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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礼的艺术
2012年06月29日 12:10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条分缕析说清楚，其中颇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容

张程|文

　　送礼，是古代官场的一项重要内容。它可以拉近和官员之间的感情，可以方便政务的办理。可是摆在很多人面前的难题是：礼，怎么送？送好了，固然可以皆大欢喜，办好事情，送得不好不仅会无功而返，甚至可能恰得其反、害人害己。怎么送才能既安全，又有效呢？因此，很多人拿着礼金、礼品，就是不知道如何送到官员手上。
　　在古代官场，送礼是一门艺术。既然是艺术，就不能像科学那样，用概念、公式条分缕析说清楚，其中颇多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内容。
　　首先，直接把钱和礼物送给官员，是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但效果也最难预测。给官员直接送钱送东西，往严格了说，就是犯罪现场：送礼者行贿，收礼的官员受贿，而且人赃并获。因此，直接送礼的危险性太高，既不安全，效果也没有保障。对于官员来说，最现实的选择就是义正言辞地拒绝，把送礼者痛骂一通：“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快拿走，我‘出淤泥而不染’！”幽默一点的，可以说：“请你把礼金送到公堂上去。”结果，送礼者就成了官员彰显自身清廉的污点证人，一场送礼行为变成了拒腐案例。
　　明朝有个笑话，说知县大人过生日。知县属鼠。有个小官倾尽家产，铸造了一个黄金小老鼠送给知县大人。知县欣然笑纳，然后提醒说：“拙荆下个月生日，她是属牛的。”送礼者如果遇到这样的极品官员，估计要抓狂了。所以，官场送礼不是买卖，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不能这么直接。
　　好在官员们多少有些爱好。投其所好地送礼，因为隐蔽所以安全，往往还能更好起到增进感情的作用。晚清权倾一时的庆亲王奕劻、载振父子贪墨出名。苦于反腐制度森严、舆论监督踊跃，送礼者不敢过分，而奕劻父子也不便直接敛财。于是，载振就想到了开办高级会所的想法。当时，“雀戏”（麻将）在京津一带很流行，奕劻、载振父子和许多王公大臣都是爱好者。载振就先后在天津、北京租下院子，装饰一新后，作为“会客”场所。来客后，宾主自然要娱乐一下，围坐一桌搓麻将。载振的麻将筹码很高，三千两一局。来客求官者居多，进出一次输个几千上万两很正常。奕劻父子俩根据宾客输钱的多少，决定卖官鬻爵的高低。舆论称之为“庆记公司”。到后来，生意太兴隆了，载振都没法每回都出来应酬宾客，由宾客们自玩雀戏，载振抽钱。好在宾客们醉翁之意不在酒，只要输钱就心满意足。这礼也算是送成了。
　　书画古玩是古代官员的另一项爱好。很多官员都喜欢搜集古玩字画，涌现了一批金石专家、书画鉴赏家。晚清封疆大吏端方就是一个金石专家，还出过研究金石古董的专著《匋斋吉金录》、《匋斋吉金续录》、《匋斋藏石记》、《匋斋藏砖记》、《壬寅消夏录》等等，堪称“著作等身”。他在晚清的声誉还不错，有廉洁之名。别人直接给他送礼，他都大义凛然地要求把礼金、礼品送到公堂上去，以示清廉。但是，端方喜欢研究书画古玩，遇到有人送来求他“鉴赏”的，他无不热心地与之切磋。鉴赏需要时间，这些宝贝就留在端方府上由他慢慢赏析去了。端方这样的“书画古玩控”在晚清还不少。因为收的珍宝太多了，北京的琉璃厂一条街上，有不少古玩店铺的幕后老板就是端方一类的高官显贵——台前老板不是他们的亲属，就是他们的奴才、亲信。“文雅”的高官们把家中的古玩书画摆在琉璃厂去卖。为了提高销售业绩，他们常常会不经意地向求他们办事的人“透露”，某个古玩或者某副书画如何好如何好。有时，他们就干脆高调、刻意地抬高某个作者的作品。有心者自然去市面上寻找相关书画古玩，结果发现就在该人开设的店铺中。于是乎，如果看到某件古玩周而复始地进出某位高官的府邸，也是可以理解的。
　　送书画古玩，看似成本很高，实则不然。虽然古代官员中读书人的比例很高，但真正精通文史、懂得古玩书画的人很少，附庸风雅而已。这就更不用说那些通过乱七八糟途径迈进仕途的高官显贵们了。端方其实也是附庸风雅。在他死后，人们在他的藏品中发现了许多赝品以及很多并不出众的收藏品。据说，端方对古玩字画的判断完全仰仗于手下那些同样不甚明了的幕僚，评判的标准一是靠送礼者的吹嘘，二是看书画作者的名气。不用说，端方那本金石学专著，也很可能是代笔之作。只要端方一类官员认为礼品有价值，送礼者的目的就达到了。送礼者完全可以寻些赝品或者次品去充数，因此降低了送礼的成本。
　　投其所好也好，送书画古玩也好，都有一个“送”字，不能完全消除“利益输送”的痕迹。它们都不如“劳动所得”来得合法正派。那么，如何才能和官员搭建起“劳动关系”呢？最常见的做法就是请官员题字、写文章，然后给官员一笔不菲的润笔。
　　润笔收入，是明清官员重要的收入来源。明朝中期后，社会上逐渐形成向官员购买墨宝和文章的风气。百姓向官员、下级官员向上级官员有事没事就来求字、求文。官员们“勉为其难”地应承下来，写完后再半推半就地接受不菲的润笔。后来，官员不问求文者的人品、事由，只关心润笔的多少。“受其贽者则不问其人贤否，漫尔应之。铜臭者得此，不但裒册而已，或刻石墓亭，为活套家塾。有利其贽而厌其求者，或活套诗若干首以备应付，及其印行，则彼此一律，此其最可笑者也。”到最后，官员题字、文章非出钱不可，没有免费的了。到清朝，这股风气越来越盛，润笔费用越来越高，成为官场半合法的收入，占了部分官员收入的大头。
　　据说张之洞担任湖广总督的时候，一次因为兴建近代事业缺钱，就打起了润笔的主意。有个富豪的父亲生前名声极差，为了粉饰父亲的生平，更为了“漂白”父亲的恶行，他就迫切想让张之洞出面为父亲写个墓志铭。有个最高父母官的肯定，谁还敢说父亲的坏话？张之洞还真写了。他科举高中，翰林出身，写歌功颂德的文章自然不在话下。不过，润笔的费用也不低。一字千金，张之洞按照一个字一千两的价格向富豪狠狠敲了一笔润笔费用。他此举好的一面是把这笔巨额润笔投在近代事业上，没有装入私囊；不好的一面是完全不问对象，不顾事实写文章。
　　张之洞的例子还算是好的，起码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写作事由。很多官员润笔，事由可以忽略不计，比如给送礼者题写对联、福字，给送礼者的儿子起名等，甚至压根就没有事由，对以润笔名义送来的金银照收不误。
　　到了清朝中后期，送礼突然变简单了，送礼者完全不用琢磨“怎么送”的问题。因为当时官场已经形成了一整套送礼制度和文化。进入官场，只要按照规矩来做，就能平平稳稳、和和气气地把礼给送了。比如三节两寿，下级要给上级官员送礼；比如迎来送往，官员之间相互要送礼金。送礼的名义也很好听，不沾金钱等字，透着一股雅劲。高官离境，官员要送“别敬”；同僚启程，官员要送“程仪”。这些名字听着就透着一股人情味，让人不好反驳，更不便严格按照律法来查办。而且这些名目的开支，可以列在衙门的公款名下，官员们何乐而不为？
　　晚清各种政务往来，在公文中少不了要夹张银票的。清代掌故集《十叶野文》说，晚清封疆大吏向太后、皇帝进贡物品表孝心，要在礼单中夹银票；皇上万寿，给紫禁城上折子祝贺，要在奏折里夹银票。这些银票都被宫中的经办人员拿走了。你不夹，他们就把你的贡品摆在不显眼的地方或者压根就不摆上台面。你不夹，他们就把你贺寿的折子晚几天递上去，让皇帝看不到你的孝心。礼金的具体金额，各个衙门都有一套执行标准。《官场现形记》中，就有一个新任官员，因为没有得到本衙门各种迎来送往礼金标准，得罪了上司和同僚，最后黯淡下台。
　　在送礼制度化的晚清，官场中人不用担心送礼的途径问题、安全问题。大家各得其乐。一个人如果要额外表示诚意或者忠心，只需在标准之上加钱即可。原本知府大人生日，下属知县只需送白银百两即可，如果某个知县奉上白银千两作为寿礼、外加名画一副“求鉴赏”，知府大人马上就明白这个知县对自己的“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