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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强：公益思想革命
Posted 周五, 2012年 12月 07日 By ChangCe
任志强：公益思想革命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共产党认为中国政府就是爱，所以它想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把所有的都包掉，可公益和慈善恰恰做的是政府不能包掉的东西，你不可能无所不能。但是，我们的政府希望只有我是值得你爱，所以我付出爱，你必须爱我。当社会组织用其他方式换取了更多爱的时候，他心里很不满意。”
“用减税的方法换来更多的钱做了这些公益，明明是个好事儿为什么不减税呢？就是因为过去的政府认为爱只能由我付出，你不能剥夺了别人对我爱的权利，最后变成别人都爱你不爱我了。这恰恰是我们在思想上的一个革命。”2012年11月30日，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如此表示。
首先，慈善和公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微博上很多人把公益当成慈善，确实慈善是公益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授人以鱼就是送你一条鱼这叫慈善，但是授人以渔，教你如何打鱼是公益，公益不是仅仅是扶贫救济穷人，后面的公益可能比前面的更为重要，前面是救助了少数人，后面可能是提倡机会公平，解决的是多数人的问题。
我如何理解公益？我们经常讨论这个事儿，有企业家发起和组织公益活动非常多，比如我们的茅于轼、吴敬琏老师，全都是企业家组建的，比如阿拉善，也全都是企业家参与，几百个企业家共同参与环保，比如樊纲的中国改革基金会也都是企业家在赞助的。我们认为公益就是付出一种爱，当你付出爱的时候你就能换回爱，如果都付出爱的话，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爱。所以，公益不仅仅是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中国的传统讲一个轮回，佛教说你先从善才能进入天堂，宗教也同样。所有人如果都做，特别是企业组织做绝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是改变世界的一种行为。
对中国的慈善怎么看？我觉得中国的慈善和国际上的慈善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地位，这两年在大量的呼吁下略有改变。
我个人认为我们共产党认为中国政府就是爱，所以它想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把所有的都包掉，可公益和慈善恰恰做的是政府不能包掉的东西，你不可能无所不能，但是我们的政府希望只有我是你值得爱的，所以，我付出爱，你必须爱我。当社会组织用其他方式换取了更多爱的时候，他心里很不满意。
所以，最早的慈善机构，比如我们的佛教，比如我们的教堂，中国要把所有的教堂打掉，其实教堂除了信仰之外，是因为它付出了爱，用爱换回了很多人的信仰。
在我们解放初期的时候把这些都杀掉了，所以，不能有社会民间组织换取民众的爱，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矛盾，当更多的慈善机构把民间的爱夺走以后，就怕他们不爱我们的党，不爱我们的政府了。因此，早期一直处于一追对立的状态。说慈善可以，你把钱给我，所以，我们当时有六大机构可以实行免税的慈善机构，只能代表国家和政府出面做慈善活动，而他们官方做的这些慈善活动是任务。比如任命某某某当某某慈善协会的会长，他是工作，而民间做的所有慈善工作是主动的一个爱好。
所以，当你工作的时候，你得说慈善机构你得给我报销车费，你得给我报销餐费，我干活你得给我工资。而社会公益恰恰相反，我只有付出没有索取，因为我不是工作，我是要努力付出，不但要掏钱做这个事儿，花钱做这个事儿，付出精力做这个事儿，绝不会在中间报销什么钱。比如我们的阿拉善，乐平基金等等，我们绝不会说理事会报销路费、报销车费，但国家的会。这就是差别。所以，用民间组织逐渐发展起来的公益组织替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刚才说我们的政府应该对公益组织减税，为什么？比如美国，它大量的对公益组织减税是因为公益组织捐钱做的事情恰恰是政府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
所以，政府理所当然的，本来应该用税收做的事儿我没做，我用减税的方法换来更多的钱做了这些公益，明明是个好事儿为什么不减税呢？就是因为过去的政府认为爱只能由我付出，你不能剥夺了别人对我爱的权利，最后变成别人都爱你不爱我了。这恰恰是我们在思想上的一个革命。
中国的慈善机构如果和美国相比差的很远很远，很多人说政府的慈善机构是公正的，而我们民间的慈善机构是不公正的，或者由于前几位所说的我们认识上的水平问题，你们都是赚了钱的人，你们都是富人，你们该，你们是为了赎罪，这恰恰是我们一种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错误认识。在美国做慈善做公益不仅有富人，也有穷人，他们一视同仁的用减税或政府支持的办法鼓励和支持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不管从哪个角度说替代了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环境保护问题，比如农村孩子解决贫困问题，比如乐平基金办的农村式的幼儿园，管吃管住一个月才收三百多块钱，我们要把它复制成一个可以在全国普及的幼儿园的教育模式。比如小额信贷，最早出现在农村的小额信贷就是要帮助穷人。
比如打工子弟学校和保姆学校，等等。很多网络上都说茅于轼就是个替富人说话的人，其实茅老师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做了民间的公益活动。这种认识的差别最后导致政府行政机构的决策差别，而恰恰也是民间的各种公益组织的推动，包括我们的媒体和网络逐渐的开放，特别是个人媒体网络的不断开放，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和认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一个基金成立后很多年都注册不下来，但是壹基金准备脱离红十字会的时候遇到了深圳政府的改革，提出不需要上级部门而是我们批准你注册。自从那次以后才逐渐越来越多的开放了多民间机构的公益组织的注册问题。
王振耀在多少年以前就开始呼吁放开，但实际上一直在坚持没有放开。如果不放开的话，这种公益组织就变成了又是非法集资，又是不法团体等等，扣了一堆的罪名，公益在中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非常赞成我们应该多举办这种中国公益的论坛，让公益的原貌通过媒体的声音，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公益的宣传，让更多人从事这样的公益活动，这个世界才能充满爱。谢谢。
本文系11月30日任志强在《中国公益论坛2012》发言实录，未经发言人审阅
“我个人认为我们的共产党认为中国政府就是爱，所以它想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把所有的都包掉，可公益和慈善恰恰做的是政府不能包掉的东西，你不可能无所不能。但是，我们的政府希望只有我是值得你爱，所以我付出爱，你必须爱我。当社会组织用其他方式换取了更多爱的时候，他心里很不满意。”
“用减税的方法换来更多的钱做了这些公益，明明是个好事儿为什么不减税呢？就是因为过去的政府认为爱只能由我付出，你不能剥夺了别人对我爱的权利，最后变成别人都爱你不爱我了。这恰恰是我们在思想上的一个革命。”2012年11月30日，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如此表示。
首先，慈善和公益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微博上很多人把公益当成慈善，确实慈善是公益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授人以鱼就是送你一条鱼这叫慈善，但是授人以渔，教你如何打鱼是公益，公益不是仅仅是扶贫救济穷人，后面的公益可能比前面的更为重要，前面是救助了少数人，后面可能是提倡机会公平，解决的是多数人的问题。
我如何理解公益？我们经常讨论这个事儿，有企业家发起和组织公益活动非常多，比如我们的茅于轼、吴敬琏老师，全都是企业家组建的，比如阿拉善，也全都是企业家参与，几百个企业家共同参与环保，比如樊纲的中国改革基金会也都是企业家在赞助的。我们认为公益就是付出一种爱，当你付出爱的时候你就能换回爱，如果都付出爱的话，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爱。所以，公益不仅仅是改变一个人的行为。中国的传统讲一个轮回，佛教说你先从善才能进入天堂，宗教也同样。所有人如果都做，特别是企业组织做绝不是为了一个人，而是改变世界的一种行为。
对中国的慈善怎么看？我觉得中国的慈善和国际上的慈善完全处于两个不同的地位，这两年在大量的呼吁下略有改变。
我个人认为我们共产党认为中国政府就是爱，所以它想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把所有的都包掉，可公益和慈善恰恰做的是政府不能包掉的东西，你不可能无所不能，但是我们的政府希望只有我是你值得爱的，所以，我付出爱，你必须爱我。当社会组织用其他方式换取了更多爱的时候，他心里很不满意。
所以，最早的慈善机构，比如我们的佛教，比如我们的教堂，中国要把所有的教堂打掉，其实教堂除了信仰之外，是因为它付出了爱，用爱换回了很多人的信仰。
在我们解放初期的时候把这些都杀掉了，所以，不能有社会民间组织换取民众的爱，这是一个很重大的矛盾，当更多的慈善机构把民间的爱夺走以后，就怕他们不爱我们的党，不爱我们的政府了。因此，早期一直处于一追对立的状态。说慈善可以，你把钱给我，所以，我们当时有六大机构可以实行免税的慈善机构，只能代表国家和政府出面做慈善活动，而他们官方做的这些慈善活动是任务。比如任命某某某当某某慈善协会的会长，他是工作，而民间做的所有慈善工作是主动的一个爱好。
所以，当你工作的时候，你得说慈善机构你得给我报销车费，你得给我报销餐费，我干活你得给我工资。而社会公益恰恰相反，我只有付出没有索取，因为我不是工作，我是要努力付出，不但要掏钱做这个事儿，花钱做这个事儿，付出精力做这个事儿，绝不会在中间报销什么钱。比如我们的阿拉善，乐平基金等等，我们绝不会说理事会报销路费、报销车费，但国家的会。这就是差别。所以，用民间组织逐渐发展起来的公益组织替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
刚才说我们的政府应该对公益组织减税，为什么？比如美国，它大量的对公益组织减税是因为公益组织捐钱做的事情恰恰是政府应该做而没有做好的事情。
所以，政府理所当然的，本来应该用税收做的事儿我没做，我用减税的方法换来更多的钱做了这些公益，明明是个好事儿为什么不减税呢？就是因为过去的政府认为爱只能由我付出，你不能剥夺了别人对我爱的权利，最后变成别人都爱你不爱我了。这恰恰是我们在思想上的一个革命。
中国的慈善机构如果和美国相比差的很远很远，很多人说政府的慈善机构是公正的，而我们民间的慈善机构是不公正的，或者由于前几位所说的我们认识上的水平问题，你们都是赚了钱的人，你们都是富人，你们该，你们是为了赎罪，这恰恰是我们一种特定环境下产生的一种错误认识。在美国做慈善做公益不仅有富人，也有穷人，他们一视同仁的用减税或政府支持的办法鼓励和支持他们，就是因为他们做的事情不管从哪个角度说替代了政府无法做到的事情，比如环境保护问题，比如农村孩子解决贫困问题，比如乐平基金办的农村式的幼儿园，管吃管住一个月才收三百多块钱，我们要把它复制成一个可以在全国普及的幼儿园的教育模式。比如小额信贷，最早出现在农村的小额信贷就是要帮助穷人。
比如打工子弟学校和保姆学校，等等。很多网络上都说茅于轼就是个替富人说话的人，其实茅老师把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做了民间的公益活动。这种认识的差别最后导致政府行政机构的决策差别，而恰恰也是民间的各种公益组织的推动，包括我们的媒体和网络逐渐的开放，特别是个人媒体网络的不断开放，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和认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一个基金成立后很多年都注册不下来，但是壹基金准备脱离红十字会的时候遇到了深圳政府的改革，提出不需要上级部门而是我们批准你注册。自从那次以后才逐渐越来越多的开放了多民间机构的公益组织的注册问题。
王振耀在多少年以前就开始呼吁放开，但实际上一直在坚持没有放开。如果不放开的话，这种公益组织就变成了又是非法集资，又是不法团体等等，扣了一堆的罪名，公益在中国反而不是一件好事儿。所以，我非常赞成我们应该多举办这种中国公益的论坛，让公益的原貌通过媒体的声音，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通过这样一个公益的宣传，让更多人从事这样的公益活动，这个世界才能充满爱。谢谢。
本文系11月30日任志强在《中国公益论坛2012》发言实录，未经发言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