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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汉明比较中美社会保障
Posted 周三, 2012年 07月 18日 By ChangCe
方汉明比较中美社会保障
柯白玮 发表于2012-07-17 00:52
远离媒体，潜心研究，方汉明正当不惑之年，在经济学界成就斐然。
戴眼镜，方脸，穿着不太熨帖的衬衫，当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方汉明站在记者面前时，一股清新的学院派气息扑面而来，只是他的脸上挂有几丝疲倦。
地点是与复旦大学正门隔街相望的皇冠假日酒店，时间是7月6日下午3点。
方汉明这次回国的行程很满，主要是应复旦大学“蒋学模经济学讲座”的邀请，给复旦的经济学研究生授课。从6月中旬回国开始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讲课之外，他还要会老友，见父母。就在这个采访结束后的接下来三天，他还要参加复旦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之后，回美国。
近几年，方汉明除了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知名学府多次讲学，在国内的讲学和其他学术活动也比较多，一年大概回国两次。今年12月，他还将再回复旦大学，受邀参加一个关于“社会保障”的学术会议。
到了19楼的餐厅，我们在靠窗的两个位子上坐了下来，要了两杯咖啡。转头就可以看到餐厅墙面电视上播着的Bloomberg News。方汉明一直在学术圈中活动，似乎对于新闻媒体还比较陌生。他喝下第一口咖啡就问我，“你们为什么会来采访我？”
“我们对你研究的公共经济学很感兴趣。”我答道。他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我们这种做研究的，其实很少关注热点话题。给你讲个故事，去年西姆斯和萨金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美国一些电视台如 CNN去采访他们。当被问到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时，这两位平时专心做学问的大经济学家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在很快，他们发现必须说点什么。否则这些美国电 视台会嘲笑他们说，‘我们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居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方汉明很少给媒体写稿子了。据他所说，过去十多年来，大概只写过一两篇，只是有时候大学的公关部门会把他们的学术论文转述成普通读者乐于接受的文字，给《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作为稿源。
潜心研究12年
远离媒体，潜心研究，方汉明正当不惑之年，在经济学界成就斐然。
除了教职，他还担任《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的联席主编（2010-），《公共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联席主编（2009-）、《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编委（2008-2013）、《理论经济学(Theoretical Economics)》副主编（2009-2012）、《商业和经济统计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副主编（2009-2012）。
方汉明生于1972年10月，浙江定海人；1994年，从复旦毕业后，即获得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1995年，方汉明获得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硕 士学位。之后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Andrew Postlewaite 和 Kenneth Wolpin 教授，并于200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从此走上了勤勉的经济学研究之路。
2001年9月，方汉明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社会文化与经济表现（Social Cul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文。他用简明的模型证明了阿罗1971年提出的观点：社会规则与社会文化是社会应对经济失败的反应。
方汉明还发表了两篇关于拍卖理论的论文，分别载于2005年2月的《经济理论期刊》和2008年10月的《经济学期刊》（与David J. Cooper合作）。2003年，他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系的Peter Norman合作发表了《政府强制的歧视政策（Government-mandated discriminatory policies）》一文。9月，他们还合作发表了《捆绑还是不捆绑？（To Bundle or Not To Bundle）》。
2004年7月，方汉明与密歇根大学的Dan Silverman共同发表《论限时福利制度中的怜悯性（On the compassion of time-limited welfare programs）》。
同年，与Michael Keane撰写了《福利改革对单亲母亲影响的评估（Assessing the Impact of Welfare Reform on Single Mothers）》，对美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与基础——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进行了检讨。他们发现，单亲母亲的福利参与度已经从1996年的25%陡降到当年的9%。
2005年，方汉明被耶鲁授予Henry Kohn副教授头衔。当年他与Giuseppe Moscarini在《货币经济学杂志》发表了《士气风险（Morale hazard）》，探讨薪酬设定问题。他还与波士顿大学的Glenn C. Loury一道研究身份与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
2005年5月18日，方汉明与Dan Silverman从福利的角度，来研究如何理清经济学研究里的认知偏见。
2006年11月，Shamena Anwar与方汉明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汽车搜查种族歧视的另一种测试：理论与实证（An Alternative Test of Racial Prejudice in Motor Vehicle Searches: Theory and Evidence）》。
2007年，他转而在杜克大学任经济系副教授，两年后即成为正教授，当年，又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挖去。
这一年，他与Michael Keane、现在耶鲁大学的Ahmed Khwaja、现在荷兰Tilburg 大学的Martin Salm以及Dan Silverman研究“Micky Mantle Effect”。
2008年4月，方汉明与Michael P. Keane、Dan Silverman在《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有利选择的来源：来自附加医疗保险的证据（Sources of Advantageous Selection: Evidence from the Medigap Insurance Market）》。
2009年6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蔡洪滨、陈玉宇与方汉明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观察中的学习：来自随机实地实验的证据 （Observational Learning: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该论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清晰地区分出信息在观察中的社会学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该项目由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资 助。吴敬琏1980年代曾在该所从事研究工作。
2009年9月，方汉明与Dan Silverman在《国际经济评论》发表《时间不一致性与福利参与：来自美国全国青年纵向研究的证据（Time Inconsistency and Welfa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the NLSY）》。
2010年，与Andrea Moro合作《社会经济学手册》第五章。11月，与Peter N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微观卷）》发表《多种排他性公共物品的最优提供（Optimal Provision of Multiple Excludable Public Goods）》，将捆绑销售的研究用于福利提供。
2011年2月，方汉明再次与蔡洪滨合作，与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徐立新共同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发表《吃、喝、公司、政府：从中国公司的娱乐 与旅游成本检视腐败（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方汉明还研究了杜克大学的招生问题。
2011年12月，方汉明发表了《就业为基础的健康保险体系的动态效率：理论与实证（Dynamic Inefficiencies in an Employment-Based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Theory and Evidence）》。
2006年-2009年，方汉明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回国讲学。2009年至今，他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今年起， 他受聘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并成为中组部千人计划（短期）创新人才一员。
对现实的思考
作为学院派的学者，方汉明很少给媒体写稿子是事实，很少接受采访也是事实，不过，这位低调的经济学家并非自己所说的不关心时事。另一个故事，就显露了他对当下经济问题的关注。
他讲到，欧债危机中西班牙情况很糟，于是他的一些同事，在美国的西班牙裔经济学家，联合开了一个博客，写西班牙经济问题，目的是给西班牙民众看，这个博客的影响力非常大，西班牙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是看这个博客。他准备效仿美国西班牙裔经济学家的做法，邀请几位经济学家朋友，一同开设博客，轮流更新内容，写国内的经济问题。
可见，尽管热爱学术，将做学问、带学生作为人生成功的定义，方汉明还是乐于自己的研究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有所裨益。而其主要学术研究内容：歧视行为、保险市场，对于解析中国当下热点的社会保障问题，正好合适。
2006年-2009年，方汉明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回国讲学。2009年-2012年，他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讲到这，我们的话题也回到采访话题“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上。
立法化
以保护公共产品环境
上海经济评论：能否简单讲下,经济学上怎么定义公共产品？
方汉明：经济学上对纯公共产品定义一般要求满足两个要求：第一，非竞争性；第二，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是指一个消费者消费该产品不影响另外的消费者同时消费该产品。比如，面包这个产品不满足非竞争性，因为我吃了这片面包你就不能吃了；相反，干净的空气满足非竞争性， 我呼吸干净的空气的同时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呼吸。
非排他性是指，一旦这个产品提供了，排斥别人消费就不可能，很难，或者非常昂贵。安静的环境、国防等等满足非排他性。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的产品称为纯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和环境。
有些产品，比如软件，满足非竞争性,但是不一定满足非排他性。软件一旦编出来了，一个消费者用它不影响别人同时使用，所以满足非竞争性；但是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的话，软件不满足非排他性，因为技术上现在基本可以做到不让不付钱的人使用该软件。
上海经济评论：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最近也出现了一些环保维权事件。应该用怎样的机制来处理经济发展和环保的关系？
方汉明：美国有很多Zoning Law（分区法），确定了居民区土地或房产被用于商业用途必须经过的法律途径。分区法的起源是意识到居民房产的价值受到附近土地用途的外部性影响。这些外部性有的是正的，如马路改善，或者建高档购物中心；有的外部性是负的，如建立监狱或垃圾处理场会有负面影响。
在美国，一个项目除了要考虑经济可行之外，还要有一个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环境影响报告），即报告项目进来后，会对环境有何影响。如果要在居民区建项目，要提交报告到当地政府批准，是否批准不是当地官员说了算，而是由当地选民选举出的分区委员会的代表们投票决定的；并且当地居民可以在项目听证会上公开表达各种意见。如果分区委员会的代表的投票不反映民意，下次选民当然不会投票给这个代表。所以这个法律机制有效地保证了最后能进入居民区的项目都是对当地居民相对有利的。
在国内，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立法化，没有考虑到任何一个项目都是有外部性的。像污水厂或者金属处理厂，对于房产（许多当地人最大的财产）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怎样让普通民众表达民意？现在，国内没有其他的途径，只有通过游行、示威或者说暴力行为；如果像美国一样，有合法的渠道，民众就会用更文明的方式表达支持或者反对。
中国经济改革这么多年是低成本发展。成本低的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成本低; 但是值得提一下另外一些低成本的原因则是没有把环境成本、健康成本算进去。比如民工为了微薄的工资拼命打工，身体严重受损。比如最近报道的生产苹果产品的富士康公司的很多工人可能因为接触重金属中毒；这种伤害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征兆，但是将来，谁来为他们的健康买单？如果他们有公费医疗就是政府买单，等于说是纳税人买单；如果没有公费医疗，他们就得自己买单。所以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等于是在搭便车，要么是搭政策便车，要么就是没有完全按照工人付出的代价来做补偿。同样，环境成本往往也没有被合理地计算成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比如， 当一个化工厂把含有大量有毒的化学成分的尾气排入环境时会对当地居民的身体和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很大的负外部性。 这些环境成本在很多西方国家必须纳入生产成本， 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企业不需这么做。中国对环境成本的忽略是很多外商把生产线搬到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上海经济评论：在现有体制之下，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
方汉明：环保维权也显示了社会进步，民众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中国政府对这些民间环保维权运动的处理也显示了进步。
现在北京等地空气污染严重，40年前美国的洛杉矶就是这样子，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洛杉矶是世界有名的污染严重的地方，飞机降落的时候，整个洛杉矶的上空是灰蒙蒙的。之后，美国做了经济政策调整，制造业迁出洛杉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现在面对中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发展是为了什么？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现在的物质生活也许比以前好很多，但是中国人过得很辛苦，生活质量很低。对环境、就业、食品安全、子女教育、养老收入来源、房屋产权等的担忧，都让中国人生活在很多种不确定中；真正可以追求理想生活的只有少数经济上达到宽裕水准的人。当然，物质发展是前提；而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该深思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收的税和给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不成比例，纳税人得到的很少。我觉得，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活得衣食无忧，能够追求自己的理想。
怎样来保护受影响的当地居民的利益？政府层面需要考虑将环保制度化。政府在立项目的时候，应将受影响的当地居民作为决策的一部分。如果一家迁入企业能带来就业，很有效率，同时，也有轻度污染，当地居民会考虑Trade-Off（权衡）。在目前项目立案和政绩考核体制下，当地政府可能只会考虑到经济发展和政绩。所以，应该把环保也纳入政绩考核的范围之内。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由之而起的矛盾；建立和谐社会就需要寻求解决这些利益冲突的社会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深化， 各种社会矛盾会更加表面化，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合理和谐地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社会制度， 是当前面对中国的一个大课题，需要很多探索。 我个人认为，目前一个完全可行的方案是在中国现行的以人大代表为中介的制度下寻求改革，关键是必须给这些矛盾和冲突提供一个释放机制。在现有的体制下进行改革需要改变官员只向上负责的情况；地方官员也必须对下负责（具体表现为对选民选举的人大代表大会负责），而且应该达到一个对上对下负责的平衡。我认为可以让人大代表们在官员提升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具体的，在地方官员提升时，同级人大代表们要投票并有否决权。也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必须让人大代表起更大的作用。
因而必须要进行改革。扩大人大代表在官员提升中的影响力能够让民众的利益在影响官员的行为中占更大的权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得项目立项的决策更科学，更能让经济发展服务于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
教育、医疗等短缺原因
上海经济评论：教育、医疗等，按经济学定义，都不属于公共产品，而是需要一些公共提供的私人物品？
方汉明：公共产品和公共提供的产品（Publicly Provided Good）不同。以公共卫生为例，它是公共提供的产品，但不是公共产品，因为公共卫生既不满足非竞争性,也不满足非排他性。所以很多常见的政府提供的产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而是公共提供的私人产品（Publicly Provided Private Good）。
教育、医疗这些产品事实上都是私人产品。既然教育、医疗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那为什么由政府来提供呢？因为这些产品都有很强的外部性(Externality)，因而市场提供的话达不到最优量，所以政府必须承担一定的供给责任。另外，从社会平等的角度来说，市场提供不能保护弱者的基本利益，所以政府也有从平等的角度提供部分产品的义务。
上海经济评论：当下，教育、医疗等私人产品的公共提供十分紧缺，您觉得原因有哪些？
方汉明：你说到的这些产品供给短缺有很多原因。
首先，必须明确短缺是相对什么而言。政府提供的产品如果是免费的话，那么不管你提供多少，一定供不应求；因为价格是零的情况下，需求是无限的。没有任何理论说，凡是政府提供的产品就一定非免费不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我本人觉得，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收费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美国的公立大学，也都是要收学费的，穷的家庭少收点，富的家庭多交点。
第二，这些产品短缺也与现阶段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有关。长期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是以GDP增长为主要考核标准，容易导致政府官员注重短期经济增长率，忽视教育和医疗等长期才能见效的投资。
第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提供这些产品中起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
还有一个原因是，基本上完全没有利用市场机制。这些有外部性的产品，最好是由市场提供为主，政策支持私人提供，政府提供为辅。比如说，现在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市场发展刚刚起步，政策方面支持强度力度不够；基本上完全依靠政府。所以我觉得在这些产品提供的大框架上需要做一个大的改变。
上海经济评论：除了你刚提到的原因之外，公共产品短缺还有其他原因吗？
方汉明：另外，我觉得消费者方面的道德风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有很多人觉得一旦有了医保，就非得把保费用掉，不然就亏了。很多人不明白保险实际上一定需要有些人保费多于支出，这样才能支付那些支出多于保费的人。整个社保体系需要加强在操作过程中的监督，防止这种道德风险导致的劣行引起的短缺。
上海经济评论：是否与现在的财税体制有关？中国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是否也导致这些产品的公共提供不足？
方汉明：中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特别税收（Earmark Tax）体系，比如在美国，教育方面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房产税（Property Tax），政府官员不能把这种特别税挪作他用。比如在我所居住的费城郊区，我所支付的大约每年一万美元房产税中，有2000美元是支持当地政府，即Township（镇区），镇里的官员会负责垃圾、救火、警察等。另外，8000美元就是学校税（School Tax）。因为民众知道房产税的绝大部分都是用于当地的教育，都比较乐意。
还有一种Federal Income Tax (联邦收入所得税)，这个税收很高，民众会有些意见。联邦收入所得税用于哪些方面呢？我教公共财政的课程，对这点还比较了解。联邦收入所得税用于最多的一项是社会保险，包括老年人医疗保险（Medicare），和穷人免费医疗保险（Medicaid ）。老年人医疗保险受益对象是65岁以上所有人；只要他们在退休之前工作10年以上，都可以享受。美国的老年人医疗保险现在大致分为三个部分：A部分是保去医院费用（这个是免费的）；B部分是保看医生费用（美国医生和医院是分开的）;C部分是临终前照顾费用；D部分是支付配药费用（处方药）。穷人免费医疗保险受益对象是收入和资产都很低的穷人。此外还有养老金（Social Security）、失业保险 （Unemployment Insurance）和残疾人保险 (Disability Insurance)，这些也是社会保障一大块。第二部分是用于国防。还有一部分是给州政府转移支付。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非营利组织如何运作？
方汉明：拿环保来说，美国有很多非营利组织专门负责环保，叫做环保主义者。如美国本土有很多石油，但是开发有阻力，而阻力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环保主义者。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有绿色和平组织，还有一个叫做塞拉俱乐部。在选举年，这些非营利组织会派人到选民家庭，一是宣传环保的重要性，另外，是向选民募捐。非营利组织拿着募捐所得去国会游说，国会可以立法，通过立法来保护环境。
如何改变
教育、医疗资源的短缺
上海经济评论：教育资源不均衡比较受公众关注，如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带来的高额择校费问题，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沉重负担。您觉得，应该如何改变教育资源短缺的现状呢？
方汉明：我觉得问题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优质教育资源一定是供不应求的。谁都要进最好的高校，但是，如果一所高校谁都能进的话，还能是好高校吗？哈佛大学每年录取率少于8%，这不是问题。第二，供不应求的高校用什么标准来选择学生，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高额择校费导致了穷人家的好学生因为没有钱上不起，这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改善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完善银行教育贷款制度等等来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必须优先给予那些最优秀的学生。
一个社会能不能长期保持活力和创新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的流动性， 以及能不能给优秀的人才提供机会。中国的教育和就业体制必须给优秀的学生， 不管他的家境如何， 提供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流动性而成了世袭制，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僵化。
上海经济评论：此外，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也存在短缺，医疗暴力事件频发，也反映了医疗改革不到位、基本医疗供给短缺的突出矛盾。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基本医疗供给短缺这一问题?
方汉明：这个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短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下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发生就是因为政府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到保障民生上。改变这种情况，第一是要把保障民生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中的地位提高，以便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第二，要发展和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营医疗企业参与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来源于不断深化市场和提高竞争。在医疗方面也必须朝着市场和竞争的方向发展。
上海经济评论：近年来房价上涨过快，很多家庭买不起房，有些人提出住房是“准公共产品”，应政府主导提供住房服务。对此，你怎么看?
方汉明：如果房价高得没有人买得起房了，那市场价格就一定会跌下来。中国房价上涨，有些是泡沫，有些是市场规律正常发挥作用。是泡沫迟早是会破的。我觉得必须大力发展可租房市场；鼓励租房，提高持房成本，这样可以压抑炒房。
另外，政府可以给低收入家庭短期提供保障廉租房，但这个应该看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我个人觉得，低收入家庭保障房必须是限期的出租房，租金需要和收入挂钩；政府可以对购房者增开一项特别税来支付廉租房的费用。
但是，政府千万不能主导提供住房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政府应该把所有市场能完成的功能留给市场；政府应该只做市场做得不好的事情，比如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包括教育、基本医疗保险和廉租房等等。如果你幻想政府万能的话，记住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的一句名言：如果你让联邦政府来管理撒哈拉大沙漠的话，那五年之内就会出现沙子短缺(If you pu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charge of the Sahara Desert, in five years there'd be a shortage of sand)。
建立天灾保险体系
应对社保透支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为了应对养老金缺口，现在延迟了退休年龄，您怎么看？
方汉明：美国现在也要延迟退休年龄。1933年，美国通过社会保障法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是用现收现付制，即对正在工作的人收税，当年所收的税是给到当年退休的人，就是说当年收上来的钱，就用掉了。
“二战”之后，1946年到1964年，美国人口出生率很高，有一个“婴儿潮”，当时，工作的人多，财政状况很好，在“婴儿潮”之后，人口出生率降低，出现“生育低潮一代”。现在这些“婴儿潮”一代到了退休年龄，按照现收现付制的方式，等于“生育低潮”一代要养“婴儿潮”一代。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维系，要么养老金不够，要么只有让可以退休的人延迟退休。
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呢？我认为是应当的，从一个角度讲，美国刚刚引进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男女退休年龄是65岁，退休的人平均拿8年的退休金。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人均寿命预期是78岁，虽然晚点退休，但是跟父辈们相比，可以拿到多于8年的养老金。
经济学上，中国的确应当延迟退休年龄，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对于年轻人来说，负担很重。另外，现在人们的寿命有延长，当时规定的退休年龄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如当时规定女性退休年龄为50岁，完全是因为当时就业机会不够多，为了分享就业机会给年轻人。现在，女性到50岁还很年轻，她们还可以工作，没有理由让50岁的人提前退休，浪费人口劳动力。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现在即将退休的人群会反对退休年龄的提高，因为他们的反对完全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在美国， 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步到位的， 而是持续提高的；从2000年开始，美国社会保障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但是这个提高是计划在23年时间里完成的（也就是说1937年及以前出生的可以在65岁退休拿全额养老金， 但是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就必须在67岁才能拿全额养老金）。我觉得中国也需要引入相似的机制， 而且我们也必须给已达退休年龄但是愿意继续工作的人提供激励， 比如允许他们在工作期间获得部分养老金。
现在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刚起步，中国还没有对社会保险体制进行大变革，因而，做出变革时，民众开始会不太适应，但会逐渐习惯社保制度的改善。
在美国，在要对社会保险进行改革时，总统会组织Social Security Commission（社会安全委员会），研究社会保障体制的可持续能力。美国通过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调查人们对社会保险的看法，因为比较权威，容易被大众接受。
在国内，对延长退休年龄有抱怨，可能还在于民众对政府把社保基金的钱浪费掉了表示不满。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奥巴马医保案，等于美国现在是全民医保，奥巴马医疗改革方案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另外，美国的社会保险体制现在也严重透支，你觉得怎样的医保制度可持续？
方汉明：美国医疗保险体制由公私结合。公的方面就是Medicare 和Medicaid，所有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有Medicare，Medicaid是给穷人。
年轻人和收入不符合Medicaid标准的人，保险来自于雇主，叫做私人保险。这导致美国有17%的人口没有保险，也就是说大概六分之一的人没有保险，老年人和穷人有保险，中间绝大多数工作的人当中，大概有50%多的雇主会提供保险，剩下一半左右的雇主不会对雇员提供保险；这些人中有些人会自己购买保险，但是因为私人保险很贵，这部分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保险。
美国的医疗费用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导致制造业没有竞争力。美国GDP的六分之一用于医疗有关项目，这是非常大的一笔成本。医疗支出占据国民生产比例第二高的国家是加拿大，加拿大的比例稍稍高于8%，也就是说美国的比例将近比加拿大高一倍。
美国人的健康水平比其他国家差，表现在婴儿死亡率，少数民族族裔的各种健康指标，都比不过法国、加拿大等。所以，美国需要医疗改革。
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Individual Mandate,意思是个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不然就得付罚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6月28日裁定此项法律不违宪）。强制所有人都买保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在的私人保险市场中存在的逆向选择，从而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保费以便让个人更买得起保险。第二个支柱是Employer Mandate （雇主强制）。第三个是建立私人保险购买市场（Health Insurance Exchange），每个州建立医疗保险大市场，定价按照年龄，降低保金。第四个是对付不起保金的穷人，政府资助。
我觉得美国现在这样的医疗体系也是不可持续的。最好的医疗体系，应该去掉最大风险，但是应当让人们承担一定风险，建立一个Catastrophe Insurance(天灾保险)，就是医疗费用超过某个程度，你就不用承担，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风险。天灾保险能保证每个人或每个家庭不会因为医疗支出而破产，但是也给人提供足够的激励而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上海经济评论：对于改善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你有什么建议？
方汉明：中国的社保刚刚起步，有很多选择。前面讲到过，社保不是公共产品，而是有政府操作的保险。社会保障只是为了维持老年人的最低生活水平，而不能保证生活充足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各取所需。要想在老年时继续保持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还是必须在年轻时储蓄和投资。对一个社会来说，提高生产力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
另外，我觉得国内应该也建立一个天灾保险，这样可以缓解社保资源短缺的问题，保持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
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医疗保险，各个省不一样，是按行政区域划分，这样有一个坏处，就是限制了人口流动。我觉得要做的是打破这种区域划分。像美国的Security System是在联邦政府那一块，我已经换了好几个州，我在康州、宾州等地工作过，我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我的保险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保险公司，假如我换了工作，可能我要换一家保险公司，但是这家保险公司也是全国性网络。
考虑到长期来说，一个社会保险体系能不能正常持续运行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期内，必须注重中国的人口变迁，包括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对社保系统带来的压力等。■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柯白玮 发表于2012-07-17 00:52
远离媒体，潜心研究，方汉明正当不惑之年，在经济学界成就斐然。
戴眼镜，方脸，穿着不太熨帖的衬衫，当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方汉明站在记者面前时，一股清新的学院派气息扑面而来，只是他的脸上挂有几丝疲倦。
地点是与复旦大学正门隔街相望的皇冠假日酒店，时间是7月6日下午3点。
方汉明这次回国的行程很满，主要是应复旦大学“蒋学模经济学讲座”的邀请，给复旦的经济学研究生授课。从6月中旬回国开始的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除了讲课之外，他还要会老友，见父母。就在这个采访结束后的接下来三天，他还要参加复旦大学的一个研讨会，之后，回美国。
近几年，方汉明除了在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分校、杜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知名学府多次讲学，在国内的讲学和其他学术活动也比较多，一年大概回国两次。今年12月，他还将再回复旦大学，受邀参加一个关于“社会保障”的学术会议。
到了19楼的餐厅，我们在靠窗的两个位子上坐了下来，要了两杯咖啡。转头就可以看到餐厅墙面电视上播着的Bloomberg News。方汉明一直在学术圈中活动，似乎对于新闻媒体还比较陌生。他喝下第一口咖啡就问我，“你们为什么会来采访我？”
“我们对你研究的公共经济学很感兴趣。”我答道。他不由自主地笑了一下，“我们这种做研究的，其实很少关注热点话题。给你讲个故事，去年西姆斯和萨金特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美国一些电视台如 CNN去采访他们。当被问到对金融危机的看法时，这两位平时专心做学问的大经济学家竟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好在很快，他们发现必须说点什么。否则这些美国电 视台会嘲笑他们说，‘我们的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居然不能解释这个问题！’”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方汉明很少给媒体写稿子了。据他所说，过去十多年来，大概只写过一两篇，只是有时候大学的公关部门会把他们的学术论文转述成普通读者乐于接受的文字，给《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等媒体作为稿源。
潜心研究12年
远离媒体，潜心研究，方汉明正当不惑之年，在经济学界成就斐然。
除了教职，他还担任《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的联席主编（2010-），《公共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联席主编（2009-）、《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编委（2008-2013）、《理论经济学(Theoretical Economics)》副主编（2009-2012）、《商业和经济统计杂志（Journal of Business & Economic Statistics)》副主编（2009-2012）。
方汉明生于1972年10月，浙江定海人；1994年，从复旦毕业后，即获得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1995年，方汉明获得弗吉尼亚大学经济学硕 士学位。之后师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Andrew Postlewaite 和 Kenneth Wolpin 教授，并于2000年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美国耶鲁大学经济系，任助理教授，从此走上了勤勉的经济学研究之路。
2001年9月，方汉明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社会文化与经济表现（Social Cult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一文。他用简明的模型证明了阿罗1971年提出的观点：社会规则与社会文化是社会应对经济失败的反应。
方汉明还发表了两篇关于拍卖理论的论文，分别载于2005年2月的《经济理论期刊》和2008年10月的《经济学期刊》（与David J. Cooper合作）。2003年，他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经济系的Peter Norman合作发表了《政府强制的歧视政策（Government-mandated discriminatory policies）》一文。9月，他们还合作发表了《捆绑还是不捆绑？（To Bundle or Not To Bundle）》。
2004年7月，方汉明与密歇根大学的Dan Silverman共同发表《论限时福利制度中的怜悯性（On the compassion of time-limited welfare programs）》。
同年，与Michael Keane撰写了《福利改革对单亲母亲影响的评估（Assessing the Impact of Welfare Reform on Single Mothers）》，对美国社会救助体系的核心与基础——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进行了检讨。他们发现，单亲母亲的福利参与度已经从1996年的25%陡降到当年的9%。
2005年，方汉明被耶鲁授予Henry Kohn副教授头衔。当年他与Giuseppe Moscarini在《货币经济学杂志》发表了《士气风险（Morale hazard）》，探讨薪酬设定问题。他还与波士顿大学的Glenn C. Loury一道研究身份与经济表现之间的联系。
2005年5月18日，方汉明与Dan Silverman从福利的角度，来研究如何理清经济学研究里的认知偏见。
2006年11月，Shamena Anwar与方汉明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汽车搜查种族歧视的另一种测试：理论与实证（An Alternative Test of Racial Prejudice in Motor Vehicle Searches: Theory and Evidence）》。
2007年，他转而在杜克大学任经济系副教授，两年后即成为正教授，当年，又被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挖去。
这一年，他与Michael Keane、现在耶鲁大学的Ahmed Khwaja、现在荷兰Tilburg 大学的Martin Salm以及Dan Silverman研究“Micky Mantle Effect”。
2008年4月，方汉明与Michael P. Keane、Dan Silverman在《政治经济评论》发表《有利选择的来源：来自附加医疗保险的证据（Sources of Advantageous Selection: Evidence from the Medigap Insurance Market）》。
2009年6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系教授蔡洪滨、陈玉宇与方汉明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观察中的学习：来自随机实地实验的证据 （Observational Learning: Evidence from a Randomized Natural Field Experiment）》。“该论文的贡献在于第一次清晰地区分出信息在观察中的社会学习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该项目由耶鲁大学经济系和社会政策研究所资 助。吴敬琏1980年代曾在该所从事研究工作。
2009年9月，方汉明与Dan Silverman在《国际经济评论》发表《时间不一致性与福利参与：来自美国全国青年纵向研究的证据（Time Inconsistency and Welfare Program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the NLSY）》。
2010年，与Andrea Moro合作《社会经济学手册》第五章。11月，与Peter Norman在《美国经济评论（微观卷）》发表《多种排他性公共物品的最优提供（Optimal Provision of Multiple Excludable Public Goods）》，将捆绑销售的研究用于福利提供。
2011年2月，方汉明再次与蔡洪滨合作，与世界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徐立新共同在《法律与经济学期刊》发表《吃、喝、公司、政府：从中国公司的娱乐 与旅游成本检视腐败（Eat, Drink, Firms, Govern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Corruption from the Entertainment and Travel Costs of Chinese Firms）》。方汉明还研究了杜克大学的招生问题。
2011年12月，方汉明发表了《就业为基础的健康保险体系的动态效率：理论与实证（Dynamic Inefficiencies in an Employment-Based Health Insurance System: Theory and Evidence）》。
2006年-2009年，方汉明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回国讲学。2009年至今，他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今年起， 他受聘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 并成为中组部千人计划（短期）创新人才一员。
对现实的思考
作为学院派的学者，方汉明很少给媒体写稿子是事实，很少接受采访也是事实，不过，这位低调的经济学家并非自己所说的不关心时事。另一个故事，就显露了他对当下经济问题的关注。
他讲到，欧债危机中西班牙情况很糟，于是他的一些同事，在美国的西班牙裔经济学家，联合开了一个博客，写西班牙经济问题，目的是给西班牙民众看，这个博客的影响力非常大，西班牙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情是看这个博客。他准备效仿美国西班牙裔经济学家的做法，邀请几位经济学家朋友，一同开设博客，轮流更新内容，写国内的经济问题。
可见，尽管热爱学术，将做学问、带学生作为人生成功的定义，方汉明还是乐于自己的研究能够对现实经济问题有所裨益。而其主要学术研究内容：歧视行为、保险市场，对于解析中国当下热点的社会保障问题，正好合适。
2006年-2009年，方汉明作为上海财经大学特聘教授回国讲学。2009年-2012年，他是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讲到这，我们的话题也回到采访话题“公共产品和社会保障”上。
立法化
以保护公共产品环境
上海经济评论：能否简单讲下,经济学上怎么定义公共产品？
方汉明：经济学上对纯公共产品定义一般要求满足两个要求：第一，非竞争性；第二，非排他性。
非竞争性是指一个消费者消费该产品不影响另外的消费者同时消费该产品。比如，面包这个产品不满足非竞争性，因为我吃了这片面包你就不能吃了；相反，干净的空气满足非竞争性， 我呼吸干净的空气的同时任何其他人都可以呼吸。
非排他性是指，一旦这个产品提供了，排斥别人消费就不可能，很难，或者非常昂贵。安静的环境、国防等等满足非排他性。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的产品称为纯公共产品，比如国防和环境。
有些产品，比如软件，满足非竞争性,但是不一定满足非排他性。软件一旦编出来了，一个消费者用它不影响别人同时使用，所以满足非竞争性；但是如果知识产权保护健全的话，软件不满足非排他性，因为技术上现在基本可以做到不让不付钱的人使用该软件。
上海经济评论：环境问题日益成为民众关注的焦点，最近也出现了一些环保维权事件。应该用怎样的机制来处理经济发展和环保的关系？
方汉明：美国有很多Zoning Law（分区法），确定了居民区土地或房产被用于商业用途必须经过的法律途径。分区法的起源是意识到居民房产的价值受到附近土地用途的外部性影响。这些外部性有的是正的，如马路改善，或者建高档购物中心；有的外部性是负的，如建立监狱或垃圾处理场会有负面影响。
在美国，一个项目除了要考虑经济可行之外，还要有一个Environmental Impact Report（环境影响报告），即报告项目进来后，会对环境有何影响。如果要在居民区建项目，要提交报告到当地政府批准，是否批准不是当地官员说了算，而是由当地选民选举出的分区委员会的代表们投票决定的；并且当地居民可以在项目听证会上公开表达各种意见。如果分区委员会的代表的投票不反映民意，下次选民当然不会投票给这个代表。所以这个法律机制有效地保证了最后能进入居民区的项目都是对当地居民相对有利的。
在国内，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没有立法化，没有考虑到任何一个项目都是有外部性的。像污水厂或者金属处理厂，对于房产（许多当地人最大的财产）的价值，产生重大影响。怎样让普通民众表达民意？现在，国内没有其他的途径，只有通过游行、示威或者说暴力行为；如果像美国一样，有合法的渠道，民众就会用更文明的方式表达支持或者反对。
中国经济改革这么多年是低成本发展。成本低的众所周知的原因之一是劳动力成本低; 但是值得提一下另外一些低成本的原因则是没有把环境成本、健康成本算进去。比如民工为了微薄的工资拼命打工，身体严重受损。比如最近报道的生产苹果产品的富士康公司的很多工人可能因为接触重金属中毒；这种伤害短时间内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征兆，但是将来，谁来为他们的健康买单？如果他们有公费医疗就是政府买单，等于说是纳税人买单；如果没有公费医疗，他们就得自己买单。所以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等于是在搭便车，要么是搭政策便车，要么就是没有完全按照工人付出的代价来做补偿。同样，环境成本往往也没有被合理地计算成为生产成本的一部分。比如， 当一个化工厂把含有大量有毒的化学成分的尾气排入环境时会对当地居民的身体和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很大的负外部性。 这些环境成本在很多西方国家必须纳入生产成本， 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多企业不需这么做。中国对环境成本的忽略是很多外商把生产线搬到中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上海经济评论：在现有体制之下，可以通过怎样的方式来保护当地居民的利益？
方汉明：环保维权也显示了社会进步，民众的环保意识逐渐提升。中国政府对这些民间环保维权运动的处理也显示了进步。
现在北京等地空气污染严重，40年前美国的洛杉矶就是这样子，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洛杉矶是世界有名的污染严重的地方，飞机降落的时候，整个洛杉矶的上空是灰蒙蒙的。之后，美国做了经济政策调整，制造业迁出洛杉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
现在面对中国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发展是为了什么？对很多中国人来说，现在的物质生活也许比以前好很多，但是中国人过得很辛苦，生活质量很低。对环境、就业、食品安全、子女教育、养老收入来源、房屋产权等的担忧，都让中国人生活在很多种不确定中；真正可以追求理想生活的只有少数经济上达到宽裕水准的人。当然，物质发展是前提；而现在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应该深思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当前的一个问题是，政府收的税和给纳税人提供的服务不成比例，纳税人得到的很少。我觉得，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活得衣食无忧，能够追求自己的理想。
怎样来保护受影响的当地居民的利益？政府层面需要考虑将环保制度化。政府在立项目的时候，应将受影响的当地居民作为决策的一部分。如果一家迁入企业能带来就业，很有效率，同时，也有轻度污染，当地居民会考虑Trade-Off（权衡）。在目前项目立案和政绩考核体制下，当地政府可能只会考虑到经济发展和政绩。所以，应该把环保也纳入政绩考核的范围之内。
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不同人群的利益冲突和由之而起的矛盾；建立和谐社会就需要寻求解决这些利益冲突的社会机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深化， 各种社会矛盾会更加表面化，这些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现象。如何建立一个能够合理和谐地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社会制度， 是当前面对中国的一个大课题，需要很多探索。 我个人认为，目前一个完全可行的方案是在中国现行的以人大代表为中介的制度下寻求改革，关键是必须给这些矛盾和冲突提供一个释放机制。在现有的体制下进行改革需要改变官员只向上负责的情况；地方官员也必须对下负责（具体表现为对选民选举的人大代表大会负责），而且应该达到一个对上对下负责的平衡。我认为可以让人大代表们在官员提升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具体的，在地方官员提升时，同级人大代表们要投票并有否决权。也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必须让人大代表起更大的作用。
因而必须要进行改革。扩大人大代表在官员提升中的影响力能够让民众的利益在影响官员的行为中占更大的权重，这样才能从根本上使得项目立项的决策更科学，更能让经济发展服务于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目标。
教育、医疗等短缺原因
上海经济评论：教育、医疗等，按经济学定义，都不属于公共产品，而是需要一些公共提供的私人物品？
方汉明：公共产品和公共提供的产品（Publicly Provided Good）不同。以公共卫生为例，它是公共提供的产品，但不是公共产品，因为公共卫生既不满足非竞争性,也不满足非排他性。所以很多常见的政府提供的产品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而是公共提供的私人产品（Publicly Provided Private Good）。
教育、医疗这些产品事实上都是私人产品。既然教育、医疗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公共产品，那为什么由政府来提供呢？因为这些产品都有很强的外部性(Externality)，因而市场提供的话达不到最优量，所以政府必须承担一定的供给责任。另外，从社会平等的角度来说，市场提供不能保护弱者的基本利益，所以政府也有从平等的角度提供部分产品的义务。
上海经济评论：当下，教育、医疗等私人产品的公共提供十分紧缺，您觉得原因有哪些？
方汉明：你说到的这些产品供给短缺有很多原因。
首先，必须明确短缺是相对什么而言。政府提供的产品如果是免费的话，那么不管你提供多少，一定供不应求；因为价格是零的情况下，需求是无限的。没有任何理论说，凡是政府提供的产品就一定非免费不可。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所以我本人觉得，资源稀缺的情况下，收费不仅是正常的，而且是必需的。美国的公立大学，也都是要收学费的，穷的家庭少收点，富的家庭多交点。
第二，这些产品短缺也与现阶段各级政府的激励机制有关。长期以来，中国各级地方政府都是以GDP增长为主要考核标准，容易导致政府官员注重短期经济增长率，忽视教育和医疗等长期才能见效的投资。
第三，中国的非营利组织在提供这些产品中起的作用还是非常有限。
还有一个原因是，基本上完全没有利用市场机制。这些有外部性的产品，最好是由市场提供为主，政策支持私人提供，政府提供为辅。比如说，现在中国在教育、医疗方面市场发展刚刚起步，政策方面支持强度力度不够；基本上完全依靠政府。所以我觉得在这些产品提供的大框架上需要做一个大的改变。
上海经济评论：除了你刚提到的原因之外，公共产品短缺还有其他原因吗？
方汉明：另外，我觉得消费者方面的道德风险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尤其是医疗和社会保障方面，有很多人觉得一旦有了医保，就非得把保费用掉，不然就亏了。很多人不明白保险实际上一定需要有些人保费多于支出，这样才能支付那些支出多于保费的人。整个社保体系需要加强在操作过程中的监督，防止这种道德风险导致的劣行引起的短缺。
上海经济评论：是否与现在的财税体制有关？中国高度集中的财税体制，基层财政由于长期得不到重视而陷于困境，是否也导致这些产品的公共提供不足？
方汉明：中国暂时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特别税收（Earmark Tax）体系，比如在美国，教育方面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于房产税（Property Tax），政府官员不能把这种特别税挪作他用。比如在我所居住的费城郊区，我所支付的大约每年一万美元房产税中，有2000美元是支持当地政府，即Township（镇区），镇里的官员会负责垃圾、救火、警察等。另外，8000美元就是学校税（School Tax）。因为民众知道房产税的绝大部分都是用于当地的教育，都比较乐意。
还有一种Federal Income Tax (联邦收入所得税)，这个税收很高，民众会有些意见。联邦收入所得税用于哪些方面呢？我教公共财政的课程，对这点还比较了解。联邦收入所得税用于最多的一项是社会保险，包括老年人医疗保险（Medicare），和穷人免费医疗保险（Medicaid ）。老年人医疗保险受益对象是65岁以上所有人；只要他们在退休之前工作10年以上，都可以享受。美国的老年人医疗保险现在大致分为三个部分：A部分是保去医院费用（这个是免费的）；B部分是保看医生费用（美国医生和医院是分开的）;C部分是临终前照顾费用；D部分是支付配药费用（处方药）。穷人免费医疗保险受益对象是收入和资产都很低的穷人。此外还有养老金（Social Security）、失业保险 （Unemployment Insurance）和残疾人保险 (Disability Insurance)，这些也是社会保障一大块。第二部分是用于国防。还有一部分是给州政府转移支付。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非营利组织如何运作？
方汉明：拿环保来说，美国有很多非营利组织专门负责环保，叫做环保主义者。如美国本土有很多石油，但是开发有阻力，而阻力的很大一部分来自环保主义者。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有绿色和平组织，还有一个叫做塞拉俱乐部。在选举年，这些非营利组织会派人到选民家庭，一是宣传环保的重要性，另外，是向选民募捐。非营利组织拿着募捐所得去国会游说，国会可以立法，通过立法来保护环境。
如何改变
教育、医疗资源的短缺
上海经济评论：教育资源不均衡比较受公众关注，如优质教育资源短缺带来的高额择校费问题，已经成为不少家庭的沉重负担。您觉得，应该如何改变教育资源短缺的现状呢？
方汉明：我觉得问题需要从好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优质教育资源一定是供不应求的。谁都要进最好的高校，但是，如果一所高校谁都能进的话，还能是好高校吗？哈佛大学每年录取率少于8%，这不是问题。第二，供不应求的高校用什么标准来选择学生，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高额择校费导致了穷人家的好学生因为没有钱上不起，这就是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改善奖学金和助学金制度，完善银行教育贷款制度等等来解决。优质教育资源必须优先给予那些最优秀的学生。
一个社会能不能长期保持活力和创新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社会的流动性， 以及能不能给优秀的人才提供机会。中国的教育和就业体制必须给优秀的学生， 不管他的家境如何， 提供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如果一个社会失去了流动性而成了世袭制，那么这个社会必然僵化。
上海经济评论：此外，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也存在短缺，医疗暴力事件频发，也反映了医疗改革不到位、基本医疗供给短缺的突出矛盾。您认为应该如何解决基本医疗供给短缺这一问题?
方汉明：这个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的短缺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下是不应该发生的。如果发生就是因为政府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到保障民生上。改变这种情况，第一是要把保障民生在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体系中的地位提高，以便改变地方官员的激励机制。第二，要发展和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营医疗企业参与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发展来源于不断深化市场和提高竞争。在医疗方面也必须朝着市场和竞争的方向发展。
上海经济评论：近年来房价上涨过快，很多家庭买不起房，有些人提出住房是“准公共产品”，应政府主导提供住房服务。对此，你怎么看?
方汉明：如果房价高得没有人买得起房了，那市场价格就一定会跌下来。中国房价上涨，有些是泡沫，有些是市场规律正常发挥作用。是泡沫迟早是会破的。我觉得必须大力发展可租房市场；鼓励租房，提高持房成本，这样可以压抑炒房。
另外，政府可以给低收入家庭短期提供保障廉租房，但这个应该看作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我个人觉得，低收入家庭保障房必须是限期的出租房，租金需要和收入挂钩；政府可以对购房者增开一项特别税来支付廉租房的费用。
但是，政府千万不能主导提供住房服务。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危险的想法。政府应该把所有市场能完成的功能留给市场；政府应该只做市场做得不好的事情，比如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包括教育、基本医疗保险和廉租房等等。如果你幻想政府万能的话，记住米尔顿·弗里德曼说过的一句名言：如果你让联邦政府来管理撒哈拉大沙漠的话，那五年之内就会出现沙子短缺(If you pu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n charge of the Sahara Desert, in five years there'd be a shortage of sand)。
建立天灾保险体系
应对社保透支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明显，为了应对养老金缺口，现在延迟了退休年龄，您怎么看？
方汉明：美国现在也要延迟退休年龄。1933年，美国通过社会保障法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时，是用现收现付制，即对正在工作的人收税，当年所收的税是给到当年退休的人，就是说当年收上来的钱，就用掉了。
“二战”之后，1946年到1964年，美国人口出生率很高，有一个“婴儿潮”，当时，工作的人多，财政状况很好，在“婴儿潮”之后，人口出生率降低，出现“生育低潮一代”。现在这些“婴儿潮”一代到了退休年龄，按照现收现付制的方式，等于“生育低潮”一代要养“婴儿潮”一代。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无法维系，要么养老金不够，要么只有让可以退休的人延迟退休。
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呢？我认为是应当的，从一个角度讲，美国刚刚引进社会保障体系的时候，男女退休年龄是65岁，退休的人平均拿8年的退休金。现在，人的寿命延长，人均寿命预期是78岁，虽然晚点退休，但是跟父辈们相比，可以拿到多于8年的养老金。
经济学上，中国的确应当延迟退休年龄，我认为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中国人口出生率下降，对于年轻人来说，负担很重。另外，现在人们的寿命有延长，当时规定的退休年龄已经不适用于现在的情况，如当时规定女性退休年龄为50岁，完全是因为当时就业机会不够多，为了分享就业机会给年轻人。现在，女性到50岁还很年轻，她们还可以工作，没有理由让50岁的人提前退休，浪费人口劳动力。
当然我们可以理解现在即将退休的人群会反对退休年龄的提高，因为他们的反对完全反映了他们的利益。在美国， 提高退休年龄不是一步到位的， 而是持续提高的；从2000年开始，美国社会保障养老金的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但是这个提高是计划在23年时间里完成的（也就是说1937年及以前出生的可以在65岁退休拿全额养老金， 但是1960年及以后出生的就必须在67岁才能拿全额养老金）。我觉得中国也需要引入相似的机制， 而且我们也必须给已达退休年龄但是愿意继续工作的人提供激励， 比如允许他们在工作期间获得部分养老金。
现在中国社会保险制度刚起步，中国还没有对社会保险体制进行大变革，因而，做出变革时，民众开始会不太适应，但会逐渐习惯社保制度的改善。
在美国，在要对社会保险进行改革时，总统会组织Social Security Commission（社会安全委员会），研究社会保障体制的可持续能力。美国通过一个独立的机构，来调查人们对社会保险的看法，因为比较权威，容易被大众接受。
在国内，对延长退休年龄有抱怨，可能还在于民众对政府把社保基金的钱浪费掉了表示不满。
上海经济评论：美国最高法院通过了奥巴马医保案，等于美国现在是全民医保，奥巴马医疗改革方案具体包括哪些内容？另外，美国的社会保险体制现在也严重透支，你觉得怎样的医保制度可持续？
方汉明：美国医疗保险体制由公私结合。公的方面就是Medicare 和Medicaid，所有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都有Medicare，Medicaid是给穷人。
年轻人和收入不符合Medicaid标准的人，保险来自于雇主，叫做私人保险。这导致美国有17%的人口没有保险，也就是说大概六分之一的人没有保险，老年人和穷人有保险，中间绝大多数工作的人当中，大概有50%多的雇主会提供保险，剩下一半左右的雇主不会对雇员提供保险；这些人中有些人会自己购买保险，但是因为私人保险很贵，这部分中的绝大部分人没有保险。
美国的医疗费用占国民经济比重很大，导致制造业没有竞争力。美国GDP的六分之一用于医疗有关项目，这是非常大的一笔成本。医疗支出占据国民生产比例第二高的国家是加拿大，加拿大的比例稍稍高于8%，也就是说美国的比例将近比加拿大高一倍。
美国人的健康水平比其他国家差，表现在婴儿死亡率，少数民族族裔的各种健康指标，都比不过法国、加拿大等。所以，美国需要医疗改革。
奥巴马的医改方案有四个支柱，第一个支柱是Individual Mandate,意思是个人必须购买医疗保险，不然就得付罚款（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今年6月28日裁定此项法律不违宪）。强制所有人都买保险的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在的私人保险市场中存在的逆向选择，从而可以降低保险公司的保费以便让个人更买得起保险。第二个支柱是Employer Mandate （雇主强制）。第三个是建立私人保险购买市场（Health Insurance Exchange），每个州建立医疗保险大市场，定价按照年龄，降低保金。第四个是对付不起保金的穷人，政府资助。
我觉得美国现在这样的医疗体系也是不可持续的。最好的医疗体系，应该去掉最大风险，但是应当让人们承担一定风险，建立一个Catastrophe Insurance(天灾保险)，就是医疗费用超过某个程度，你就不用承担，大家一起来承担这个风险。天灾保险能保证每个人或每个家庭不会因为医疗支出而破产，但是也给人提供足够的激励而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
上海经济评论：对于改善国内的社会保障体系，你有什么建议？
方汉明：中国的社保刚刚起步，有很多选择。前面讲到过，社保不是公共产品，而是有政府操作的保险。社会保障只是为了维持老年人的最低生活水平，而不能保证生活充足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各取所需。要想在老年时继续保持高标准的生活水平，还是必须在年轻时储蓄和投资。对一个社会来说，提高生产力是提高生活水平的唯一方法。
另外，我觉得国内应该也建立一个天灾保险，这样可以缓解社保资源短缺的问题，保持社保体系的可持续性。
我还注意到一个问题，中国的医疗保险，各个省不一样，是按行政区域划分，这样有一个坏处，就是限制了人口流动。我觉得要做的是打破这种区域划分。像美国的Security System是在联邦政府那一块，我已经换了好几个州，我在康州、宾州等地工作过，我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我的保险公司是一个全国性的保险公司，假如我换了工作，可能我要换一家保险公司，但是这家保险公司也是全国性网络。
考虑到长期来说，一个社会保险体系能不能正常持续运行取决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中期内，必须注重中国的人口变迁，包括出生率下降和人口老龄化，对社保系统带来的压力等。■
（作者系《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