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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转型交易的道理——再谈“特赦贪官促政改”
Posted 周二, 2012年 10月 23日 By ChangCe
吴思：转型交易的道理——再谈“特赦贪官促政改”
2012年5月，我对记者谈了一种设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以特赦作为激励机制，有可能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至少让他们保持中立。
具体做法是：在某个特区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例如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差额选举，政治人物公开竞争，人大代表专职化，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一旦验收达标，该地区就实行特赦。官民的政治经济罪过，无论已发觉未发觉，皆在赦免之列。我认为，某些政改的反对者有钱有权，但缺乏安全感，以特赦为悬赏，将使他们转变立场。
澳大利亚的《大洋日报》（7月4日）和美国的《侨报》网站发表了这篇访谈，国内的一些网站上也有转载，标题是：《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
这笔设想中的政治交易，得到了一些赞扬，诸如现实理性，化腐朽为神奇等，但更多的是批评置疑。8月下旬出版的《凤凰周刊》（第24期）卷首语的标题就是：“‘赦免贪官’无法凝聚改革共识”。“卷首语”的批评置疑集中在五个问题上：
1、置公平正义与何地？2、置法律于何地？3、民众将如何反应？4、官员将如何反应？5、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途径是什么？
我看到的批评置疑大体不出这五个方面。批评置疑可以激发讨论，深化认识，比赞扬更可贵。那么，我就以《凤凰周刊》为可贵的对手的代表，依次讨论上述问题。
一，公平正义问题
“卷首语”在一连串置疑后的压轴之问是：赦免贪官，置公平正义于何地？
确实，按照“得其所应得，付其所应付”的正义标准，贪官应该得到惩罚，赦免是不正义的。
但是，第一，我们讨论的不是赦免贪官，而是一项政治交易。交易正义与否可以计算出来。第二，正义总是处于特定情境之中，除了正义，还有生命、财产、制度改良、社会稳定等诸多价值，需要综合考量。
我先介绍两个历史案例，第一个赦，第二个不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警察贪污成风，仅收取“黄赌毒”的贿赂，每年就达十亿港元。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直接对总督负责，与政府和警察部门脱钩，独立行使职权。廉政公署成立10个月，接到有关贪污的投诉5958宗，涉及大量警员。1977年9月，廉署对尖沙咀警署重手出击，不到一个月就逮捕了260余人，其中高级警务人员22人，几乎将该警署一锅端。逮捕行动从尖沙咀开始，向周边警署扩散。众多警察意识到，廉政公署不仅断他们的财路，还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1977年10月28日，数千警察到湾仔警察总部请愿。游行至廉署执行处总部，近百名警察闯入闹事，拆下廉署招牌，砸毁廉署大门，围殴五名外籍廉署官员。一些警察要求撤消廉政公署。香港警察同声相应，闹事可能进一步扩大。
港督不能答应这些要求，但警察闹事将使香港社会陷入混乱。两难之中，港督麦理浩决定让步。1977年11月5日，麦理浩发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特赦令一出，多数警察安全了。有些警察得寸进尺，要求将反贪部门并入警务系统，市民和舆论则对港督的让步不满。麦理浩召开立法局会议，通过了《警察条例》修正案：任何警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将被立即开除，不得上诉。对警察们来说，再闹下去收益已减，风险大增，于是偃旗息鼓。
赦免个人罪行，换来了社会稳定，保住了制度改良。在后来的岁月里，廉政公署发挥了重大作用，香港成为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第二个是不赦的案例。
公元192年，东汉司徒（近似宰相）王允与吕布合谋，刺杀了把持朝政的大军阀董卓。董卓死了，部下便有树倒猢狲散之势。这支军队罪恶累累，曾经在京都大肆抢劫，奸淫妇女，发掘帝王公卿的陵墓，杀良冒功，四出掳掠“所过无复遗类”。民间传言，朝廷要杀尽他们。吕布果然派兵征讨，但出师不利。
这时，董卓旧部由李傕、郭汜等几位军级干部出面，派人去长安乞求赦免。王允拒绝了。王允为人刚正，灭了董卓，大权在握，难免有些骄傲，不肯妥协变通。
李傕等商量道：京师不赦我，我们只能拼命。如果攻克长安，就得天下了。如果攻不克，我们在京郊抄掠妇女财物，然后西归乡里，总能多活几天。众人赞同，结盟进攻长安。
李傕等一路收拾散兵，到长安时，已成十万大军，与董卓旧部樊稠等合围长安城。八天后，城破，李傕等放兵掳掠，杀人过万，王允拥着汉献帝躲到城楼上，大赦天下，拜李傕、郭汜、樊稠等人为将军。
结局是，李傕杀了王允全家，这几个军阀把持朝政，相互攻杀，城中人相食。长安内外本来还有数十万户，两三年后，“关中无复人迹”。
那么，当初李傕等人求赦，王允拒绝对不对？《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认为王允这件事办得“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评王允骄傲。柏杨在《读通鉴·论历史》中批评得最狠：王允创造了东汉复兴的契机，不仅不能把握，反而把东汉王朝拖向谷底，使人民受到更长期的痛苦。在影响上，王允跟董卓相等，都罪大恶极。柏杨曰：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却坐在必须有政治头脑才能坐的板凳上，实在是一种灾难。
事关天下兴亡和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一贯讲究仁义道德的中国史家，并没有只盯着正义。在中国传统中，这叫识大体、顾大局。
如果一定要在正义的范畴之内讨论，也能算出同样的结论。
我们讨论的不是单方面赦免，而是有得有失的政治交易。赦免罪恶固然不公正，却可以避免更大的不公正——恶人更加得势，良民更加受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2，可以避免-8。香港警察闹事平息得早，后果不好评估。李傕叛乱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若以-10代表最糟，可评为-8。从数学上看，-2-(-8)=6，避免-8而选择-2的公正值是+6。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正义具有多层次和多侧面。从时间角度看，惩罚贪官是面向过去的正义，制度改良则是面向未来的正义。从空间角度来看，惩罚贪官是局部性表层正义，制度改良则是整体性深层正义。从后果角度看，有利害相权的正义，也有两害相权的正义。根据不同的主体，还可以区分惩罚贪官的惩罚性正义，补偿受害者的补偿性正义。上述正义往往不可兼得，社会价值也有高有低。放弃某个单项，并不意味着全部放弃正义。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描述了各国威权政府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他发现一种矛盾：追求正义和真相，有时可能威胁民主。因此，他建议民主派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官方主导的转型过程启动，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第五章第二节）。
转型成功后，正义也不能脱离全局考虑。南非转型后，图图大主教主持真相委员会，以真相基础上的和解，代替了惩罚性正义。他说：“我们不得不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和解等需求方面进行平衡。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处罚性的正义，但南非将躺在废墟之中。”（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句：我主张的是一揽子交易，特赦与政改的交易。单讲特赦而不提政改是误解。讲特赦时单提官场而不提民间也是误解。古代皇帝大赦天下，其正面意义之一，就是纠正民间的冤假错案。当代冤假错案，尤其在政治方面，未必少于古代。这方面的正义也不能忽略不计。
二，法律问题
“卷首语”置疑的原话是：赦免贪官，置法律于何地？此例一开，这种为了某个政治目标说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法律，还拥有尊严吗？一种无视法治尊严、建立在践踏法律基础上的“改革”，将把中国带往何处？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只要遵循法定程序，特赦就是合法的。
其次，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践踏着文革时代的法规走过来的。那时候，私人经商属于投机倒把，大包干等于破坏集体经济。
再次，法律尊严早已大成问题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正是要把人治社会建成法治社会，确立法律的尊严。在转向民主宪政的广阔进程中，既有守法，也有变法，人治社会常见的“法律服从政治”只能逐步减少。
最后，我再介绍一个关于法律的案例。
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转型中发生了种族战争，四年间死亡25万人，其中90%是平民。二百万人流离失所，三四万妇女被强奸。1993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负责审判1991年以来严重侵犯人权者。1995年10月，经过国际斡旋，交战各方达成停火协议。
问题在于，实现停火，维护和平，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参与，而这些人正是谋杀、强奸、虐待和种族清洗的直接行动者或怂恿者。有人指出，许诺大赦也许更为妥当，它将对军事和政治领袖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别达成和平协议，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对两难处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是：拖延14个月，才任命了特别法庭的总审判官。第一年的特别法庭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特别法庭无权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诉的人犯，国际部队也不执行捉拿通缉犯的任务。（见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第184、189页）
在这个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实现了。
三，民众态度问题
“卷首语”认为，中国民众将反对特赦交易：“从中国现实的国情来看，除知识分子和部分工商业者将政治改革视为迫切目标外，其他大多数民众更关心的，是柴米油盐；更在意的，是反腐、公平、正义。显然，以‘赦免贪官’为前提的改革方案与民众这种普遍心态更不咬弦。它要求民众放弃自己最在意的，获取自己不迫切的。从民众对贪腐官员的激烈反应，从反腐已成当下民意的最大公约数看，所谓说服民众，只是某些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太久的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
判断民意，要有严谨的民意调查，更可靠的是投票。如果凭印象谈感觉，我倒认为中国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颇高。某个能干的贪官倒台了，常常听到惋惜之论：贪点就贪点，给我们办实事就行。这个说法显示了一种交易心态。倘若交易换来的不仅是几件实事，而是更加尊重公民权利的制度，民众是拥护还是反对？倘若争取正义需要砸烂油坛米罐，甚至流血牺牲，民众更在意什么？
从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看，无论是上街还是上访，民众的主要诉求不是反腐，而是维护自身的公民权利，寻求司法公正，参与环保决策，罢免和选举村官。同时还要求媒体的公正报道。这些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柴米油盐及反腐公平正义对立起来，在事实上不对，在逻辑上有误。
更根本的是：这种政治交易，不必说服民众。民主社会才必须说服民众。我在访谈中的用语是“对老百姓如何交代”。交代不过是给个说法。在官强民弱的转型案例中，例如西班牙，转型完全由官方主导，民众参与极弱。
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瑞格比写道：“佛朗哥去世之后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和军队领域内的精英们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主张既往不咎，不再追查独裁时期违反人权的责任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西班牙在没有障碍和威胁的情况下，转变成欧洲共同市场内的多元民主的国家。我们还发现，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当时的西班牙还处在一个欠发达的市民社会，因而没有自治社团和自愿组织反对政府的大赦和遗忘政策。”
在佛朗哥时代，1936年至1944年的大量处决行动中，民族主义者杀掉了15万至20万同胞。1975年佛朗哥去世，官方主导的转型开始，在安德鲁笔下，“西班牙人普遍地认同了集体忘却。”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忘却公约”。“在西班牙转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妥协与和解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有党派和集团共同制定了忘却公约，决定实行一种公共大赦的集体性实践。……他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忘记大部分过去的伤痛，采取一种选择性的记忆缺失的立场，打开西班牙历史的新的一页。（第58页）”
我并不否认民意的重要性，只是试图区分：在不同类型的转型中，在转型前和转型后，民意的分量大不一样。
亨廷顿将转型分为三类：改革，替代和改替。为了便于量化分析，我们不妨假设转型需要的力量为十分，这十分有多种组合。官七民三，大体是官方主导的转型，名曰改革。例如西班牙和台湾。民七官三，大体是民间主导的转型，名曰替代，即所谓革命。例如东德和阿根廷。民五官五，属于双方协商的转型，名曰改替。例如南非和波兰。中国的民间力量未必比得上西班牙，更别提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南非的非国大了。
在民间主导和官民协商式转型中，民意是决定性的。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民意只构成背景压力，官意是决定性的。与这三组力量对比相应，官方主导的改革没有清算。官民协商的改替，则会围绕着赦免反复谈判，通常以真相代替清算。只有民间主导的转型，才有比较认真的清算。
更深入地说，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赦免和清算背后的历史规律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利与害又由拥护者和反对者实际力量的对比决定。中国的转型，恐怕也跳不出这个规律。
转型完成后，民意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公民社会也逐渐壮大，以前的赦免往往遭到置疑。那时，如果公民组织坚持不懈地追讨正义，他们会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补偿性正义。如果他们坚持追讨真相，就能找到部分真相。至于惩罚性正义，在政府主导的转型社会中，目前尚无追讨成功的先例。
即使在官民协商的改替式转型中，追讨正义如果危及和平，也会一再受挫。
1985年，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民选总统桑格内蒂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的大赦计划。在大赦法的辩论阶段，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众反对大赦，但立法机关仍然通过了大赦法。反对派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决，四分之一选民签名。军方则威胁说，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决，53%的乌拉圭民众赞成赦免，追讨惩罚性正义的人们再次失利。（《第三波》第五章第二节）
各国的常见现象是：时过境迁，过去的恩怨越来越远，民众对此越来越淡漠，清算和宽恕之类的话题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四，官员态度问题
“卷首语”置疑说，官员群体除了贪官，还有清官和众多循规蹈矩的普通官员。此方案一出，原来支持或不反对改革的清官，在不平衡心态下，很可能反过来反对改革。如此，改革就在把一种阻力变成动力的同时，把另一种动力变为了阻力。
清官这个概念涉及操守，支持政改涉及走什么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当然，赦免贪官确实可能让支持政改的清官和循规蹈矩的官员心理不平衡。寻求平衡，至少有两种方式：一是反对特赦交易，二是自己也贪。第一种方式，特赦交易是否应该反，前边已讨论过。第二种方式，预测有赦免，于是赶在赦免之前犯罪获利，在中国历史上相当常见。皇帝的对策是，在大赦时宣布此类犯罪不在赦免之列。
不用皇帝的老办法，清官也未必变贪。清官更有良心，更珍惜自己的名誉，法律不追究，不等于良心不追究，不等于名誉不受损。普通官员同样要考虑名誉风险。转型后，如果媒体或公民组织坚持追究真相，声名狼藉的人，还能循规蹈矩继续当官吗？
在官员态度问题上，我还看到一种更有力的置疑：贪官会相信赦免承诺吗？依据中国经验，很容易想到“坦白从严”和引蛇出洞。依据世界经验，很容易想到阿拉伯之春中某些高官的下场。
“坦白从严”确实很常见。但特赦交易并不要求坦白，只是承诺：转型成功之后赦免转型前的罪恶，无论这些罪恶“已发觉未发觉”。换句话说，已发觉的，予以赦免；未发觉的，不予追究。
从中国历代大赦惯例看来，对未发觉者通常更加宽大。未发觉者仍然在位，有能力阻止政改，于是不得不拿特赦做交易。至于已经服刑的贪官，无力阻止政改，不妨调整赦免力度。不过，如果在改革成功的地区实行大赦，重点追究制度而不是个人，单把贪官排除在外似乎说不顺。这涉及到特赦条款的具体设计，可以进一步讨论权衡。
阿拉伯之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是民众主导的转型。如前所述，这种转型会有清算。在亨廷顿笔下，世界史上的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这种现象由实力对比及成本收益决定，沉重而坚硬，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可称为“转型清算律”。承认这条规律，就没有理由怀疑特赦承诺。
承认这条规律，还能回答为什么贪官会支持转型的问题：官方主导的转型成功了，民间主导的转型中的清算风险就永远解除了，连移民或逃亡后的引渡风险都不必承担。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
“卷首语”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政改设想：与赦免贪官的方向相反，恰恰应该将突破口放在缩减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权力上，从减少审批权入手，让政府从现在的“全管部门”转变为法治意义上的监管部门，把全管和主管者权力该给市场的还给市场，该给社会的还给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搭建起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框架。
我同意“卷首语”的判断：只有缩减政府及官员的权力，从人治变为法治，还权于市场和社会，才能搭建起现代政府的框架。然而，在“只有”名下开列的这些突破口，都属于政改目标。我曾经与同事罗列这类政改突破口，几分钟就凑出了十六种主张。难题在于如何实现，最后怎样解开“与虎谋皮”的死结。
卷首语说广东省政府取消了179项审批权。我们知道这很不容易，这也说明，事在人为，许多局部突破和渐进改良都是可能的，到处都有改革空间。但是，对审批权本身的审批权在谁手里？控制了这个权力，既可以压缩审批，也可以恢复审批，还可以新建审批。无论从哪里入手，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要涉及这个层面。这不是拔几根虎毛，而是与虎谋皮，不能不做政治交易。用“只有……才……”的句式表达：“只有付出特赦的代价，才能获得和平的转型”。这是必要条件。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不管是明是暗，是早是晚，在和平转型中，赦免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具备这个条件，不一定有和平转型；不具备这个条件，肯定没有和平转型。用我们熟悉的生活经验比喻：掏钱，不一定买到东西；不掏钱，肯定买不到东西。为了掏钱肯定能买到东西，我们可以把特赦当作悬赏，将掏钱放在交货验收之后。
把赦免看作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不仅依据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依据中国现实的利害关系。
胡星斗教授根据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金额通常占GDP的3%推算，2009年中国的腐败金额约为1万亿。胡教授又据此推算腐败受到惩罚的概率只有1%，再根据201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推算出2009年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比例为48%，厅局级40%，省部级33%。
推算未必属实，却可以勾勒大体轮廓。一年如此，十年是什么情景？腐败的比例不好累计，以金额累计，10年就有10万亿元左右。倘若严格执法，100万就够死刑了，10万亿包含了1000万个死刑。如此规模的财产和人命，将引发怎样的对抗？
特赦交易，可以化对抗为合作。拒绝交易，除了闹革命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行之路。
最后再谈谈其他方面的批评置疑。
有人置疑说，历史上有赦贪官污吏的吗？当然。香港的局部特赦令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赦，偶然有不赦贪官的，偶然也有特地强调赦免贪官的，一般只说“十恶不赦”。贪污不在“十恶”之内。另外，赦免的功能是消除转型阻力，什么阻力大就要强调什么。如果连人命都不追讨，赃款当然不能排在人命之前。
一位企业家批评说，特赦的说法包含了道德优势。有些灰色收入，不见得不道德。他说，大家都说新加坡清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工资是怎么定的？他的工资是新加坡收入最高的前十位CEO的平均数，再加上30%。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是多少？省长县长的工资是多少？县长每个月5000块钱，养活一家人，这个收入和他的贡献相称吗？我们的工资制度人为压低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有些灰色收入是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部分纠正。
我的看法是，官员的真实合法收入远超过工资单上的数字。例如各种福利，尤其是福利分房。加上这部分收入，人力资本的价值未必低估。中国官员和政府的消耗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有人批评说，赦免贪官是一贴老膏药。以前用过，不灵。还有人批评说，这种办法，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不灵。
从原理的角度看，交易行为有多老，这副药就有多老。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看作帕累托改进，即无人受损的多赢格局。特赦交易就是帕累托改进，药效应该不错。从用法的角度看，各国的赦免都发生在转型的最后几步，作为妥协而不是激励。悬赏属于新用法。我的直觉是，这种用法的设计感太强，过于主动超前，没有主动性极强的人物主持，基本不会实现。最后一拖再拖，恐怕还是在危机中达成交易，浪费这笔巨额激励资源。
不过，这种设计已经表明，如果想推政改的话，民间有动力，官场有动力，甚至在贪官污吏那里也能挖出动力。
2012年9月16日
2012年5月，我对记者谈了一种设想：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以特赦作为激励机制，有可能调动贪官污吏的积极性，至少让他们保持中立。
具体做法是：在某个特区设定一套政改的指标，例如乡镇县市等级别的直选，差额选举，政治人物公开竞争，人大代表专职化，司法独立，媒体开放等等。一旦验收达标，该地区就实行特赦。官民的政治经济罪过，无论已发觉未发觉，皆在赦免之列。我认为，某些政改的反对者有钱有权，但缺乏安全感，以特赦为悬赏，将使他们转变立场。
澳大利亚的《大洋日报》（7月4日）和美国的《侨报》网站发表了这篇访谈，国内的一些网站上也有转载，标题是：《以有条件特赦贪官污吏推动政改》。
这笔设想中的政治交易，得到了一些赞扬，诸如现实理性，化腐朽为神奇等，但更多的是批评置疑。8月下旬出版的《凤凰周刊》（第24期）卷首语的标题就是：“‘赦免贪官’无法凝聚改革共识”。“卷首语”的批评置疑集中在五个问题上：
1、置公平正义与何地？2、置法律于何地？3、民众将如何反应？4、官员将如何反应？5、政治体制改革的正确途径是什么？
我看到的批评置疑大体不出这五个方面。批评置疑可以激发讨论，深化认识，比赞扬更可贵。那么，我就以《凤凰周刊》为可贵的对手的代表，依次讨论上述问题。
一，公平正义问题
“卷首语”在一连串置疑后的压轴之问是：赦免贪官，置公平正义于何地？
确实，按照“得其所应得，付其所应付”的正义标准，贪官应该得到惩罚，赦免是不正义的。
但是，第一，我们讨论的不是赦免贪官，而是一项政治交易。交易正义与否可以计算出来。第二，正义总是处于特定情境之中，除了正义，还有生命、财产、制度改良、社会稳定等诸多价值，需要综合考量。
我先介绍两个历史案例，第一个赦，第二个不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警察贪污成风，仅收取“黄赌毒”的贿赂，每年就达十亿港元。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成立，直接对总督负责，与政府和警察部门脱钩，独立行使职权。廉政公署成立10个月，接到有关贪污的投诉5958宗，涉及大量警员。1977年9月，廉署对尖沙咀警署重手出击，不到一个月就逮捕了260余人，其中高级警务人员22人，几乎将该警署一锅端。逮捕行动从尖沙咀开始，向周边警署扩散。众多警察意识到，廉政公署不仅断他们的财路，还威胁他们的人身安全。
1977年10月28日，数千警察到湾仔警察总部请愿。游行至廉署执行处总部，近百名警察闯入闹事，拆下廉署招牌，砸毁廉署大门，围殴五名外籍廉署官员。一些警察要求撤消廉政公署。香港警察同声相应，闹事可能进一步扩大。
港督不能答应这些要求，但警察闹事将使香港社会陷入混乱。两难之中，港督麦理浩决定让步。1977年11月5日，麦理浩发布“局部特赦令”：除了已被审问、正被通缉和身在海外的人士，任何人在1977年1月1日前所犯的贪污罪行，一律不予追究。
特赦令一出，多数警察安全了。有些警察得寸进尺，要求将反贪部门并入警务系统，市民和舆论则对港督的让步不满。麦理浩召开立法局会议，通过了《警察条例》修正案：任何警员，如果拒绝执行命令，将被立即开除，不得上诉。对警察们来说，再闹下去收益已减，风险大增，于是偃旗息鼓。
赦免个人罪行，换来了社会稳定，保住了制度改良。在后来的岁月里，廉政公署发挥了重大作用，香港成为全世界最廉洁的地区之一。
第二个是不赦的案例。
公元192年，东汉司徒（近似宰相）王允与吕布合谋，刺杀了把持朝政的大军阀董卓。董卓死了，部下便有树倒猢狲散之势。这支军队罪恶累累，曾经在京都大肆抢劫，奸淫妇女，发掘帝王公卿的陵墓，杀良冒功，四出掳掠“所过无复遗类”。民间传言，朝廷要杀尽他们。吕布果然派兵征讨，但出师不利。
这时，董卓旧部由李傕、郭汜等几位军级干部出面，派人去长安乞求赦免。王允拒绝了。王允为人刚正，灭了董卓，大权在握，难免有些骄傲，不肯妥协变通。
李傕等商量道：京师不赦我，我们只能拼命。如果攻克长安，就得天下了。如果攻不克，我们在京郊抄掠妇女财物，然后西归乡里，总能多活几天。众人赞同，结盟进攻长安。
李傕等一路收拾散兵，到长安时，已成十万大军，与董卓旧部樊稠等合围长安城。八天后，城破，李傕等放兵掳掠，杀人过万，王允拥着汉献帝躲到城楼上，大赦天下，拜李傕、郭汜、樊稠等人为将军。
结局是，李傕杀了王允全家，这几个军阀把持朝政，相互攻杀，城中人相食。长安内外本来还有数十万户，两三年后，“关中无复人迹”。
那么，当初李傕等人求赦，王允拒绝对不对？《后汉书》的作者范晔认为王允这件事办得“拙”。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批评王允骄傲。柏杨在《读通鉴·论历史》中批评得最狠：王允创造了东汉复兴的契机，不仅不能把握，反而把东汉王朝拖向谷底，使人民受到更长期的痛苦。在影响上，王允跟董卓相等，都罪大恶极。柏杨曰：一个没有政治头脑的人，却坐在必须有政治头脑才能坐的板凳上，实在是一种灾难。
事关天下兴亡和千百万人的生命财产，一贯讲究仁义道德的中国史家，并没有只盯着正义。在中国传统中，这叫识大体、顾大局。
如果一定要在正义的范畴之内讨论，也能算出同样的结论。
我们讨论的不是单方面赦免，而是有得有失的政治交易。赦免罪恶固然不公正，却可以避免更大的不公正——恶人更加得势，良民更加受害。两害相权取其轻，选择-2，可以避免-8。香港警察闹事平息得早，后果不好评估。李傕叛乱的后果是毁灭性的，若以-10代表最糟，可评为-8。从数学上看，-2-(-8)=6，避免-8而选择-2的公正值是+6。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说，道德里总是包含算术的。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正义具有多层次和多侧面。从时间角度看，惩罚贪官是面向过去的正义，制度改良则是面向未来的正义。从空间角度来看，惩罚贪官是局部性表层正义，制度改良则是整体性深层正义。从后果角度看，有利害相权的正义，也有两害相权的正义。根据不同的主体，还可以区分惩罚贪官的惩罚性正义，补偿受害者的补偿性正义。上述正义往往不可兼得，社会价值也有高有低。放弃某个单项，并不意味着全部放弃正义。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中描述了各国威权政府向民主宪政转型的历史，他发现一种矛盾：追求正义和真相，有时可能威胁民主。因此，他建议民主派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官方主导的转型过程启动，不要试图因为其侵犯人权罪而惩治威权政府的官员。这种努力的政治代价将会超过道德上的收获（第五章第二节）。
转型成功后，正义也不能脱离全局考虑。南非转型后，图图大主教主持真相委员会，以真相基础上的和解，代替了惩罚性正义。他说：“我们不得不在正义、责任、稳定、和平、和解等需求方面进行平衡。我们完全能够实现处罚性的正义，但南非将躺在废墟之中。”（图图：《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最后，我还要强调一句：我主张的是一揽子交易，特赦与政改的交易。单讲特赦而不提政改是误解。讲特赦时单提官场而不提民间也是误解。古代皇帝大赦天下，其正面意义之一，就是纠正民间的冤假错案。当代冤假错案，尤其在政治方面，未必少于古代。这方面的正义也不能忽略不计。
二，法律问题
“卷首语”置疑的原话是：赦免贪官，置法律于何地？此例一开，这种为了某个政治目标说放弃就可以放弃的法律，还拥有尊严吗？一种无视法治尊严、建立在践踏法律基础上的“改革”，将把中国带往何处？
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十七款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只要遵循法定程序，特赦就是合法的。
其次，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是践踏着文革时代的法规走过来的。那时候，私人经商属于投机倒把，大包干等于破坏集体经济。
再次，法律尊严早已大成问题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正是要把人治社会建成法治社会，确立法律的尊严。在转向民主宪政的广阔进程中，既有守法，也有变法，人治社会常见的“法律服从政治”只能逐步减少。
最后，我再介绍一个关于法律的案例。
1991年，前南斯拉夫在转型中发生了种族战争，四年间死亡25万人，其中90%是平民。二百万人流离失所，三四万妇女被强奸。1993年2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负责审判1991年以来严重侵犯人权者。1995年10月，经过国际斡旋，交战各方达成停火协议。
问题在于，实现停火，维护和平，需要一些政治家和指挥官的参与，而这些人正是谋杀、强奸、虐待和种族清洗的直接行动者或怂恿者。有人指出，许诺大赦也许更为妥当，它将对军事和政治领袖产生强烈刺激，促使不同派别达成和平协议，挽救更多的生命。面对两难处境，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办法是：拖延14个月，才任命了特别法庭的总审判官。第一年的特别法庭工作计划成为一纸空文。而且，特别法庭无权查找和逮捕那些被起诉的人犯，国际部队也不执行捉拿通缉犯的任务。（见安德鲁·瑞格比：《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第184、189页）
在这个案例中，法律落空了，但和平实现了。
三，民众态度问题
“卷首语”认为，中国民众将反对特赦交易：“从中国现实的国情来看，除知识分子和部分工商业者将政治改革视为迫切目标外，其他大多数民众更关心的，是柴米油盐；更在意的，是反腐、公平、正义。显然，以‘赦免贪官’为前提的改革方案与民众这种普遍心态更不咬弦。它要求民众放弃自己最在意的，获取自己不迫切的。从民众对贪腐官员的激烈反应，从反腐已成当下民意的最大公约数看，所谓说服民众，只是某些脱离社会现实生活太久的知识分子的一相情愿。”
判断民意，要有严谨的民意调查，更可靠的是投票。如果凭印象谈感觉，我倒认为中国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颇高。某个能干的贪官倒台了，常常听到惋惜之论：贪点就贪点，给我们办实事就行。这个说法显示了一种交易心态。倘若交易换来的不仅是几件实事，而是更加尊重公民权利的制度，民众是拥护还是反对？倘若争取正义需要砸烂油坛米罐，甚至流血牺牲，民众更在意什么？
从频频发生的群体事件看，无论是上街还是上访，民众的主要诉求不是反腐，而是维护自身的公民权利，寻求司法公正，参与环保决策，罢免和选举村官。同时还要求媒体的公正报道。这些正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把政治体制改革与柴米油盐及反腐公平正义对立起来，在事实上不对，在逻辑上有误。
更根本的是：这种政治交易，不必说服民众。民主社会才必须说服民众。我在访谈中的用语是“对老百姓如何交代”。交代不过是给个说法。在官强民弱的转型案例中，例如西班牙，转型完全由官方主导，民众参与极弱。
英国考文垂大学宽恕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安德鲁·瑞格比写道：“佛朗哥去世之后的西班牙，政治、经济和军队领域内的精英们达成了共识，他们一致主张既往不咎，不再追查独裁时期违反人权的责任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的主要原因，是希望西班牙在没有障碍和威胁的情况下，转变成欧洲共同市场内的多元民主的国家。我们还发现，在这个变化的过程中，由于当时的西班牙还处在一个欠发达的市民社会，因而没有自治社团和自愿组织反对政府的大赦和遗忘政策。”
在佛朗哥时代，1936年至1944年的大量处决行动中，民族主义者杀掉了15万至20万同胞。1975年佛朗哥去世，官方主导的转型开始，在安德鲁笔下，“西班牙人普遍地认同了集体忘却。”他把这种现象称为“忘却公约”。“在西班牙转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妥协与和解的现实主义精神。所有党派和集团共同制定了忘却公约，决定实行一种公共大赦的集体性实践。……他们形成了一种共识，忘记大部分过去的伤痛，采取一种选择性的记忆缺失的立场，打开西班牙历史的新的一页。（第58页）”
我并不否认民意的重要性，只是试图区分：在不同类型的转型中，在转型前和转型后，民意的分量大不一样。
亨廷顿将转型分为三类：改革，替代和改替。为了便于量化分析，我们不妨假设转型需要的力量为十分，这十分有多种组合。官七民三，大体是官方主导的转型，名曰改革。例如西班牙和台湾。民七官三，大体是民间主导的转型，名曰替代，即所谓革命。例如东德和阿根廷。民五官五，属于双方协商的转型，名曰改替。例如南非和波兰。中国的民间力量未必比得上西班牙，更别提波兰的团结工会和南非的非国大了。
在民间主导和官民协商式转型中，民意是决定性的。在官方主导的转型中，民意只构成背景压力，官意是决定性的。与这三组力量对比相应，官方主导的改革没有清算。官民协商的改替，则会围绕着赦免反复谈判，通常以真相代替清算。只有民间主导的转型，才有比较认真的清算。
更深入地说，在各国的转型历史上，赦免程度，甚至揭露真相的程度，都是由官民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的。赦免和清算背后的历史规律是：赦免和清算的力度，由决策者的利害计算决定，利与害又由拥护者和反对者实际力量的对比决定。中国的转型，恐怕也跳不出这个规律。
转型完成后，民意得到了更多的尊重，公民社会也逐渐壮大，以前的赦免往往遭到置疑。那时，如果公民组织坚持不懈地追讨正义，他们会在精神和物质方面得到补偿性正义。如果他们坚持追讨真相，就能找到部分真相。至于惩罚性正义，在政府主导的转型社会中，目前尚无追讨成功的先例。
即使在官民协商的改替式转型中，追讨正义如果危及和平，也会一再受挫。
1985年，乌拉圭军人政权向民主政权转型成功，民选总统桑格内蒂提出了一揽子对军方的大赦计划。在大赦法的辩论阶段，民意调查表明，72%的公众反对大赦，但立法机关仍然通过了大赦法。反对派发起签名运动，要求把大赦法提交全民公决，四分之一选民签名。军方则威胁说，不会默认废除大赦法。1989年4月16日公决，53%的乌拉圭民众赞成赦免，追讨惩罚性正义的人们再次失利。（《第三波》第五章第二节）
各国的常见现象是：时过境迁，过去的恩怨越来越远，民众对此越来越淡漠，清算和宽恕之类的话题在不知不觉中消失了。
四，官员态度问题
“卷首语”置疑说，官员群体除了贪官，还有清官和众多循规蹈矩的普通官员。此方案一出，原来支持或不反对改革的清官，在不平衡心态下，很可能反过来反对改革。如此，改革就在把一种阻力变成动力的同时，把另一种动力变为了阻力。
清官这个概念涉及操守，支持政改涉及走什么路，两者并不是一回事。当然，赦免贪官确实可能让支持政改的清官和循规蹈矩的官员心理不平衡。寻求平衡，至少有两种方式：一是反对特赦交易，二是自己也贪。第一种方式，特赦交易是否应该反，前边已讨论过。第二种方式，预测有赦免，于是赶在赦免之前犯罪获利，在中国历史上相当常见。皇帝的对策是，在大赦时宣布此类犯罪不在赦免之列。
不用皇帝的老办法，清官也未必变贪。清官更有良心，更珍惜自己的名誉，法律不追究，不等于良心不追究，不等于名誉不受损。普通官员同样要考虑名誉风险。转型后，如果媒体或公民组织坚持追究真相，声名狼藉的人，还能循规蹈矩继续当官吗？
在官员态度问题上，我还看到一种更有力的置疑：贪官会相信赦免承诺吗？依据中国经验，很容易想到“坦白从严”和引蛇出洞。依据世界经验，很容易想到阿拉伯之春中某些高官的下场。
“坦白从严”确实很常见。但特赦交易并不要求坦白，只是承诺：转型成功之后赦免转型前的罪恶，无论这些罪恶“已发觉未发觉”。换句话说，已发觉的，予以赦免；未发觉的，不予追究。
从中国历代大赦惯例看来，对未发觉者通常更加宽大。未发觉者仍然在位，有能力阻止政改，于是不得不拿特赦做交易。至于已经服刑的贪官，无力阻止政改，不妨调整赦免力度。不过，如果在改革成功的地区实行大赦，重点追究制度而不是个人，单把贪官排除在外似乎说不顺。这涉及到特赦条款的具体设计，可以进一步讨论权衡。
阿拉伯之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大概是民众主导的转型。如前所述，这种转型会有清算。在亨廷顿笔下，世界史上的三类转型与清算的关系非常清晰：官方主导的转型不会有清算；民间主导的转型会有清算；官民协商的转型比较折腾，通常以揭露真相代替清算。这种现象由实力对比及成本收益决定，沉重而坚硬，不以人的好恶为转移，可称为“转型清算律”。承认这条规律，就没有理由怀疑特赦承诺。
承认这条规律，还能回答为什么贪官会支持转型的问题：官方主导的转型成功了，民间主导的转型中的清算风险就永远解除了，连移民或逃亡后的引渡风险都不必承担。
五，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问题
“卷首语”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政改设想：与赦免贪官的方向相反，恰恰应该将突破口放在缩减政府及政府官员的权力上，从减少审批权入手，让政府从现在的“全管部门”转变为法治意义上的监管部门，把全管和主管者权力该给市场的还给市场，该给社会的还给社会。……只有这样，才能搭建起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框架。
我同意“卷首语”的判断：只有缩减政府及官员的权力，从人治变为法治，还权于市场和社会，才能搭建起现代政府的框架。然而，在“只有”名下开列的这些突破口，都属于政改目标。我曾经与同事罗列这类政改突破口，几分钟就凑出了十六种主张。难题在于如何实现，最后怎样解开“与虎谋皮”的死结。
卷首语说广东省政府取消了179项审批权。我们知道这很不容易，这也说明，事在人为，许多局部突破和渐进改良都是可能的，到处都有改革空间。但是，对审批权本身的审批权在谁手里？控制了这个权力，既可以压缩审批，也可以恢复审批，还可以新建审批。无论从哪里入手，政治体制改革最后都要涉及这个层面。这不是拔几根虎毛，而是与虎谋皮，不能不做政治交易。用“只有……才……”的句式表达：“只有付出特赦的代价，才能获得和平的转型”。这是必要条件。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不管是明是暗，是早是晚，在和平转型中，赦免这一关是绕不过去的。具备这个条件，不一定有和平转型；不具备这个条件，肯定没有和平转型。用我们熟悉的生活经验比喻：掏钱，不一定买到东西；不掏钱，肯定买不到东西。为了掏钱肯定能买到东西，我们可以把特赦当作悬赏，将掏钱放在交货验收之后。
把赦免看作和平转型的必要条件，不仅依据其他国家的历史，也依据中国现实的利害关系。
胡星斗教授根据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金额通常占GDP的3%推算，2009年中国的腐败金额约为1万亿。胡教授又据此推算腐败受到惩罚的概率只有1%，再根据2010年最高检工作报告，推算出2009年县处级官员的腐败比例为48%，厅局级40%，省部级33%。
推算未必属实，却可以勾勒大体轮廓。一年如此，十年是什么情景？腐败的比例不好累计，以金额累计，10年就有10万亿元左右。倘若严格执法，100万就够死刑了，10万亿包含了1000万个死刑。如此规模的财产和人命，将引发怎样的对抗？
特赦交易，可以化对抗为合作。拒绝交易，除了闹革命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行之路。
最后再谈谈其他方面的批评置疑。
有人置疑说，历史上有赦贪官污吏的吗？当然。香港的局部特赦令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大赦，偶然有不赦贪官的，偶然也有特地强调赦免贪官的，一般只说“十恶不赦”。贪污不在“十恶”之内。另外，赦免的功能是消除转型阻力，什么阻力大就要强调什么。如果连人命都不追讨，赃款当然不能排在人命之前。
一位企业家批评说，特赦的说法包含了道德优势。有些灰色收入，不见得不道德。他说，大家都说新加坡清廉，新加坡总理李显龙的工资是怎么定的？他的工资是新加坡收入最高的前十位CEO的平均数，再加上30%。我们国家主席的工资是多少？省长县长的工资是多少？县长每个月5000块钱，养活一家人，这个收入和他的贡献相称吗？我们的工资制度人为压低了人力资本的价值。有些灰色收入是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部分纠正。
我的看法是，官员的真实合法收入远超过工资单上的数字。例如各种福利，尤其是福利分房。加上这部分收入，人力资本的价值未必低估。中国官员和政府的消耗远超世界平均水平。
有人批评说，赦免贪官是一贴老膏药。以前用过，不灵。还有人批评说，这种办法，历史上找不到先例，不灵。
从原理的角度看，交易行为有多老，这副药就有多老。经济学家把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看作帕累托改进，即无人受损的多赢格局。特赦交易就是帕累托改进，药效应该不错。从用法的角度看，各国的赦免都发生在转型的最后几步，作为妥协而不是激励。悬赏属于新用法。我的直觉是，这种用法的设计感太强，过于主动超前，没有主动性极强的人物主持，基本不会实现。最后一拖再拖，恐怕还是在危机中达成交易，浪费这笔巨额激励资源。
不过，这种设计已经表明，如果想推政改的话，民间有动力，官场有动力，甚至在贪官污吏那里也能挖出动力。
2012年9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