企业家和商人是追求利润的，按理说，只要新的发明能带来巨大商业应用、产生巨大商业利润，有钱赚，就应该有聪明的商人抓住机会，充分利用。可是，这涉及到一个问题：社会环境、社会文化、体制与政策安排是否允许私人去创业赚钱，是否鼓励并保护商人去创业？如果社会认为商业利润不道德，认为商人的利润诉求是邪恶的，并排挤商人，那就没人敢把发明转变成发财致富的机会，或者就只能偷偷摸摸地去做。
这些年，我之所以从儒家文化看待科技发展和中国其他方面的社会变迁，是因为儒家文化不只是一个文化体系，更是一个经济体制，历史中国的经济制度既非资本主义，也非社会主义，而是以宗族为中心的儒家经济。儒家体制的特点之一在于主张以“义”“礼”规范人际关系，实现人际资源共享和风险互助，而不是基于货币化的市场交易，不是由追求利润的商人来主导并实现人际资源共享与风险分摊，不愿意通过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冷冰冰市场交易实现互通有无，由此也延伸出对商人和商业的排斥甚至敌意，即所谓的“抑商文化”。孔子本人一生都拒绝碰钱，他觉得钱是那么肮脏，赚钱是非常卑鄙的事情。由“义礼”延伸出的儒家产权制度很简单，财产不是个人所有，而是家庭所有（集体所有），家里最年长的男性长辈是实际掌控家庭或家族资产的人，而所有家庭成员的收入都由各家庭成员共同享有，由男性长辈具体安排、分配收入；这些财产关系、收入分配关系和成员间的责任与义务关系都由“三纲五常”等级秩序及相关儒家伦理规则确定，完全不能由基于自由选择的市场交易关系确定。
所以，儒家经济体制不承认商人和商业的道德正面性，更不会鼓励商人去创业、去把发明创造转变成能带来高额利润的技术，商业利润的道德不正当性当然使私人缺乏激励去做那样的事情。同时，个人创业的收入都只能在四世同堂的家庭成员间共同分享、平均分配，这也造成很多搭便车，使个人缺乏大干特干的激励，“大锅饭”之下没兴趣苦干巧干。这是“李约瑟之谜”背后的重要原因。
儒家体制的特点之二在于儒家选择了追求稳定、追求抗风险，而不是追求“增长”或生产力的最大化。孔子生活的春秋时期，中国最多时有100多个王国，相互之间战争不断，民众整天面对暴力威胁，暴力风险之下难有安全感，民不聊生。在这样的背景下，孔子选择“稳定优先”，而不是“增长优先”；首先追求生活稳定，而不强调提升生产力、增加收入。孔子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他的核心逻辑就在此，物质产出少一些，没有关系，但缺乏安全感、整天担心战乱风险和灾害风险，担忧生老病死，那才是问题所在。
在现代金融投资理论中，我们强调要用“回报”和“风险”两个维度来评估投资选择，有的人不怕风险、只看重回报，所以他们会选择高回报与高风险的投资；而另一些人厌恶风险、不愿冒险，不在意回报的高低，所以，他们以稳定第一，选择安全度高但回报低的投资。按照这个框架理解，孔子就选择后一种，不在乎回报（即增长），只在乎把每个人死死地固定在名分等级秩序里，使人际互助交换没有不确定性，每个人只有服从义务，给社会带来整体安全感。
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跟西方社会从中世纪后期商业革命带来的偏好追求“增长”是异曲同工，当然，西方早早地就追求“增长”，使工业革命在那里发生。但是，这与孔孟追求“稳定”、放弃“增长”是相反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处世哲学，更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体制定位。在孔孟看来，发展才不重要，更不是硬道理；追求稳定，改善大家应对风险的能力，才是更重要或者说唯一重要的事情。所以，即使有了发明创造，也不一定有人去利用发明去提升生产力、增长收入。
“李约瑟之谜”讲到的是中国人为什么不把这些发明变为提升物质生产能力的技术？而在儒家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孔子儒家根本不在意收入是否增长，而更在意降低风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评价儒家文化的贡献的指标不应该是“是否有增长“、”生产力是否有提升“，亦即当李约瑟以”是否带来工业革命“来评估儒家的贡献时，从一开始就对儒家不利，答案一定会是负面的，因为儒家从一开始就不以此为出发点；而应该以儒家是否真的”使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更强、生活更安全、社会更稳定“来评判儒家的贡献，那样做才是公平的。
从实证角度看，从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点就逐渐脱离科学技术，转向儒家等文化哲学。比如，熊秉元教授跟他的两位合作者对《汉书.艺文志》——也就是官方史书里汇总的中文书籍总目录——做了详细统计，发现汉朝艺文志中，科技类书籍占比大概23.6%，还非常高；到了隋朝，科技技术类书籍占14.9%；到了唐朝，下降到10%多一点；而到宋朝更是降低到2.6%，明清时期也没有超过5%。可见，独尊儒术之后，尤其是宋代，把古代学人对科技类话题的兴趣和著述降低几乎零点。由此看到，儒家主导中国社会之后，科技真的是每况愈下。
宋代更是开倒车
对于创造发明，社会的开明度和自由度非常重要。比如，战国时期、三国时期和五代十国时期都很混乱，朝廷忙于应战，无暇顾及管制社会，给民间更多自由，但根据麻省理工学院黄亚生教授与同仁的统计，那些时期恰恰是中国人均创造发明数创历史新高的时期。
此外，科举考试也是一个划时代的关键因素。隋朝开创科举考试，唐朝继续发展，但是隋朝和唐朝时，只有贵族世家的后裔才有资格参加考试，老百姓子孙无资格，所以那些时期的科举体系对草根影响不大，普通子孙还有心思想着科技的事、想着原创知识的事。
可是，到了宋代，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宋太宗把科举考试从贵族世家扩大到平民百姓子孙，导致全国各角落的读书人只关注科举考试的核心内容——四书五经，只关注儒家经典说了什么、讲了什么。一旦儒家经典成为读书人几乎唯一的关注，这就造成几方面后果。
一是全社会知识人对科技研发更无兴趣，对自然世界、物理世界的规律无兴趣，对亩产量如何提高无兴趣，这就是为什么宋明清时期的科学书籍占比不到5%。二是即使非科技类书籍中，也不是各种史书哲学艺文都受到重视，而是大家把精力都集中在儒家思想上，比如熊秉元教授跟同仁对汉代以来《汉书.艺文志》做的统计，发现儒家书籍在汉代占39%，到唐朝占40%左右，还低于道家著作（道家书籍占50%左右），说明到唐时期，儒家还并不是社会中的“一支独大”，还有些各家争鸣的氛围；可是，到宋代，儒家书籍剧烈上升，占所有书籍的71%，明代更是上升到82%，清朝也类似。由此可见，宋代让四书五经成为科举的核心之后，儒家思想几乎成为全社会学人的唯一关注，从精英到草根家庭的读书人，几乎人人沉浸在儒家著作之中。三是书籍的内容大大改变，以前的书籍多以原创知识为主，但宋代开始，转为以诠释儒家经典、注解儒家经典的书籍为多，这导致一定程度的知识老化、静态化，使思想文化不再有创新，而是僵化。
所以，中国社会在宋代之后连发明创新也没有了，变成一个全面守旧的社会。宋代所经历的变化，实际上跟中东伊斯兰社会在12世纪以来的变化几乎完全一样。在11世纪末期的逊尼复兴改革之前，伊斯兰科学非常辉煌，其商业也非常兴旺。但是，逊尼复兴改革于12世纪不断深入之后，伊斯兰社会的世俗政府逐步被宗教控制，信徒的生活和世俗活动被高度宗教化，导致伊斯兰书籍出版也更多转向宗教经典的诠释解读，不再追求新知识的发现和发表，而是停留在对过去宗教经典的解读上。
按照哈佛大学教授Eric Chaney的研究，在伊斯兰教初期的七八世纪，科技类著作占伊斯兰出版物的3%，到11世纪达到11%，可是，12世纪的科技原创知识类书籍降到5%，到14世纪继续下降到3%，结束了伊斯兰科学的辉煌。尤其是，一旦学者的追求不再是发现新知识，连书籍也不再强调原创性知识，而是更关注对以前经典的解释，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发展活力就自然停止了，对自然、对人性的认知也就成为死水一潭。
宋代的科举考试改变了草根阶层的激励框架，包括形成了所谓的“应试文化”，读书只是死记硬背为了应对考试，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以至于很多父母现在都还没走出这个境界，国内很多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并没把发现新知识、生产新知识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诉求，只是把自己看成是照本宣科的教书匠，只讲别人的研究发现，只宣读别人的思想认知。这就是为什么国内的人文社科这些年每况愈下，跟世界越离越远的重要原因。当然，科技领域还是好很多。
晚清洋务运动以来的变迁
在19世纪晚清洋务运动之前，人们对于把发明转变成有用的技术一直没有多少兴趣。可是，鸦片战争失败带来的冲击，包括太平天国内战间体验到的洋枪洋炮、甲午战争的失败等等，迫使中国精英进行全方位反思。被迫之下，只好开始洋务运动，引进西方工业技术。引进科技当然具有历史意义，但同样重要的是，修改了儒家历来的“稳定第一”“抗风险第一”，而不是“发展第一”的价值定位，转变为“发展第一”“增长第一”，也就是改变为追求生产力的增长，不再以保守自居。这当然是对儒家的一种根本性修正，或者说是一种背叛。这种价值观转型从根本上为后来追求科技创新做了铺垫，包括为19世纪后期、20世纪初期私营企业家创办新式企业提供了道义上、法理上的支持。不过，那个观念转型不是一两天就能完成的，要改变两千年来建立的儒家价值体系不是一夜之间就能做到的，比如，对商人、对商业市场、对商业利润的态度，很难说经过洋务运动就从负面改为正面了。后来在20世纪，又是军阀混战，又是内战，又是政治运动，使得洋务运动开启的转型过程不断遭到停顿。
到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不再打倒“投机倒把”，承认市场经济、民营企业、私有财产的地位，“致富光荣”“让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等，等于承认民营企业和商业利润的合法性与道德性，在观念上这些都是颠覆性的改变。加上邓小平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毫不含糊地把“增长”放在首位，而不是追求儒家的“稳定”和“抗风险”；邓小平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也是对儒家的“不患寡”“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否定——这些变化从道德和政策层面完全解放了企业家的创新激励，使他们不再在道义上面对将发明转换成提高生产力的技术的障碍，甚至自己的企业也有激励投身于科技研发的浪潮中。这些都是历史性的转变，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儒家对创新发明的抑制，让中国社会丢下了历史包袱，可以轻装走上科技发展之路。
当然，有了道义上、政策上对民营企业和商人企业家的承认，甚至鼓励，这还不够，还需要资本市场这样的“激励加速器”，否则，中国过去二三十年不可能快速成为科技大国，让世界其它国家都感觉到来自中国科技的竞争压力。
2021年2月快手科技在中国香港上市，公司市值达到1.4万亿港元，其创始人宿华身价超过220亿美元、1400多亿人民币。宿华出生于湖南湘西农村，是真正的草根背景，但是，这些都没有妨碍他在2015年创办快手之后，很快得到风险资本的支持，令他在短短5年里使公司快速创新增长，一下子成为市值有这么大的天文数字的公司。像腾讯、阿里、京东、大疆等各家科技创新公司也大致如此。之所以能做到如此，完全离不开股市的激励作用，因为一方面国内在1990年推出A股市场，后来推出创业板、科技板供科技创业公司上市；另一方面民营企业可以到美国、到中国香港上市，这样一来，有了创新公司的投资退出机制，风险资本就愿意来到中国，给有能力、有创新的年轻人提供大量的资本支持，于是，就产生很多像宿华这样的激动人心的财富故事。
有了这些创新的财富故事，整个社会的年轻人、中年人的创业致富、科技致富的激情就被真正调动起来，形成一个中国社会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创新生态，不仅道德上和法理上的障碍不再存在，而且在科技创新的正向激励上也发挥了登峰造极之极致。
生活在2021年，必须承认，从洋务运动到现在的160年里，中国社会经历的变化真的很大，是根本性的变迁：从原来的“稳定第一”转变到“发展优先”“增长优先”，从观念上贬损商业利润转变到“致富光荣”。
单单从出版方面看，现在科学技术类的书籍占每年出版物的30%左右，这样的结构跟欧美社会差不多，完全改变了从宋朝以来科技书籍只占2%、不到5%的状况。现在，教育部和其他部委也要求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多在世界一流的学报上发表论文，尽管这个追求过于死板，但从另一角度看，由于国际学报不会刊登诠释类、注释类的论文和书籍，只会刊登充满新发现、新知识的著作，所以，这种追求迫使国内大学和研究机构也必须以新发现、新知识为导向，这跟宋代开始的只注重诠释经典的学术导向是完全不同的。也就是说，在追求生产力、追求增长和科技创新方面，当初洋务运动设想的目标终于算是实现了。
所以，为了更好地理解今天的科技局面、认清未来必须坚持的路线，我们应该好好了解和珍惜洋务运动以来所实现的转型和进步，千万不要破坏这些成就，尤其不能损坏这些创新生态，否则，中国很难巩固并维持长久的创新型国家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