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 List
分享“非长策智库原创”文章：低碳、金融、发展、企业、监管、社会政策、书评影评、气候变化、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内容来源于网络，不代表长策智库观点与立场，如希望删除，请联系ChangCeThinktank@gmail.com
Back to Topic List
Back to Topic List
原民政部司长王振耀著书回望部委从政生涯
Posted 周三, 2012年 12月 12日 By ChangCe
原民政部司长王振耀著书回望部委从政生涯
“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杨佳秋 发自：北京 2012-11-23 10:02:52
2010年6月21日，辞去民政部行政职务的王振耀，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成为一名真正的民间公益人士。在此之前，他先后任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东方IC/图）
每个部委，都有专门的人事司（局），但如果司长不同意某个下属在司内晋升，人事部门要尊重司长的意见。
“上级一定要理解地方，不要动辄说‘政策到下面就变形’这样的话，要看看地方到底有什么困难。”
“至今我们社会还弥漫着贫困时期养成的救急不救穷的心态，没有普惠性福利理念。”
一个部委里，谁最有实权？
不少人觉得是部长。王振耀说，“往往是处长。”
2012年11月19日，王振耀在办公室内，和南方周末记者聊及他二十多年的从政体会。在他看来，国家部委体制中，“处”是最基本的单元，“处长的权力实际是执行权”，经常是一个处长提出一种具体方案，经层层上报、讨论后，最终成为一种刚性的规定。
王振耀在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当过6年农村处长，上世纪90年代推行农村基层选举时，很多方案就是出自他手。这些看法也是他新书《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中开篇阐述的观点。该书本月刚刚面世。
2010年6月，王振耀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职务，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并出任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当时他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经常谈到国家机关的运作程序及工作策略，一位图书编辑遂约他写书，写写部委工作的规范。
从去年春天到今年3月，王振耀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写作。他说，这本书也是他在民政部从政生涯的总结和反思，“离开官位看官位，自然会有更深的体会”。
从“马”变成“伯乐”
王振耀1954年生于河南鲁山，至今乡音不改。1986年大学毕业后，他去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民政部新组建基层政权司，下设农村处，因缘巧合，王振耀被调去当了处长。
他在处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6年。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他挂职任江苏江都县副县长，回来后升任副司长。
挂职期间，他接待过一位已退休的老省委书记。老人的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谈话内容是干部交流任职制度。老书记认为这一制度也存在问题：外来干部一到周末就回家，为争取调动，任期结束前半年就不安心工作；而本地干部即使次日调任，头天晚上还在负责工作，因为要接受乡亲们的监督。
王振耀后来出差，经常就此问题进行了解。他觉得老书记的话有道理。
随着职位升迁，他从“马”变成了“伯乐”后，发现许多单位评价公务员都是靠投票。他认为，“这不妥”，因为投票的依据可能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业务水平。后来他探索将一个人一年的工作评价，划分为十多个项目，大家分别打分，最后计总分。这种以绩效为标准的评价方式，使一些承担了很多工作但原来票数不多的人，总分上去了。
作为司长，对下属的评价能直接影响下属晋升。每个部委都有人事司（局），但如果司长不同意某个下属在司内晋升，人事部门要尊重司长意见；如果司长强烈推荐某人，意见往往也会得到尊重。
后来一些地方在用人制度中采用“民主推荐”做法，但在王振耀看来，民主推荐往往会强化“一把手”的人事权。
像在某部委，晋升副处级以上职务，被推荐人选都要参加演讲，然后接受司局级以上干部的投票。投票者级别不同，一般划为A票（部级官员）和B票（司局级官员），有的还有C票（处级官员）。但不同的票汇总时所占权重不一样，A票（部级官员的投票）权重最大，高时甚至达到70%。
当然，这种投票不是真正的选举，客观上是一种参考票。王振耀说，投票时不设秘密划票间，得票结果在当时和事后也不公开。
司长一年接待费2000元
2001年，王振耀由救灾救济司的副司长升任司长。每次作为中央救灾大员到地方，都会受到热情接待。省级机关接待时一般不会安排他住套间，但到了县里，如果当地条件允许肯定会安排住套间。
王振耀觉得，既然人家对自己热情接待，对方到北京汇报工作时，也该请他们吃顿便饭。但尴尬的是，他请不起。他去问司办公室主任，一年接待费是多少？办公室主任说，财务规定，一个司一年的接待预算只有2000元。
升任司长的第一个春节，他就为钱犯了难。他想请司里二十多个老干部开个茶话会，但光水果、瓜子就要好几百。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老干部来了，总得有点纪念品，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他和几个副司长商量：礼品不能贵，只能几十块钱，但体量看起来要大点，这样才拿得出手。最后司里为每人准备了一条“花钱少、体量大”的床单。
茶话会开过后，一年2000元接待费已所剩无几。但要花的钱还很多，比如司里有人住院，去看望总得带点水果；救灾司经常要加班，有饮食和交通费用，这些都没有预算，但又是客观支出。
王振耀开始想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办各类收费培训；集体编书，给大家的稿费少发或不发；或者做课题和项目，申请科研经费等。这些钱不存单位账户，而是开司务会决定存到司内某人名下，需要时支取，“严格来说是违规的，但大家都这么做了”。
还有一个经常性的做法是，召开会议时，利用“会议尾巴”请客，招待费记进会议费——会议费是有预算的。“各部委司长都差不多，没什么预算内接待费。”王振耀说，别看人前风风光光，但为了经费经常低三下四。
“为什么只定2000元？”王振耀认为，可能是制定者觉得定2000元也没有耽误吃喝，但实际却引发了不少违规操作。我国对官员的道德标准就是要清正廉洁，但过高的道德标准往往会让人虚伪。
王振耀认为，目前公务员工资过低，但社会上出现公务员热，原因就在于公务员有隐形福利。一是礼品馈赠；此外，一些单位利用自身的资源为职工谋福利，包括采购水果、粮食，甚至挪用资金建房。
公务员到一定级别之后，会有一些职务性待遇，如副部级官员能分得两百多平米的房子，50岁以上的司长可以有医疗蓝卡，看病只需5毛钱挂号费，其他几乎全部免费。
先解决央企问题
在民政部期间，王振耀参与了不少政策的制定。
2001年夏天，许多国企下岗工人已相当困难，甚至有人去农村拾麦穗，但始于1997年的城市低保政策只是覆盖400万城市特困户，并不覆盖所有国企下岗人员。当年8月，国务院决定增加15亿元拨款扩大低保面，具体工作由救灾救济司负责。
这次的困难在于，要扩大到的低保对象分几个部分，分别是央企、地方国企，以及民政工作对象，三者分别由中央、地方、民政系统负责。
刚提为救灾救济司长的王振耀清楚，中央的目的是解决央企职工问题。因此他明确了解决问题的顺序，先是央企困难职工，再是地方企业困难职工，最后才是民政工作对象。
“或许有人觉得不合理，困难群众也要按级别划分。”但王振耀知道，如果不解决央企的问题，僵局难以打破。
中央同意拿钱了，问题又出现了——央企不少在地方，将他们的职工纳入低保，要依靠地方民政系统。但很多地方并不愿意，因为这会增加地方工作量，加大行政管理成本。
艰难的谈判开始了。王振耀先陪同副部长杨衍银去大同，与时任市委书记靳善忠见面，谈话时大家面带笑容，但靳善忠婉拒了，除行政成本外，另一个难点是体制问题，大同矿务局与大同市行政级别相同，靳善忠觉得纳入后不好协调两者关系。这是全国央企与地方之间都存在的问题。
谈了一天后，双方晚餐后散步时，达成了统一意见，民政部表态可以给地方优惠，拨款时相应考虑地方困难企业，多拨些资金。这样达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平衡后，问题才算解决。此后，安徽淮南与淮南矿务局，广西柳州与柳州铁路局都是民政部派员进行了协调解决。
“上级一定要理解地方，不要动辄说‘政策到下面就变形’这样的话，要看看地方到底有什么困难。”多年后，王振耀这么总结。以这次扩大低保面为突破口，到2002年，全部城市困难人群都纳入了低保范围。
5元钱的意义
看到城市困难人群有了着落，出身农村的王振耀想起了他的家乡，也想为农村困难人群建立保障机制，但这次费了不少周折。
建议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许多部门觉得农民太多，财政无力再管，而且已有了扶贫政策。王振耀觉得，“至今我们社会还弥漫着贫困时期养成的救急不救穷的心态，没有普惠性福利理念。”
王振耀想推动建立农村低保，但他知道想立即让国务院拿钱不可能，只能先在职权范围内做些变通。
救灾救济司掌管每年“冬令春荒”救济款的发放。2003年救济款发放前，他对全国4类“不救不活”人群（重残、大病、鳏寡孤独、突发性灾难）进行了排查统计，共有1972万人。由民政部下文，对他们优先发放“冬令春荒”款，并给他们发特困户证，有证之后，按每月5元的标准按时发放。
发了一段时间，各地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时任河南省长李成玉说，“5元太丢人，河南最少要8元。”王振耀觉得可以提出农村低保制度了。
但一说要建制度，又有地方说财政困难，其间进行了多次谈判。有次在井冈山开会，江苏说建农村低保没问题，但安徽就说有困难，最后当场决定以这两省为界，江苏以东发达地区建低保制度，安徽以西建特困户救助制度。
“一开始有人认为5元标准太低，没必要实行。”但王振耀清楚这5元的意义所在，“先要把规范建立起来！”而正是这样的低标准，为建立农村低保探出了一条路子。2007年，国务院发文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
2008年，王振耀离开救灾救济司，组建社会福利司并担任司长。
次年，为了做一件本来不属于他职责范围内的事，他又想了点子。2009年，宁夏决定将80岁以上没有退休金的老人纳入低保。王振耀觉得可以推广，但低保与社会福利司没有关系。经过考虑他发现，宁夏的做法严格说并不符合低保政策，因为低保是按贫困程度并计算家庭收入来定的，不是简单按年龄，老人没有退休金或许子女有钱呢？
王振耀建议宁夏将政策更名为高龄津贴，不纳入低保，宁夏接受了建议。这样做的奥妙在于，这种福利性津贴就属于社会福利司的工作范围了。2009年8月，福利司主持的沿海地区高龄津贴制度建设工作座谈会在银川召开，之后高龄津贴在全国逐步推广。
部委矛盾如何化解
在民政部，经常能碰到地方谎报数字的情况。大灾后，地方常会多报灾害损失的数字，中央部门则要想方设法发现漏洞。
王振耀不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地方念歪了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时是政策落实难度太大，下面不好操作。
2002年前，灾后恢复重建，中央财政给每间房的补贴标准是65元，低标准带来的后果是地方虚报数字。国务院领导多次批示，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民政部多次向财政部提议提高补贴标准，总被财政紧张为由顶回。“最终得以解决，是民政部与财政部博弈的结果。”王振耀说，机会出现在2002年。
原来，所有中央财政拨款都使用财政部的统一文号，但救灾款下拨例外，使用民政部与财政部的联合文号，并且民政部排在前面。这意味着民政部在救灾款拨付上有最终决定权。
2002年，财政部提出修改文号规则，想让财政部排在前面。民政部借此提出了附加条件：提高救灾补贴标准。财政部为了达到修改文号的目的，同意组织专家进行测算，最终将标准提高到300元。
2002年，借财政部想修改救灾款拨付文号规则的机会，民政部还提出了建立应急救助的拨款制度，也得到了财政部的同意。
此后，陕西渭南发生了洪涝灾害，但300元的标准还是太低。为了影响决策层，王振耀想到了专家。专家列举了很多国家的救灾标准，比如印度倒房重建的标准折合人民币有1800元，这个数字是令人吃惊的。后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将标准提高到1500元。2008年南方雪灾时，重建标准提高到5000元，汶川地震时再次上升到10000元。
重点岗位有优势
回想在民政部工作过的三个司，王振耀觉得，“救灾救济司有一个特别优势”。主要是陪国务院领导救灾的机会多、出席国务院会议多，有相当多的机会影响决策。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王振耀跟随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乘专机飞抵四川。救灾期间，中央请江苏等6个省直接支持四川5个市，初衷是援助不经过四川省，减少中间环节。
“但运作三天就出了问题。”王振耀说，比如河南援助绵阳下面的江油，要先运到绵阳，再送到江油，而去绵阳就经过江油。江苏援助的是德阳，德阳有两个极重灾区绵竹和什邡，但物资分配造成了两市矛盾，最麻烦的是指挥部不知道放在绵竹还是什邡——指挥部放在哪里，对哪里的救灾会更有利。
王振耀建议，不如改成一省直接对口援助一个县，这样决策可以不经过中央，不经过四川省，也不经过五个灾区地级市，各省责任清楚，还能引发竞争。回良玉说可以研究，后来就通过了。6月11日，中央的恢复重建方案也采取了一省对一县的办法。
在救灾救济司，与地方领导人交往的机会也多。2003年春，王振耀和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到江西调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问题，当面向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建议，首先以规范农村特困户救助的名义在江西试点时，孟建柱与省长当即商量同意。
担任救灾救济司司长，是王振耀从政的最后一班岗。辞职两年后，他写出了自己的从政体验。新书出版时，作者的名字成了“王真尧”。
“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杨佳秋 发自：北京 2012-11-23 10:02:52
2010年6月21日，辞去民政部行政职务的王振耀，受聘为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成为一名真正的民间公益人士。在此之前，他先后任职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 （东方IC/图）
每个部委，都有专门的人事司（局），但如果司长不同意某个下属在司内晋升，人事部门要尊重司长的意见。
“上级一定要理解地方，不要动辄说‘政策到下面就变形’这样的话，要看看地方到底有什么困难。”
“至今我们社会还弥漫着贫困时期养成的救急不救穷的心态，没有普惠性福利理念。”
一个部委里，谁最有实权？
不少人觉得是部长。王振耀说，“往往是处长。”
2012年11月19日，王振耀在办公室内，和南方周末记者聊及他二十多年的从政体会。在他看来，国家部委体制中，“处”是最基本的单元，“处长的权力实际是执行权”，经常是一个处长提出一种具体方案，经层层上报、讨论后，最终成为一种刚性的规定。
王振耀在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当过6年农村处长，上世纪90年代推行农村基层选举时，很多方案就是出自他手。这些看法也是他新书《不变的是原则，万变的是方法》中开篇阐述的观点。该书本月刚刚面世。
2010年6月，王振耀辞去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职务，到北京师范大学当教授并出任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当时他接受了多家媒体的采访，经常谈到国家机关的运作程序及工作策略，一位图书编辑遂约他写书，写写部委工作的规范。
从去年春天到今年3月，王振耀用一年的时间完成了写作。他说，这本书也是他在民政部从政生涯的总结和反思，“离开官位看官位，自然会有更深的体会”。
从“马”变成“伯乐”
王振耀1954年生于河南鲁山，至今乡音不改。1986年大学毕业后，他去了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1988年，民政部新组建基层政权司，下设农村处，因缘巧合，王振耀被调去当了处长。
他在处长的位置上一待就是6年。1993年1月至1994年3月，他挂职任江苏江都县副县长，回来后升任副司长。
挂职期间，他接待过一位已退休的老省委书记。老人的一番话对他触动很大，谈话内容是干部交流任职制度。老书记认为这一制度也存在问题：外来干部一到周末就回家，为争取调动，任期结束前半年就不安心工作；而本地干部即使次日调任，头天晚上还在负责工作，因为要接受乡亲们的监督。
王振耀后来出差，经常就此问题进行了解。他觉得老书记的话有道理。
随着职位升迁，他从“马”变成了“伯乐”后，发现许多单位评价公务员都是靠投票。他认为，“这不妥”，因为投票的依据可能是人际关系，而不是业务水平。后来他探索将一个人一年的工作评价，划分为十多个项目，大家分别打分，最后计总分。这种以绩效为标准的评价方式，使一些承担了很多工作但原来票数不多的人，总分上去了。
作为司长，对下属的评价能直接影响下属晋升。每个部委都有人事司（局），但如果司长不同意某个下属在司内晋升，人事部门要尊重司长意见；如果司长强烈推荐某人，意见往往也会得到尊重。
后来一些地方在用人制度中采用“民主推荐”做法，但在王振耀看来，民主推荐往往会强化“一把手”的人事权。
像在某部委，晋升副处级以上职务，被推荐人选都要参加演讲，然后接受司局级以上干部的投票。投票者级别不同，一般划为A票（部级官员）和B票（司局级官员），有的还有C票（处级官员）。但不同的票汇总时所占权重不一样，A票（部级官员的投票）权重最大，高时甚至达到70%。
当然，这种投票不是真正的选举，客观上是一种参考票。王振耀说，投票时不设秘密划票间，得票结果在当时和事后也不公开。
司长一年接待费2000元
2001年，王振耀由救灾救济司的副司长升任司长。每次作为中央救灾大员到地方，都会受到热情接待。省级机关接待时一般不会安排他住套间，但到了县里，如果当地条件允许肯定会安排住套间。
王振耀觉得，既然人家对自己热情接待，对方到北京汇报工作时，也该请他们吃顿便饭。但尴尬的是，他请不起。他去问司办公室主任，一年接待费是多少？办公室主任说，财务规定，一个司一年的接待预算只有2000元。
升任司长的第一个春节，他就为钱犯了难。他想请司里二十多个老干部开个茶话会，但光水果、瓜子就要好几百。按照中国人的礼节，老干部来了，总得有点纪念品，不能让人家空手而归。他和几个副司长商量：礼品不能贵，只能几十块钱，但体量看起来要大点，这样才拿得出手。最后司里为每人准备了一条“花钱少、体量大”的床单。
茶话会开过后，一年2000元接待费已所剩无几。但要花的钱还很多，比如司里有人住院，去看望总得带点水果；救灾司经常要加班，有饮食和交通费用，这些都没有预算，但又是客观支出。
王振耀开始想一些变通的办法，比如办各类收费培训；集体编书，给大家的稿费少发或不发；或者做课题和项目，申请科研经费等。这些钱不存单位账户，而是开司务会决定存到司内某人名下，需要时支取，“严格来说是违规的，但大家都这么做了”。
还有一个经常性的做法是，召开会议时，利用“会议尾巴”请客，招待费记进会议费——会议费是有预算的。“各部委司长都差不多，没什么预算内接待费。”王振耀说，别看人前风风光光，但为了经费经常低三下四。
“为什么只定2000元？”王振耀认为，可能是制定者觉得定2000元也没有耽误吃喝，但实际却引发了不少违规操作。我国对官员的道德标准就是要清正廉洁，但过高的道德标准往往会让人虚伪。
王振耀认为，目前公务员工资过低，但社会上出现公务员热，原因就在于公务员有隐形福利。一是礼品馈赠；此外，一些单位利用自身的资源为职工谋福利，包括采购水果、粮食，甚至挪用资金建房。
公务员到一定级别之后，会有一些职务性待遇，如副部级官员能分得两百多平米的房子，50岁以上的司长可以有医疗蓝卡，看病只需5毛钱挂号费，其他几乎全部免费。
先解决央企问题
在民政部期间，王振耀参与了不少政策的制定。
2001年夏天，许多国企下岗工人已相当困难，甚至有人去农村拾麦穗，但始于1997年的城市低保政策只是覆盖400万城市特困户，并不覆盖所有国企下岗人员。当年8月，国务院决定增加15亿元拨款扩大低保面，具体工作由救灾救济司负责。
这次的困难在于，要扩大到的低保对象分几个部分，分别是央企、地方国企，以及民政工作对象，三者分别由中央、地方、民政系统负责。
刚提为救灾救济司长的王振耀清楚，中央的目的是解决央企职工问题。因此他明确了解决问题的顺序，先是央企困难职工，再是地方企业困难职工，最后才是民政工作对象。
“或许有人觉得不合理，困难群众也要按级别划分。”但王振耀知道，如果不解决央企的问题，僵局难以打破。
中央同意拿钱了，问题又出现了——央企不少在地方，将他们的职工纳入低保，要依靠地方民政系统。但很多地方并不愿意，因为这会增加地方工作量，加大行政管理成本。
艰难的谈判开始了。王振耀先陪同副部长杨衍银去大同，与时任市委书记靳善忠见面，谈话时大家面带笑容，但靳善忠婉拒了，除行政成本外，另一个难点是体制问题，大同矿务局与大同市行政级别相同，靳善忠觉得纳入后不好协调两者关系。这是全国央企与地方之间都存在的问题。
谈了一天后，双方晚餐后散步时，达成了统一意见，民政部表态可以给地方优惠，拨款时相应考虑地方困难企业，多拨些资金。这样达到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平衡后，问题才算解决。此后，安徽淮南与淮南矿务局，广西柳州与柳州铁路局都是民政部派员进行了协调解决。
“上级一定要理解地方，不要动辄说‘政策到下面就变形’这样的话，要看看地方到底有什么困难。”多年后，王振耀这么总结。以这次扩大低保面为突破口，到2002年，全部城市困难人群都纳入了低保范围。
5元钱的意义
看到城市困难人群有了着落，出身农村的王振耀想起了他的家乡，也想为农村困难人群建立保障机制，但这次费了不少周折。
建议一开始就遭到反对，许多部门觉得农民太多，财政无力再管，而且已有了扶贫政策。王振耀觉得，“至今我们社会还弥漫着贫困时期养成的救急不救穷的心态，没有普惠性福利理念。”
王振耀想推动建立农村低保，但他知道想立即让国务院拿钱不可能，只能先在职权范围内做些变通。
救灾救济司掌管每年“冬令春荒”救济款的发放。2003年救济款发放前，他对全国4类“不救不活”人群（重残、大病、鳏寡孤独、突发性灾难）进行了排查统计，共有1972万人。由民政部下文，对他们优先发放“冬令春荒”款，并给他们发特困户证，有证之后，按每月5元的标准按时发放。
发了一段时间，各地不觉得有什么困难。时任河南省长李成玉说，“5元太丢人，河南最少要8元。”王振耀觉得可以提出农村低保制度了。
但一说要建制度，又有地方说财政困难，其间进行了多次谈判。有次在井冈山开会，江苏说建农村低保没问题，但安徽就说有困难，最后当场决定以这两省为界，江苏以东发达地区建低保制度，安徽以西建特困户救助制度。
“一开始有人认为5元标准太低，没必要实行。”但王振耀清楚这5元的意义所在，“先要把规范建立起来！”而正是这样的低标准，为建立农村低保探出了一条路子。2007年，国务院发文建立了农村低保制度。
2008年，王振耀离开救灾救济司，组建社会福利司并担任司长。
次年，为了做一件本来不属于他职责范围内的事，他又想了点子。2009年，宁夏决定将80岁以上没有退休金的老人纳入低保。王振耀觉得可以推广，但低保与社会福利司没有关系。经过考虑他发现，宁夏的做法严格说并不符合低保政策，因为低保是按贫困程度并计算家庭收入来定的，不是简单按年龄，老人没有退休金或许子女有钱呢？
王振耀建议宁夏将政策更名为高龄津贴，不纳入低保，宁夏接受了建议。这样做的奥妙在于，这种福利性津贴就属于社会福利司的工作范围了。2009年8月，福利司主持的沿海地区高龄津贴制度建设工作座谈会在银川召开，之后高龄津贴在全国逐步推广。
部委矛盾如何化解
在民政部，经常能碰到地方谎报数字的情况。大灾后，地方常会多报灾害损失的数字，中央部门则要想方设法发现漏洞。
王振耀不认为所有问题都是“地方念歪了经”。“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时是政策落实难度太大，下面不好操作。
2002年前，灾后恢复重建，中央财政给每间房的补贴标准是65元，低标准带来的后果是地方虚报数字。国务院领导多次批示，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民政部多次向财政部提议提高补贴标准，总被财政紧张为由顶回。“最终得以解决，是民政部与财政部博弈的结果。”王振耀说，机会出现在2002年。
原来，所有中央财政拨款都使用财政部的统一文号，但救灾款下拨例外，使用民政部与财政部的联合文号，并且民政部排在前面。这意味着民政部在救灾款拨付上有最终决定权。
2002年，财政部提出修改文号规则，想让财政部排在前面。民政部借此提出了附加条件：提高救灾补贴标准。财政部为了达到修改文号的目的，同意组织专家进行测算，最终将标准提高到300元。
2002年，借财政部想修改救灾款拨付文号规则的机会，民政部还提出了建立应急救助的拨款制度，也得到了财政部的同意。
此后，陕西渭南发生了洪涝灾害，但300元的标准还是太低。为了影响决策层，王振耀想到了专家。专家列举了很多国家的救灾标准，比如印度倒房重建的标准折合人民币有1800元，这个数字是令人吃惊的。后来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将标准提高到1500元。2008年南方雪灾时，重建标准提高到5000元，汶川地震时再次上升到10000元。
重点岗位有优势
回想在民政部工作过的三个司，王振耀觉得，“救灾救济司有一个特别优势”。主要是陪国务院领导救灾的机会多、出席国务院会议多，有相当多的机会影响决策。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王振耀跟随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乘专机飞抵四川。救灾期间，中央请江苏等6个省直接支持四川5个市，初衷是援助不经过四川省，减少中间环节。
“但运作三天就出了问题。”王振耀说，比如河南援助绵阳下面的江油，要先运到绵阳，再送到江油，而去绵阳就经过江油。江苏援助的是德阳，德阳有两个极重灾区绵竹和什邡，但物资分配造成了两市矛盾，最麻烦的是指挥部不知道放在绵竹还是什邡——指挥部放在哪里，对哪里的救灾会更有利。
王振耀建议，不如改成一省直接对口援助一个县，这样决策可以不经过中央，不经过四川省，也不经过五个灾区地级市，各省责任清楚，还能引发竞争。回良玉说可以研究，后来就通过了。6月11日，中央的恢复重建方案也采取了一省对一县的办法。
在救灾救济司，与地方领导人交往的机会也多。2003年春，王振耀和民政部副部长杨衍银到江西调研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问题，当面向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建议，首先以规范农村特困户救助的名义在江西试点时，孟建柱与省长当即商量同意。
担任救灾救济司司长，是王振耀从政的最后一班岗。辞职两年后，他写出了自己的从政体验。新书出版时，作者的名字成了“王真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