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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剑：我的三个“大秘”同学

作者按：山东省副省长黄胜贪腐案已经揭晓，昨天官方公布了对他处理的初步结果，估计司法审判程序马上会展开。黄胜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都是在曲阜师范大学读的本科，他是历史系79级的，我是中文系78级。曲师虽在孔府圣地，但地处农村，名气不大，按大学正规排序，大概只能跻身于三四流之列。可能是受惠于孔子遗风，曲师出了三个“大秘”，名震齐鲁。黄胜是原省委书记赵志浩的秘书，除他之外，中文系77级的于明，曾担任原省委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的秘书，中文系79级的邹唤德，在省长李春亭当厅长时就开始跟班，一直跟到省府，成为“首秘”。母以子贵，母校也不例外，因优秀学生而荣耀。然而，这三个“大秘”的最后结局都不尽人意。邹唤德在早几年就进了监狱，夫人病死，可谓家破人亡；于明患肝癌终告无治，不得善终；黄胜现已如此，只能听候命运审判。本文是在黄胜“出事”后写的，于去年底登在曲师中文系78级的博客上，既算是回忆，也算是反思。现稍作修改，向公众披露，此类事太过普遍，记录而已。

　　去年11月，我去广州中山大学参加一个会议，会后由校方组织去开平阳江等地观光。路上，接到同学赵延彤的一个电话，他还是那个毛病，说话吞吞吐吐，磨磨叽叽，最后才费劲告诉我，黄胜可能出事了。听到这消息，我并不愕然。这些年来，我认识的官场朋友落马的不少，大环境如此，仕途已成凶险之地。我给同学汪家明发了一个短信，确证此事。家明回信说，正在查，有人算计黄胜。谁知仅过了两小时，收到手机报，新华社公布，黄胜被双规。回京后有女同学李盈来电话，又谈起此事，分析、猜测、不解、惋惜，最后我说，当官又啥好的，死的死，坐牢的坐牢，不得善终。李盈完全同意我这个看法。

　　黄胜、于明、邹唤德，山东的三个大秘，可都是从我们曲师出来的，两个还是我们中文系的同学，一直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大凡校庆，他们是可以坐主席台的。三位同学分别跟随山东两个书记一个省长，没有水平是伺候不下来的。黄胜在学校时已是团的干部，主持学生会工作，一招一式已有领导的派头。于明聪明善辩，性格细腻，显示出是做秘书的人才。唤德当时看起来蔫不啦叽，老实巴交，但干活扎实，遇到贵人能起来。他们三位的仕途大致相同，先学徒一样的在首长身边打杂，历练几年便进入中枢，后来就是大管家了，事无巨细都得搭把手。首长上去了，成一方诸侯，做秘书的更是搭上顺风车，万人仰慕，万人相求，看似功成名就，祸根可能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埋下了。

　　我和于明交往多些，他在学校时好和我辩论，彼此情谊却很深。93年，我回山东办公司，他提了一兜苹果来看我，顺便聊起他的工作。那时他老板已高升中央领导，他没跟着去，显然错失机会。没有人罩着就大不一样，在省委研究室副主任位置上一呆就是好几年，说起这些，于明很不满意。他自己就说，跟准一个人有好处，是非也不少。当时给我的感觉是，在大多数从政的同学还在为一个副处或正科的位置拼搏时，已是副厅的他却满是郁郁不得志的怨气。当了多年的幕僚，他的目标是主政一个地市。这个想法其实也没错，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志在为人民做更大贡献。几年后，好像终于有了机会，于明被派到潍坊市当常务副市长，当时市长已临近退休，组织叫他去主持常务工作明摆着是要让他接班的。于明很珍惜这个机会，去了潍坊后干劲很大，上下反映也不错。他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到潍坊投资，并指定奎文区的区委书记接待我。知道我是于市长的同学，区委书记鞍前马后地作我向导，言语间对于市长至为崇拜。就在上下左右普遍期待于明按时转正时，情况却突然发生变化，省委下命令调于明去省社科院任党委书记。当了17年的副厅终于转为正厅，但当市长主政一方的理想就此破灭。于明对这个任命非常不满，他是一个修养极好的人，在和我谈起这事时也忍不住爆出粗口。

　　社科院党委书记，省委候补委员，这个位置是多少在仕途中艰难跋涉的官员梦寐以求啊，但于明却不以为然，说穿了，他不是嫌官小，是嫌这个位置太闲太虚，做不了实事。大概不到一年，于明借口养病，居然辞了这个职务。真辞了也就罢了，你如真看透官场，就此洗手不干，干点自己喜欢干的事，那还真是一件好事，至少那个病是不会找上门来的。但于明那放得下，辞了职务，心根本没有收回来，反而更纠结，原本想和组织叫下板，谁知组织不理你，由你去。这时，于明就没着没落了，天天闲在家里，闲的发慌，甚至有意做我的副手，在山东做生意。我这么小的庙那容得下他这尊大菩萨，关键是他的心态调整不过来，还陷在官场不能自拔。就这样纠结了好几年，上级终于开恩，安排他去省煤炭办公室任副主任，正是这个位置最后要了于明的命。

　　于明在北京佑安医院住院时，我去看他，临近生命的最后关头，他终于醒悟。他对我说，他犯了两个致命的错，一是对官位看的太重，社科院是多好的地方，没有任何压力，他居然弃之若履；二是不该任最后那个职务，下去视察遇到的都是一些酒鬼，把肝给活活喝坏了。看着于明黯淡的脸色，我知道他内心一定有一个祈求，如果有来生，绝不再为官。

　　邹唤德和于明比，性格上倒是极放得开，说话口气大，胆子也大。在学校读书时，他可不是这样，一个见到我就能崇拜上我的老实农村孩子，显然没见过啥世面，看我平时张扬以为就是英雄。后来他当省长秘书，见多识广，性格变的比我张扬多了，一上来就想迫不及待地告诉你，他当着省长半个家呢。一次在南郊宾馆，不知怎么就凑在一块聊天，他说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作品，还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他同时特别强调，汪家明只是省作协会员。按理说，当着官还能保持着这份文学理想殊为难得，但做人不到家，总感觉这个作协会员放在他的身上有点错位。于明当官，谨小慎微，唤德当官，胆越来越大，凡当官的恶习他可都沾染上了。泡个情人从不避世人耳目，恨不得满大街都知道他那档子事，欲望膨胀不知丝毫收敛和伪饰，他不出事谁出事？一个曾经老实巴交充满理想的文学青年，被官僚体制完全毁掉，搞得家破人亡，锒铛入狱，可谓人生惨败。

　　黄胜在处事和为人上，均高于这两个同学，他们差不多从同一起跑线出发，人际资源优势也大致相同，但黄胜走的更远些更快些，这和他的个人禀赋有关。黄胜讲原则，有涵养，对同学能关照，也会给面子，懂得做人，没有于明那种迂腐和刻板，当然更没有唤德那种胆大妄为的做派。同学们私下里比较他们三个，一般都看好黄胜，认为他的个性和能力非常适合官场发展。我和黄胜接触不多，他刚去德州当市长时，夫人严茜子患腰椎间盘突出症，痛苦不堪，来北京治疗，我帮着联系过医院和大夫，黄胜为此专门给我电话表示感谢。以后好像再无联系，只是偶尔从同学的口中得知他的一些零星消息。他在德州主政13年，不是一件好事。共产党的体制是书记一人说了算，没有制约因素，他在那里干了这么长，难免不会有骄纵独断行为，利益输送和交换更是一念之间的事，防不胜防。而贪欲一旦激发出来，便不可收拾，最后会把人引向深渊。

　　中文系78级从政的同学不少，现在官至厅级高干的也有几个了，如商敬工、骆宝臻、王离京、汪家明、赵延彤、宋玉山等，县处级干部更是多了去，但至今未有谁东窗事发，均能保持大节和晚节，令人欣慰。我总结其中的原因，一是我们年级出来的干部，思想境界高，有正确的人生价值观，为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牢记于心；二是多在清水衙门谋职，什么科协、民主党派、工商联、研究室这些虚头八脑的单位，既不掌握资源分配，也不管着人家的饭碗，门庭冷落，没人巴结送礼，想腐败也难。

　　以前在比较新旧社会的优劣时，有一句常言：“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话现在大概要反着讲了，至少在官场上，我已经耳闻目睹了太多的由人变成鬼的故事。这样的故事还要再不断地讲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