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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产公示制度”需要一个过渡阶段

１９８８年全国人大曾提出官员财产公示立法动议，１９９４年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正式列入五年立法规划，２０１０年中共中央颁布《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结果如何呢？到如今也就是极个别小区弄了个不痛不痒的“新任副科财产公示”，还有人要我们“积极看待”。新任副科还没来得及将权力租出去，小范围公示也无人监督真实性，做做样子是可以的，那些寻租已久的官员呢？事情到了这一步，再不承认现在就搞官员财产公示与国情不符，无异于自己骗自己。

官员财产公示是公认的阳光法案，为什么喊了二十多年没有结果？因为中国的腐败范围广，腐败程度深，且愈演愈烈，真要是官员财产全透明化，首先是中国的官员剩不下几个，一口气替换八成官员，社会不定乱成什么程度，反正比一场文化大革命还要严重；其次，普通老百姓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心理落差。大家都知道一些官员很富有，但不知道真实的富裕程度，你这一公布，得，老百姓死的心都有了。这样说的原因是，财产如实公开后，大部分官员容易定罪，另有一些要定罪存在客观上的困难，这种人在财产公示后将公然抱着巨额财富在你身边晃来晃去，弄得你没穷死却气死了。

从干部群体的心态来讲，普遍希望稳步推进，有一定缓冲期。除开那些因贪赃枉法而畏惧财产公开的官员外，其他干部的主要顾虑在于担心公开财产后，体制所给予的各种“合法但不一定合理”的既得利益，以及游走法律边缘的“灰色利益”等引起老百姓的心态失衡。比如，不少公务员享受了“福利分房”、“集资建房”等福利，不用与老百姓一样承受高房价的压力。这些利益并非违法所得，但从其他社会群体看来，却极端不合理。西部某大城市，前几年各部门各单位大搞“集资建房”，很多公务员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当年以1000～2000元／平方米集资的住房，如今市场价值已达9000～10000元／平方米，不少人抛售后获利丰厚。“财产公开后，老百姓能够理解么？会不会更加重‘仇官’情绪？”不少公职人员有所担心。

这会儿有人要说了，我宁肯被气死也要将那些蛀虫拽出来。其实问题不在这里，要不要反腐败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应该讨论的是反腐败的方式。既然大家都认为财产应该公开却数十年没有落实，说明“财产公示”那条路走不通，不通则痛，痛则不通，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腐败愈演愈烈。

财产公示制度有三个关键且缺一不可：１、大小官员一律公示；２、有效监督；３、瞒报追责。硬要在“财产公示”这个牛角尖上钻下去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一句话说穿了，他们不敢如实申报财产，所以你也不能指望一拨腐败的人去有效监督另一拨腐败的人。

难道这腐败没法反了？当然不是。腐败还得反，方法再商量。笔者认为现在就搞财产公示不切实际，它需要一个过渡阶段。

第一步，全民冻结财产。房地产、银行存折和其他有价证券等大额资产都是挂了身份证的，统统进入待定状态。桌子椅子购物券等没法冻结的就算了吧。

第二步，认领财产。不怕公示的都领回去，三代之内的直系，不论是否在一起生活，认领后的财产都罗列在一张表上，表上没有的不再属于你。乱领者将被追责，无人认领的全部充公。

第三步，财产公示。副科及以上官员的财产状况都得放在一个数据库里供查询，数据库每年更新一次。任何人有权查询任何官员的财产概况，详细程度则分查询等级，比如办案人员和普通网民的查询等级不一样。

第四步，腐败替代机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发展，腐败的驱动分量是不容否认的，官员财产透明化以后，得另找动力，道德建设自不必说，经济利益也不可忽视，但我相信，到了普遍廉洁时，高薪是能养廉的，现在唱“高薪养廉”则无异于说天书。

从以上可以看出，财产公开有一个重要原则，即适当照顾既得利益者，最主要体现在尽量不咎既往，比如无人认领的资产直接充公，知道户主是谁也不再追究。能人未必违法，违法者大多能干，能干就让他继续能干吧，好歹还有个“好贪官”一说，反正他以前捞的绝大多数回到了国库，再以后，财产公示制度建立了，官员财产都透明化了，想贪也难。

一些廉洁国家的财产公示制度起始于腐败不严重的时候，主要着眼点是预防，所以实施难度要小一些，中国的官场文化腐败现象很广、很严重，直接进行财产公示不现实，需要“冻结－认领”这个过渡阶段。道德过度反而不道德，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你一定要坚持贪污一万元都得坐班房，财产公示制度是建不起来的，腐败是没完没了的，若是止于经济问题而无其他恶行，没收其非法所得不让再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