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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耶克的启示 | k街观察35
@李华芳

上海市政府下属的信息办和发改委研究部门最近访问了一系列华府智库，试图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应邀对他们做了一次报告，提供了我对k街智库的观察。我已经强烈感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对“让智库运转起来”的强劲需求。且不说2009年成立的由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领衔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为高级别智库，更有世界银行给中国的改革建议中提议设立高级别智库，类似当年的“体改委”，以在下一步改革中发挥重要作用。

不过尽管需求巨大，对设立高级别智库的这类建议也层出不穷，但如何让智库真正起作用，却没有人提供具体而细致的答案。这也和中国目前大量的智库徒具形式、研究大而无当的问题、缺乏对政策细节的关注有关。这些设立高级别智库的建议似乎看不到已经有很多高级别的智库存在，也缺乏对这些高级别智库运行效率到底如何的衡量。

事实上，认为设立一个高级别智库就能解决一系列政策问题的想法，实在是缺乏对智库真正起作用的土壤的了解。智库起作用不仅需要一个高效运转的“思想市场”，还要有一个复杂的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的生产过程。“思想市场”容易理解，无非是说要放宽办智库的条件，减少对智库发展的各种限制，增加智库数量，允许不同意见的智库相互竞争，这样对决策者来说反而有更多可选的政策空间。而且由于政策经过充分辩论后，走偏的可能性也会降低。

但对于思想产品和政策建议的生产过程，则需要更多的讨论。例如对K街右翼智库影响巨大的“柯克模式”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或者说“大学-智库-政策倡导组织”这一模式的思想源自何处呢？解答这个问题，或许有助于国内热心智库发展的人们了解下智库成长。

“柯克模式”的提出者、柯克基金会的总裁里奇·芬克（Rich Fink）在其1996年的文章《从思想到行动：大学、智库和行动团体的角色》中解释了这个思想产品的生产过程。值得说明的是，里奇的想法其实来自哈耶克，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哈耶克对右翼智库的巨大影响力。按照里奇的看法，大学、智库和行动团体在各个阶段各有千秋，并且由于这三者构成从思想到行动的连续谱，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思想”生态环境，因此对于资助方来说，需要将这三者结合起来资助。

里奇借用了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关于“生产结构”的刻画，即著名的“储蓄-中间产品-最终消费品”。简单来说，当人们更偏好未来消费时，在当期人们就会将钱存起来，储蓄就增加了。这增加的储蓄借给企业家去生产产品，如果利率较低，那么生产过程就可能拉长，随着生产迂回程度加深，生产过程越来越复杂，最终能产出的最终消费品也会极大丰富。这就意味着对最终产品而言，生产结构的复杂程度或者说生产的迂回程度非常要紧。

对思想产品来说，也是如此。如果不能将“大学-智库-行动团体”整合在一起，投资这种复杂的生产结构中蕴含的中间思想产品，那么其最终得到的公共政策恐怕数量和质量都堪忧，也很难促成制度变革增进社会福祉。

在里奇看来，从思想到行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生产思想的原材料，这部分研究大体上由大学来完成，也就是通常说的基础研究；第二个阶段是思想的中间产品，这一部分是在思想原材料的基础上与现实政策相结合产生的政策分析报告；第三个阶段是将第二阶段的产品通过打包、转换，分发给最终消费者。这个模式的应用即是“大学-智库-行动团体”，而智库作为连接起思想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生产者，其生产的迂回程度提升，对最终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都会大有帮助。

但这个思想产品的生产结构不仅依赖智库的独立性，更要依赖大学的独立性以及公民行动团体的独立性。简而言之，没有私立大学和独立非政府组织的长足发展，单靠发展智库就能提升政策效率和质量的想法，恐怕也只是梦一场了。希望那些指望“高级别智库”救国的人，能早点清醒意识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