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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理解的千年世界经济史——读《强权与富足》
本文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2年第9期

财新《中国改革》 特约作者 范世涛

　　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讲座教授罗纳德?芬德利（Ronald Findlay），本来是一位贸易理论家，近些年来却埋头研究全球化的历史。这仿佛是自然而然的事：对一位贸易理论家来说，现在还有什么问题，比全球化更大、更重要呢？而要理解今天的全球化世界，就必须了解它的历史。他与都柏林大学的经济史学家奥罗克（Kevin H. O'Rourke）合作，经过多年的持续努力，终于完成了一部《强权与富足：第二个千年的贸易、战争和世界经济》。此书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学界、媒体好评如潮，短时间内，就俨然成为一部经典作品。
更丰富的全球化
　　世界实在太大、太复杂了，以致很多“世界经济史学家”其实只是在研究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历史。最常见的窠臼是“欧洲中心论”，其他地区的历史材料只是想当然地围绕欧洲这个中心来组织。近年来，“欧洲中心论”受到了有力的批评。像“加州学派”的一些学者，就提出传统经济世界的中心是中国，而非欧洲。
　　芬德利和奥罗克认为，因为忽略了西欧与其他地区的广泛联系，只强调西方制度优越性、文化特质或先天禀赋的内因解释必定不充分。这种联系，在很多世纪中发挥着作用。而且，在转向现代经济增长的历史突破中，它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两位作者采取的研究策略，是根据地理、政治和文化特征，将世界划分为七个区域：西欧、东欧、中东和北非伊斯兰世界、中亚、南亚、东南亚、东亚，然后重点研究各个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其中，贸易模式、地缘政治格局和世界领导者的更替，又是重心所在。通过对公元1000年至2000年的经济史研究，他们识别出三件历史性世界大事：14世纪的黑死病以及不同地区采取的不同应对措施，15至16世纪之交“新大陆”的发现和“旧大陆”的一体化进程，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的工业革命。这三件大事，都是区域间作用的结果。
　　虽然芬德利本人是国际贸易理论家，但本书理解的全球化概念内容丰富，除了货物或资本流动，还包括“武士、细菌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将全球化的历史追溯到蒙古人的征服过程。在几个蒙古汗国的松散联盟基础上，欧亚大陆中心地带得以统一，货物、人口、技术和思想在如此大面积内自由流动，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当时，国际贸易的东西路线覆盖了七个世界区域，长途贸易容易而又安全。这个一体化进程虽然刺激了一些创新，但也打开了黑死病的“潘多拉盒子”。这场瘟疫成为近千年来打击西方世界最大的灾难，而伊斯兰世界所受到的影响，实际上有过之而无不及。黑死病的灾难性影响，导致劳动密集型产品相对价格上扬，而土地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下跌。这一时期，人均收入则出现了提高，因而奢侈品市场走向繁荣，基本物品市场则相对衰落。
　　“地理大发现”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欧洲人就此拉开了世界范围的征服、掠夺和开发的序幕。其中，哥伦布大发现最重要的影响，是16世纪的白银贸易：“形形色色的金币和银币在稳定地流动着，它们从西方流向东方；与此同时，另一辅助的流通也在进行，货品和稀有商品汇合成丰富多彩的贸易流，沿着相反的方向自东方流向西方。”这个白银流通链，刺激了欧洲大陆价格水平的提高和货币化进程，为亚洲和欧洲的陆上贸易路线在16世纪后期的复兴提供了基础。“新大陆”的发现，使欧亚大陆内部成员间的结合更加紧密，其自身也产生了更为深刻的变化。美洲的殖民者为了解决劳动力匮乏问题，很快建立起充分满足欧洲市场需求的奴隶制制度框架，使“新大陆”迅速融入世界经济，也为列强争夺殖民地和动用武力提供了有力刺激。
　　工业革命始于欧洲，慢慢传播到世界各个地区，使欧洲和其他地区之间的工业化程度出现了明显差异，对“大分流”（Great Divergence）产生决定性影响。技术创新不仅使市场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更使世界形成了泾渭分明的分工：从事制造业的中心区域和生产初级产品的外围区域。从此，发展中国家怎样才能赶上中心国家，是利用资源优势，还是开放市场，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世界经济的核心问题。西方如何应对中国或印度的崛起的问题，同样源自工业革命所造成的不对称分工。这些当下的问题，本质上都是历史问题。
　　以前述三个最重大的历史现象为基点，以反反复复的全球化为主题，《强权与富足》清晰地勾勒出过去1000年的世界贸易史，或者说全球经济史的轮廓。在叙述过程中，作者强调了他们对世界贸易史的独特见解：“在每一个时代，贸易都在由此之前某次大的战争或冲突缔造的地缘政治框架中运行；而下一场战争的爆发则将改变原先的地缘政治框架，并为下一个贸易纪元的开启奠定基础。就这样，世界贸易在一次又一次的框架缔造和改变中向前演进。”他们认为，“战争一直是推动世界体系演变的内因之一，而非单纯的外因或外部冲击……政治决定贸易，不过贸易通过影响各政权的能力和激励，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政治”，这也正是他们援引英国诗人德雷顿的诗句作为书名的立意所在。
经济学指导经济史研究的范例
　　除了真正的全球视野和对历史事实轻重的出色把握，我感到这本书还有三个优点值得强调：
　　一是重要细节丰富而且刻画生动。比如，书中讲从“二战”结束到1980年间的政策分流时，详细分析了1947年这“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一系列政治、经济博弈之后，“冷战”开始。此后，一方面是东西方贸易量剧减，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管制市场；另一方面是西欧、北美、澳大利亚和日本、少数东南亚国家的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只有清晰把握世界整体经济格局，这些遍及全书的细节才能选择得体，生动刻画也有益于而不是损害全书的脉络。
　　第二个优点是丰富的援引和中肯的评论。自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新经济史革命”以来，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出色的作品层出不穷。两位作者认真研究了浩瀚的专业经济史文献，援引重要文献，并对照历史事实，对学界争论的要点做出了扼要概括和中肯评论。对苦于文献数量过于庞大的学者来说，这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第三个优点是理论严谨。芬德利本人是杰出的经济学家，在探究历史时，善于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提出问题，并依照经济学家的假说验证程序组织历史事实。在谈到“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以及20世纪80年代重启全球化议程的背后动因时，两位作者根据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强调了汇率体系对各国政策组合产生的实质性影响。此书作为范例，清楚表明了经济学对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指导作用。
　　《强权与富足》的作者虽然未必知道历史学家黄仁宇，但他们无论在研究的时间范围方面还是空间范围方面，或者内容的系统可靠程度方面，都跟黄仁宇所提倡的“大历史”颇为近似。我们很难指望，短期内会出现与之相当的经济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