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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权统治转型的发生学

刘军宁

自20世纪后期以来，全世界最壮观、最持久、波及面最广的政治浪潮莫过于从威权专制政权向自由民主政体转型的民主化浪潮。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活在自由民主世界中的人们对民主政治疑窦丛生、信心殆尽的时候，以西班牙的康乃馨革命为标志，拉丁美洲与南欧的威权国家纷纷垮台，民主化大潮瞬时袭来。

这场摆脱威权专制的民主化转型浪潮，用《威权统治的转型?关于不确定民主的试探性结论》作者的话来说，是“神圣的惊喜”。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也因此被进一步改变，自由民主进一步取代威权专制成为人类文明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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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威权统治的转型如何可能？
对于如此难逢而又巨大的浪潮，世界各地的学者们当然不会置身于外。《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就是早期民主化研究的一本重量级著作，该书是一套四卷本丛书的最后一卷。该丛书是一群欧美知名学者研究南欧与拉美民主化进程的成果。如果说亨廷顿的《第三波》是写给民主派的实战手册，那么《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则是对威权如何垮台、民主如何兴起以及体制内外各派力量在转型中的作用与作为的实况分析。它探讨的是威权垮台与民主转型的发生学。

随着民主化浪潮的推进，“转型”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重大关键词。何为转型？根据该书，所谓转型是指由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向另一种社会政治经济体制的过渡。转型还意味着由坏的制度向好的制度的过渡，由好制度向坏制度的过渡不叫转型。在经济领域，转型是指由计划经济公有制向市场经济私有制过渡；在政治领域，转型是指由威权专制政体向自由民主政体的过渡。政体转型启动于威权政权开始衰微、崩溃、解体，这个过程的长短因国家不同而异。

说到转型，不能不提及自由化。在关于转型的民主化研究中，自由化有其特定的含义。根据该书，所谓自由化是指在威权政权走向衰落的大背景下，公民的自由与权利开始扩张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自由主义基本理念的传播。在自由化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乘数效应。“一旦少数参与者敢于公开行使这些权利，却没有像在威权统治最强盛时期那样被严加惩罚，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也公开行使自己的权利”。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化常常是民主化的先声。

关于民主化的大多数研究，通常都把焦点放在转型的社会条件和转型后的民主巩固上。该书则不同，它把焦点放在考察威权体制内的裂变并触发转型的动态过程上，其对威权体制内强硬派与温和派之间互动的分析很有见地。由威权统治向民主政体的转型之所以能够发生，与一个普遍而重要的现象相关，即在威权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强硬派（hard-liners）与温和派（soft-liners）的分野。他们之间的良性与非良性的互动，都加速了威权的解体，同时为民主力量的出现提供了契机。威权体制裂变的过程正是强硬路线衰落与温和路线兴起的过程。

强硬派通常主张用暴力手段坚决维护威权统治，不对民主化的要求作丝毫的妥协。强硬派中的成分并不单一，其中有许多是机会主义者，他们并没有坚定的政治信仰，不关心长期的政治目标。这些人有奶便是娘，谁提拔重用他们，他们就坚决追随谁。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在体制内继续升官发财，关心旧体制给他们带来的从医疗到用车到住房的种种特权待遇。尤其是那些在威权体制内获得很多特权并且即将退休的人，他们因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待遇随着威权的垮台付诸东流而成为坚决的强硬派。

强硬派的核心是那些发自内心痛恨自由民主，并深知自己与自由民主不共戴天不能并存的人，他们也是坚决的镇压派。他们笃信民主的潮流是可以抗拒的，只要压制得力，稳定是可以维持的。强硬派并不甘心丧失权力，他们仍然寄希望于通过强力镇压来延缓寿命。像台湾发生的那样，强硬派会准备一份最后镇压名单，但是蒋经国告诉他们，这个名单已经用不上了。甚至在民主政治初创之后，这些人还常常梦想“变天”。如果威权政权内只有强硬派，民主转型将变得艰难得多。然而，温和派终将出现。

就温和派而言，在威权统治坚如磐石如日中天的时候，他们与强硬派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不仅不反对甚至附和强硬派的镇压主张。然后，当威权统治出现危机的时候，他们开始意识到，现在自己所享有的特权位置与既得利益可能不保，他们的立场便出现松动。其中的一些温和派甚至也承认民主的潮流不可能抗拒。这是他们与强硬派的一个重要区别。这些温和派与主张民主的反对派也不同，他们对民主政治到来的时点上有不同的看法，前者更审慎，后者更乐观。温和派对民间的民主化要求抱有一定的同情和理解，在强硬派对民主要求粗暴压制时，他们常常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们在威权政权内部往往是少数派。其中的一些明智的有远见的温和派，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一旦机会成熟，很可能会加入到民主派的行列，甚至成为其中的领袖。这时，人们很难判断他们是顺应潮流，而是投机应变。

书中还提到一群独特的人及他们的命运。这些人就是处于威权政权崩溃时期的关键人物。“他们就像古希腊悲剧里的角色一样，虽然已经预见到他们的命运，但却仍然走向苦涩的尽头，无力改变他们的忠诚度、同盟者和行事风格，也无法控制导致政体崩溃的国际、宏观经济与社会因素以及制度因素”。

作者注意到，民主转型的开始，往往不是因为民主派多强大，而是因为威权统治集团内部强硬派和温和派之间的分裂和最终的决裂。巴西与西班牙就是这种情况。其实，只要有温和派与强硬派的分立，分裂是必然的结局。而温和派与强硬派之间缝隙的存在，也为民间的民主派和反对派向体制施加压力提供了机会。

当威权政体病入膏肓、住进重症监护室并进入弥留之际，不止是反对派，甚至连体制内人士都认为威权统治即使按照其自身的标准也是糟糕的、失败的。统治集团、包括军方也越来越没有信心，同时又因互相推卸责任而分裂。这时，掌权派急于寻找政治出路。温和派发现自己的机会正在到来，摆脱威权统治集团的风险越来越小，他们与其与旧体制一损俱损，不如背叛威权政权来与民主新政体一荣俱荣。这时，他们会与民间主张民主的反对派做出“历史性的妥协”。

书中还有一些很有意义的发现，比如，民主政治不仅需要业余的公民，而且需要专业的政客，在转型完成的初期，后者比前者更稀缺。这个观察是很有启发性的。对转型国家来说，转型前缺的是公民，转型后往往缺的是政治家。

在威权体制裂变前，大家总觉得要启动转型实在不易；等转型发生后，如作者发现，实现民主转型并不如想象的那么难。其实，没有永远不衰落的强权，因而也没有永远不可替代的强权。

《威权统治的转型》一书距首次出版已有四分之一世纪了。然而，对那些尚未转型的国家而言，该书完全没有过时，甚至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