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浙江省卫生系统治理医药商业贿赂的急风骤雨，掀起冰山一角。据官方通报的数据，“医药回扣专项治理年活动”，开展半年以来，1200多家医疗机构的17万余名医务人员共上交回扣款、礼卡、礼券、礼品等约1800余万元。“这个数字少得可怜”，杭州市某三甲医院的主治医师杨建（化名）表示，2010年夏因受贿被抓的杭州市第二人民医院院长吴正虎，涉案金额即折合人民币1500万元左右。相比之下，目前交上来的这点钱，显然是九牛一毛。或许，这也正是浙江省反贿行动在年中骤然加大力度的原因之一。（8月24日《21世纪经济报道》）

针对此，新闻里有这样一个判断，医药商业贿赂的治理，“头痛医头”的办法无济于事。无论是医院、医生、还是医药代表，全都已被制度绑架。同日的另一条新闻俨然验证了这种判断。广西壮族自治区荔浦县人民检察院近日的一次执法行动，牵出了县医院领导和超过半数临床医生涉嫌收受药品回扣的事实。当然，这样一窝倒的类似新闻之前也有过。前几年，在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人民医院，医生只有约200名，却有140多名陷入了“回扣陷阱”。

为什么出现这种怪现状？北京协和医院尹佳医生曾直言不讳，中国大多数医生在超负荷工作，由于挂号费和手术费低廉，而且多年不调整，医生不能从自己的超负荷劳动中获得应得的、能够维持其有尊严生活的合理合法收入，使部分医生去追求药品和器械回扣等不正当的收入，影响和损坏了中国医生的声誉。中国社科院经济所朱恒鹏则认为，医药商业贿赂的“主谋”是现行的医药体制，培养一个医生的高投入和医生较低的合法收入是产生医生“吃回扣”现象的主要原因。倘若政府动真格严查，可能将涉及中国60%以上的医生。

前不久的一项调查显示，95.66%的被调查医师认为自己的付出与收入不相符，这与2009年进行的上一次调查相比，又提高了近四个百分点。有民间学者曾调研得出结论，中国医生收入是世界上最差的。发达国家医生的收入是中国同行的40倍左右。即使是与印度、巴西、巴基斯坦等不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依然远远落后。再看看离我们最近的周边，香港的医生收入是内地的22倍，台湾是大陆的14倍。

但当下，这样的判断却很难得到公众认可。原因很简单，因为商业贿赂的泛滥，医生吃药品回扣成为一种社会现象。一次次类似的丑闻被揭露，不但伤及医者公信力，动摇了人们的信任，更让医生群体的真实收入成为一个谜，很多人都不相信医生们的报酬待遇很糟糕。在这种环境氛围下，即使有人站出来一次次呼吁提高医生收入，也很难得到民意的认可和支持，收入分配的改革自然就能拖就拖，一次次“雷声大，雨点小”起来。

医生们要想获得体面的收入，一件事情很重要也很难绕过去，那就是必须彻底放弃药品和器械回扣等不当收入所得，并倒逼政府提高诊疗费、挂号费、手术费。

从这个角度而言，笔者认为，既然大部分医生也是属于政府雇员，“财产公示制”就不妨先从医生开始实施。通过这样的倒逼，一来可以实现医生收入的透明化及廉洁化。二来可以大范围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倒逼效应。如果大多数医生的真实合法收入是处于低水平，政府就必须得面对问题，想办法解决薪酬过低等一系列长期积压未解决的问题，否则将会面临人员流失的严峻局面。

在触目惊心的医疗贿赂案件中，真正受益者只是少数内部管理者，多数普通医生扮演的只是协同者及替罪羊角色，他们往往敢怒而不敢言，很多人想脱离这种耻辱与尴尬但又无能为力。而让医生收入彻底阳光起来，或许就是一根摆脱这种命运的救命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