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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高管向大中华地区迁徙
2012年07月02日 11:34 本文来源于 财新网


　　 数年来，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一直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设立起蓝领部门、后勤部门以及代表处。现在，顶层高管正在加入进来，他们花在这些地区的工作时间越来越多


　　【财新网】（《纽约时报》记者 Bettina Wassener）香港——上个月，花旗银行大厦34层举行了一场传统的典礼。现场锣鼓喧天、震耳欲聋，一队舞狮人使出了绝活。典礼意在为当天揭幕的办公室迎来滚滚财源。
　　这座办公室与众不同，它坐落于香港中央商务区中最负盛名的大厦之一，成为日本汽车制造商日产公司(Nissan)旗下的高端品牌英菲尼迪(Infinti)的全球总部。
　　日产公司总部在日本横滨，而英菲尼迪汽车在日本和美国生产，公司正在计划在中国和欧洲新增两座工厂，具体地点尚未对外披露。日产管理层将英菲尼迪的“头脑”，即品牌战略、产品企划和营销等业务部门，以及CEO都置于香港。汽车产业并非一定要置身香港，而且香港写字楼高昂的租金位居全球前列，日产做出这个决定是有意为之。
　　主管日产公司这个奢侈品牌的安迪?帕尔默(Andy Palmer)在解释为何要将英菲尼迪的总部设在香港时说：“香港的美妙之处在于这是通向中国的大门。”而中国是英菲尼迪最重要的增长市场。
　　他补充说：“这可不是成本控制或业务外包。”
　　事实上，日产的决定显示出了一股在亚洲风头正健的广泛趋势。
　　数年来，美国、欧洲和日本企业一直在中国内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设立起蓝领部门、后勤部门以及代表处。现在，顶层高管正在加入进来，他们花在这些地区的工作时间增多了。
　　美国企业巨头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就是一个例子，该公司产品包括医疗设备、涡轮和机车。
　　去年，通用电气副董事长，同时也是该公司全球增长和运营部门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的约翰?赖斯(John Rice)携妻子迁居香港。
　　赖斯在他位于香港的办公室里接受采访时说，这一举动“有一部分实际意义，也有一部分象征意义。”他说：“置身美国之外，能让你更好地了解全球性议题，同时能让你以不同的视角观察这个世界。”
　　赖斯曾多次造访亚洲，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89年。
　　“我来中国快100次了吧。”他说，“但是我在最近18个月里学到的关于中国的东西，远远多于之前20年。”
　　去年10月接任毕马威国际(KPMG International)全球主席职务的安茂德(Michael Andrew)也附和了这一观点。
　　选择迁居香港的安茂德说：“置身这里，就证明你不仅仅是一家英美企业，能很好地展示出你对这个地区的决心。”
　　考虑到有很多时间在出差，安茂德大概只有25%到30%的时间在香港。
　　即使如此，这也仍然意味着“你成为这里的一部分”。他说：“你可以定期接触关键的商界领袖，你可以作为他们中的一员和他们交谈，而不是一个匆匆过客。”
　　另一个例子是法国工程公司施耐德电气(Schneider Electric)，该公司最近宣布两名高管将迁居香港，该公司超过四分之一的销售额来自亚洲。这样，驻在香港、直接向CEO赵国华(Jean-Pascal Tricoire)汇报的经理人数量就增加到了四人。
　　赵国华仍在巴黎，尽管他在亚洲出差的时间如此之多，以至他的家人为了有更多时间和他在一起，已经移居香港。
　　经济学人企业网络 (Economist Corporate Network)进行的调查表明，让更多管理层人员常驻亚洲的趋势在近几年出现大幅提速。
　　2008年接受调查的非亚洲跨国公司中，只有19%表示有一名或多名董事在亚洲工作和生活。
　　但去年，这一数字已经达到近30%。此外，在2011年进行的调查中，有45.3%的受访者表示，预计到2016年时会有董事驻在亚洲。
　　经济学人企业网络香港办公室的总监罗斯?奥布莱恩(Ross O’Brien)说，不久前的趋势还是把制造业迁移到经济增长所在的地区。
　　奥布莱恩说，现在则是“实现品牌和思想的全球化。”
　　他还补充说：“当你在一个紧缩开支是主流思想的地区，做出投资的决定会很难。”因此，置身亚洲就有助公司策略专注于这个地区的潜力。
　　这股潮流中受惠的并非只有香港。
　　由于企业寻求利用新加坡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这个城市国家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顶层经理人和区域性总部。香港是通向中国大陆的大门，而新加坡则是通向东南亚和印度的理想跳板。
　　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GlaxoSmithKline)负责新兴市场部门的阿巴斯?侯赛因(Abbas Hussain)常驻在新加坡，宝洁(Procter &； Gamble)高管团队成员德布?亨雷塔(Deb Henretta)也是如此。
　　而这个月，高盛(Goldman Sachs)宣布已经重新聘请马克?施瓦茨(Mark Schwartz)出任亚太区域总裁，并兼任该银行的副董事长。施瓦茨将常驻北京。
　　在光谱的另一端，许多高管只是更频繁的去亚洲出差，而不是以亚洲为家。
　　今年3月，高盛第一次在印度新德里召开了董事会，以显示自己意识到了印度日益增强的重要性。
　　美国酒店企业喜达屋集团(Starwood)则更进一步。去年，该集团的高管团队有整整一个月时间都在上海。这座城市与喜达屋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斯坦福德的总部有12小时的时差。
　　喜达屋高管团队的15名成员已经比较国际化了，喜来屋CEO陈盛福(Frits van Paasschen)在斯坦福德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团队中多数成员并非美国人。除此之外，还有两名成员常驻亚太地区，一名在欧洲，一名在拉美。
　　尽管如此，暂居上海的经历也让团队能沉浸在当地的文化氛围中，面对面地与本地区的员工和商业伙伴会面。这使管理层能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市场与美国市场之间的差异。
　　陈盛福说：“比如，我们意识到有很多中国人到最后一分钟才会订房，而且用的还是移动设备。”
　　对于这一个月的经历，陈盛福说：“比我想像的要更费神也更有用。”
　　但很明显，受益超过疲劳，因为喜达屋正计划明年再来一次——这次是在公司的另一个重要市场迪拜。

　　原文刊载于2012年7月2日的纽约时报中文网，标题为“跨国公司高管向大中华地区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