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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改革“站台”的老人们
Posted 周五, 2012年 04月 27日 By ChangCe
为改革“站台”的老人们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12-04-27
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为中国改革奔走呼吁，成为当下中国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
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正活跃在为中国改革鼓呼的第一线。他们的奔走呼吁，成为当下热烈的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
仅以上周末（2012年4月21、22日）为例——
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济南谈民间借贷，呼吁“消除金融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比茅于轼年轻一岁的吴敬琏则在北京再次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并期待今秋的高层换届，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82岁的学者资中筠在武汉纵论世界趋势和中国前途，提醒大家不要“陶醉在表面的繁荣”，“中国非改不可”；85岁的律师张思之在四川分享律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重申“依法办事就是最大的讲政治”；
再早前两天，82岁的法学家江平在北京参与“打击黑社会与民营企业财产权保护”论坛，批评“运动式打黑”，并对温州金融改革寄予期望。
这些老人大多曾活跃于被普遍视为“改革黄金年代”的上世纪80年代，有的还深度参与了改革进程。30年后，他们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改革环境。
“1980年代的改革所向披靡，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都要求改革。但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很大。”一位老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既得利益者想维持现状，改革动力越来越弱。”
也正因为此，这些“改革老人”发出的声音也更为急迫。
为何感时忧世？
律师张思之曾打算，执业到80岁退休。不过，当他真正满了80岁，这一目标又被推迟至90岁，甚至，要是90岁以后还有力量，那就干到底。
身边有人不理解：“你都八十多了，该休息了，还搞什么呀？”但张思之觉得，只要身体允许，自己还是应当“有点作为”，“整天吃饱混天黑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
张思之推崇的进步模式，是以个案推动法治进程。从担任“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组长开始，他代理的案件没有一桩胜诉的，但许多人认为，这些“为异端辩护”的经历，见证了法治的前行。
张思之总觉得前行的步伐太慢，他对现状并不满意。
原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2011年底出版了一套自选集，第一本就叫做《感时忧世》。她在书的首发式上说，曾以为自己退休之后应该写些《闲情记美》一类的东西，谁知坐下来后，只要一想到从报刊上读到的世事，就“欲罢不能”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 （张向阳/CFP/图）
“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有这样的心情。”资中筠说，“我没什么崇高伟大的目标，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事实和逻辑。”
这些老人多属于同一代人。包括吴敬琏、茅于轼、资中筠、法学家郭道晖在内的多位老人都出身名门，年轻时经历政权变迁，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大多数人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厄运。
和当时的很多国人一样，资中筠也曾深信“挨饿是光荣”，但浩劫年代的创痛记忆，成了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人反思的起点。
法学家李步云和江平、郭道晖被并称为“法治三老”。郭道晖本是清华大学机电系毕业生，是前总理朱镕基的同窗。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年届半百的郭道晖在时任办公室主任王汉斌的劝说下改了行。他决心要追回自己被耽误了20年的青春，痛定思痛地检讨中国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
吴敬琏的一段关于家国情怀的文字，或许是对这些老人恰当的诠释：“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这些老人有他们的优势：有资源，有资历，而且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年轻人很多都受困于体制，不便说话，或者忙于生计，自身的知名度、影响力又不够。”四川律师林波说。
为中国改革做设计
和原本学机电的郭道晖一样，茅于轼也是“半路出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本是机械工程师的他，兴趣也转向国家更需要的经济学。1985年，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出版，这本书是代表当时中国思想前沿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它奠定了茅于轼的学界地位。
启蒙，被部分人视为老人们的贡献之一。用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为一位老人祝贺八十寿辰时的话说：“作为中国人，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某些利益集团不断搅浑的道理。”
郭道晖对自己的工作也有这样的定义：“有些道理，法学界早就知道，但是社会上不一定知道。我就是在做法治启蒙、普及常识的工作。”
今天仍然活跃的老人们，大多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郭道晖，作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重要成员，他是法治进程恢复的“体制内”参与者；又如资中筠，先后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社科院美国所任职——她一直认为，不是给领导做智囊，而是给民族做智囊。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吴敬琏。自1984年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始，大量的改革决策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这位被赠予“吴市场”绰号的经济学家，参与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等报告或书籍直接影响了改革决策。
1990年7月，在决定中国改革走向的关头，吴敬琏曾在中南海，与坚持计划经济的学者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
“在上世纪80年代，做理论、做学术的人，声音很容易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因为那时是以改革为主导的政治架构。”经济学者岑科说。
在担任改革智囊的经历中，吴敬琏也与同一个圈子里的王岐山、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熟识。现在，王岐山是国务院副总理，周小川是央行行长，郭树清则是半年前履新的证监会主席。“与这些高级官员的密切联系，能够让吴敬琏的改革呼吁不仅为大众所知，更有机会影响政府决策。”岑科说。
1988年，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还曾一起出版一本书，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时至今日，吴敬琏依然在为中国的改革做设计，他提出的最新概念是“顶顶层设计”：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
吴敬琏仍在发声，但改革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的“所向披靡”已经难以寻觅，改革遇到了争议和阻力。
很多人注意到：原本较为慎言的吴敬琏，今年也明确提出：“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80年代初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他还引用邓小平在1986年的话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老人们过时了？
在改革关头的发言，令改革老人们赢得了美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不少非议，乃至攻击，一些人称他们为西方利益的代言人。
对于这些声音，茅于轼说自己“来不及理他们”。很多人都知道，茅于轼与爱人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一住就是近30年。
经常与学者打交道的媒体人刘波认为，“人格独立”和“服从内心”恰恰是这些老人的最大特征和吸引力。“有些中青年学者并不是独立学者，但这些老人的立场则无可置疑。”刘波说，“我并不太同意吴敬琏的一些意见，但他们从很早就坚持说真话，他们的研究是独立的，是服从内心的。”
不过，舆论中也有另一种声音：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老人们的观点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他们的人格也许可敬，但知识陈旧，思想意识脱离不了士大夫的精英主义，他们在1980年代贡献卓著，如今已经过时。”旅美学者薛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鼓励支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年轻一代。”
最近，薛涌在FT中文网与茅于轼就“劳动是否创造财富”等观点展开了一场辩论。他认为，茅于轼等人在深化自由主义理论方面表现“不称职”，而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又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
二人的分歧起点在于：对国情的判断非常不同。在薛涌看来，根据GlobeScan在2010年对15个主要国家的民调结果，中国公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相信市场的一族，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未必来自左派，也不是来自“仇富”情绪，而是来自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竞争。
“我觉得薛涌的意见很有价值。他认为我太看重自由了，我也没有确定的把握，可以探讨，但如果说我把自由看得还不够，也能找到证据。”茅于轼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是非，只是看法不同。”
不止一位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比起老人们的观点，甚至比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宽容精神是更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的。
“年轻人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
这些老人的身体状态大多不错，比如张思之，85岁高龄还可以连讲3个小时不休息。不过，不少人对正在成长的中青年一代，有着不少忧虑。
一位老人这样表述他的担心，“总体来说，70后、80后对于历史的了解不够。”“不要说抗战，连三年饥荒、‘文革’都知道不多，这将对今后的改革造成相当大的障碍。所以我有些担心，我们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如果他们不知道历史的话，后果很严重。”
资中筠对此有相同的看法：“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张思之则认为，年轻一代律师不缺业务尖子，但由于大环境，在道义、政治方面仍有所欠缺。
为了解答年轻人的困惑，茅于轼坚持给年轻人写信，他的博客开设了“茅于轼问答录”专栏。湖北蕲春的乡村少年蔡小海曾经和同学一起办了一份刊物，为了刊登茅于轼的一篇文章，他辗转联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茅于轼当即同意。几天后，小海还收到了茅于轼寄给这个编辑部的500元钱，以及几本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当然，这些老人与年轻人的交流更多发生在大学。
2011年，“法治三老”江平、郭道晖、李步云曾齐聚中国政法大学。面对年轻的学生们，郭道晖说，希望大家“为人民争权利，为国家兴法治，为社会求正义”，李步云希望同学们“为建立法治国家奋斗终身”，江平的寄语则是：“你可以不说话，可以少说话，但不可以昧着良心去说话。”
2012年4月23日晚，资中筠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谈“世界与中国都面临转折”。这场讲座涉及中美经济、制度与道德等许多话题，但令该校学生小徐印象最深的，还是资中筠对当代大学生的批评：“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
小徐带了资中筠2011年底出版的新书《士人风骨》参加讲座，本准备找她要个签名，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资中筠在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是明星，大家不要把时间花在拍照和要签名上。这位曾在少时与同学热烈讨论救国兴国之道的老人，希望台下“总想着赚钱买房”的年轻人们，能多听一听、想一想讲座的内容。
（南方周末记者周华蕾亦有贡献）
南方周末记者 方可成 发自：北京
最后更新：2012-04-27
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为中国改革奔走呼吁，成为当下中国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
一群耄耋之年的老人，正活跃在为中国改革鼓呼的第一线。他们的奔走呼吁，成为当下热烈的改革讨论中的独特一景。
仅以上周末（2012年4月21、22日）为例——
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在济南谈民间借贷，呼吁“消除金融垄断，鼓励民间资本进入”；比茅于轼年轻一岁的吴敬琏则在北京再次强调改革的“顶层设计”，并期待今秋的高层换届，带来一个“由改革推进增长的新时代”；82岁的学者资中筠在武汉纵论世界趋势和中国前途，提醒大家不要“陶醉在表面的繁荣”，“中国非改不可”；85岁的律师张思之在四川分享律师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重申“依法办事就是最大的讲政治”；
再早前两天，82岁的法学家江平在北京参与“打击黑社会与民营企业财产权保护”论坛，批评“运动式打黑”，并对温州金融改革寄予期望。
这些老人大多曾活跃于被普遍视为“改革黄金年代”的上世纪80年代，有的还深度参与了改革进程。30年后，他们面对着截然不同的改革环境。
“1980年代的改革所向披靡，干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大都要求改革。但现在关于改革的争论很大。”一位老人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既得利益者想维持现状，改革动力越来越弱。”
也正因为此，这些“改革老人”发出的声音也更为急迫。
为何感时忧世？
律师张思之曾打算，执业到80岁退休。不过，当他真正满了80岁，这一目标又被推迟至90岁，甚至，要是90岁以后还有力量，那就干到底。
身边有人不理解：“你都八十多了，该休息了，还搞什么呀？”但张思之觉得，只要身体允许，自己还是应当“有点作为”，“整天吃饱混天黑的事情，我是不愿意做的”。
张思之推崇的进步模式，是以个案推动法治进程。从担任“两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组长开始，他代理的案件没有一桩胜诉的，但许多人认为，这些“为异端辩护”的经历，见证了法治的前行。
张思之总觉得前行的步伐太慢，他对现状并不满意。
原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2011年底出版了一套自选集，第一本就叫做《感时忧世》。她在书的首发式上说，曾以为自己退休之后应该写些《闲情记美》一类的东西，谁知坐下来后，只要一想到从报刊上读到的世事，就“欲罢不能”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 （张向阳/CFP/图）
“我们这一代人，痛点比较低。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有这样的心情。”资中筠说，“我没什么崇高伟大的目标，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了解事实和逻辑。”
这些老人多属于同一代人。包括吴敬琏、茅于轼、资中筠、法学家郭道晖在内的多位老人都出身名门，年轻时经历政权变迁，积极投身新中国建设，大多数人在“反右”和“文革”中遭受厄运。
和当时的很多国人一样，资中筠也曾深信“挨饿是光荣”，但浩劫年代的创痛记忆，成了包括她在内的很多人反思的起点。
法学家李步云和江平、郭道晖被并称为“法治三老”。郭道晖本是清华大学机电系毕业生，是前总理朱镕基的同窗。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成立，年届半百的郭道晖在时任办公室主任王汉斌的劝说下改了行。他决心要追回自己被耽误了20年的青春，痛定思痛地检讨中国缺乏民主法治的历史。
吴敬琏的一段关于家国情怀的文字，或许是对这些老人恰当的诠释：“我们这一代人总有挥之不去的忧患意识，这与自己的经历中的家国多难有密切的关系。民族振兴是我们这一代人刻骨铭心的梦想。我曾经说过，我们个人的命运是同改革开放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对民族前途自然就应当有一份责任和担当。”
这些老人有他们的优势：有资源，有资历，而且没有太多后顾之忧。“年轻人很多都受困于体制，不便说话，或者忙于生计，自身的知名度、影响力又不够。”四川律师林波说。
为中国改革做设计
和原本学机电的郭道晖一样，茅于轼也是“半路出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本是机械工程师的他，兴趣也转向国家更需要的经济学。1985年，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出版，这本书是代表当时中国思想前沿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它奠定了茅于轼的学界地位。
启蒙，被部分人视为老人们的贡献之一。用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在为一位老人祝贺八十寿辰时的话说：“作为中国人，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某些利益集团不断搅浑的道理。”
郭道晖对自己的工作也有这样的定义：“有些道理，法学界早就知道，但是社会上不一定知道。我就是在做法治启蒙、普及常识的工作。”
今天仍然活跃的老人们，大多在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郭道晖，作为全国人大法工委的重要成员，他是法治进程恢复的“体制内”参与者；又如资中筠，先后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社科院美国所任职——她一直认为，不是给领导做智囊，而是给民族做智囊。
更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吴敬琏。自1984年调至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任职始，大量的改革决策中都可以见到他的身影。这位被赠予“吴市场”绰号的经济学家，参与撰写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我国商品经济的再探索”、“实现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论竞争性的市场体制”等报告或书籍直接影响了改革决策。
1990年7月，在决定中国改革走向的关头，吴敬琏曾在中南海，与坚持计划经济的学者在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面前争得面红耳赤。
“在上世纪80年代，做理论、做学术的人，声音很容易转化为政府的政策，因为那时是以改革为主导的政治架构。”经济学者岑科说。
在担任改革智囊的经历中，吴敬琏也与同一个圈子里的王岐山、周小川、郭树清等人熟识。现在，王岐山是国务院副总理，周小川是央行行长，郭树清则是半年前履新的证监会主席。“与这些高级官员的密切联系，能够让吴敬琏的改革呼吁不仅为大众所知，更有机会影响政府决策。”岑科说。
1988年，吴敬琏、楼继伟、周小川、郭树清、李剑阁还曾一起出版一本书，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时至今日，吴敬琏依然在为中国的改革做设计，他提出的最新概念是“顶顶层设计”：建立一个能够实现社会公正和共同富裕的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
吴敬琏仍在发声，但改革的环境已经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代的“所向披靡”已经难以寻觅，改革遇到了争议和阻力。
很多人注意到：原本较为慎言的吴敬琏，今年也明确提出：“1992年重启的改革存在一个明显的遗憾，就是只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而不再像80年代初中期那样，要求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并举。”他还引用邓小平在1986年的话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老人们过时了？
在改革关头的发言，令改革老人们赢得了美誉。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遭遇了不少非议，乃至攻击，一些人称他们为西方利益的代言人。
对于这些声音，茅于轼说自己“来不及理他们”。很多人都知道，茅于轼与爱人在单位分的房子里一住就是近30年。
经常与学者打交道的媒体人刘波认为，“人格独立”和“服从内心”恰恰是这些老人的最大特征和吸引力。“有些中青年学者并不是独立学者，但这些老人的立场则无可置疑。”刘波说，“我并不太同意吴敬琏的一些意见，但他们从很早就坚持说真话，他们的研究是独立的，是服从内心的。”
不过，舆论中也有另一种声音：对于今天的中国而言，老人们的观点已经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他们的人格也许可敬，但知识陈旧，思想意识脱离不了士大夫的精英主义，他们在1980年代贡献卓著，如今已经过时。”旅美学者薛涌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们应该知道自己的限度，鼓励支持和自己意见不同的年轻一代。”
最近，薛涌在FT中文网与茅于轼就“劳动是否创造财富”等观点展开了一场辩论。他认为，茅于轼等人在深化自由主义理论方面表现“不称职”，而一些“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言论”又制造了不必要的对立。
二人的分歧起点在于：对国情的判断非常不同。在薛涌看来，根据GlobeScan在2010年对15个主要国家的民调结果，中国公众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相信市场的一族，对市场经济的最大威胁未必来自左派，也不是来自“仇富”情绪，而是来自于权贵资本主义的不公正竞争。
“我觉得薛涌的意见很有价值。他认为我太看重自由了，我也没有确定的把握，可以探讨，但如果说我把自由看得还不够，也能找到证据。”茅于轼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是非，只是看法不同。”
不止一位受访者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及：比起老人们的观点，甚至比起他们的勇气，他们的宽容精神是更值得年轻一代学习的。
“年轻人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
这些老人的身体状态大多不错，比如张思之，85岁高龄还可以连讲3个小时不休息。不过，不少人对正在成长的中青年一代，有着不少忧虑。
一位老人这样表述他的担心，“总体来说，70后、80后对于历史的了解不够。”“不要说抗战，连三年饥荒、‘文革’都知道不多，这将对今后的改革造成相当大的障碍。所以我有些担心，我们的时代很快就过去了，如果他们不知道历史的话，后果很严重。”
资中筠对此有相同的看法：“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让年轻人知道真实的当代史。”张思之则认为，年轻一代律师不缺业务尖子，但由于大环境，在道义、政治方面仍有所欠缺。
为了解答年轻人的困惑，茅于轼坚持给年轻人写信，他的博客开设了“茅于轼问答录”专栏。湖北蕲春的乡村少年蔡小海曾经和同学一起办了一份刊物，为了刊登茅于轼的一篇文章，他辗转联系，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茅于轼当即同意。几天后，小海还收到了茅于轼寄给这个编辑部的500元钱，以及几本他写的《生活中的经济学》。
当然，这些老人与年轻人的交流更多发生在大学。
2011年，“法治三老”江平、郭道晖、李步云曾齐聚中国政法大学。面对年轻的学生们，郭道晖说，希望大家“为人民争权利，为国家兴法治，为社会求正义”，李步云希望同学们“为建立法治国家奋斗终身”，江平的寄语则是：“你可以不说话，可以少说话，但不可以昧着良心去说话。”
2012年4月23日晚，资中筠出现在华中科技大学，谈“世界与中国都面临转折”。这场讲座涉及中美经济、制度与道德等许多话题，但令该校学生小徐印象最深的，还是资中筠对当代大学生的批评：“形而下想得太多，形而上想得太少。”
小徐带了资中筠2011年底出版的新书《士人风骨》参加讲座，本准备找她要个签名，但最终还是放弃了，因为资中筠在讲座一开始就声明，自己不是明星，大家不要把时间花在拍照和要签名上。这位曾在少时与同学热烈讨论救国兴国之道的老人，希望台下“总想着赚钱买房”的年轻人们，能多听一听、想一想讲座的内容。
（南方周末记者周华蕾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