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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知识分子 知行合一
本文来源于 财新《新世纪》 2012年第14期 出版日期 2012年04月09日

　　 这位耄耋老人几十年来矢志“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因为他相信，收入越高，自由越多

财新《新世纪》 记者 霍侃


　　为什么GDP的增长并没有带来人们内心的平静和愉悦？为什么人文主义应该是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3月30日下午，83岁的经济学家茅于轼与北京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的师生们，一起探讨国家如何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更多地为人民谋福祉、求幸福。
　　前一天，美国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刚刚将2012年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颁发给这位耄耋老人。“茅于轼是中国倡导开放和透明政策、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先驱者之一，并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卡托研究所如此评价。
　　茅于轼出身机械工程师，对经济学最初的思考，始于60年前在东北开火车的经历，“我一直想，如何在保证正点的同时调节机车速度，使消耗的燃料最少”。上世纪70年代末，茅于轼凭借扎实的数学基础推导出了择优分配原理。
　　从中国经济改革伊始至今，茅于轼先后研究计量经济学、美国经济与中国经济。1986年，他到美国哈佛大学访学一年。这段对市场经济的切身观察，让他开始向中国大众普及“生活中的经济学”，进而以一个经济学家的良知与思考，探讨中国社会问题，如何在这个转型国家实现更好的市场经济。
　　1993年，茅于轼从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退休，参与创办民间智库天则经济研究所，并担任首任所长，着重于推动经济学理论和前沿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交流，为中国的改革提供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解决方案。茅于轼本人更是走出书斋，在推动农村小额贷款、农民工家政培训等公益事业中，一以贯之地践行其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
　　4月2日，刚从深圳出差回京的茅于轼，跟财新记者谈及当下中国继续推进市场经济改革最需要做什么时，回答了简短的四个字：取消特权。
自由市场的倡导者
　　茅于轼很早就有朴素的市场经济意识。1957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中，茅于轼因为在讨论中说“猪肉买不着，为什么不涨价”而被打成“右派”。忆及此，茅于轼说，当时并不懂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只是表达了很自然的想法。
　　20世纪70年代，茅于轼的研究兴趣逐渐从机械工程转向经济学，是中国最早开始研究数理经济学的学者之一。1979年，他证明非线性规划中的“拉氏乘数法”，其经济学解释就是择优分配原理，并指出资源的最优配置是通过价格实现的，搭建了微观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框架。
　　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张平80年代初在北京经济学院曾上过茅于轼的择优分配原理课，他告诉财新记者，这门课主要就是讲微观经济学，在计划经济背景下引入供求市场价格作为最基础的社会资源分配模式，是一种新的思路。
　　1985年，《择优分配原理》一书正式出版，是代表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思考的“走向未来丛书”之一，不仅奠定了半路出家的茅于轼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地位，也对一代青年知识分子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在择优分配原理的基础上，茅于轼开始研究价格理论，80年代中期写出《中国经济改革中价格的作用》《计划经济中价格扭曲所造成的经济损失》等文。茅于轼认为，根据价格理论，可以导出全面的公有制不可能有效率、计划经济不可能成功、均衡的交换价格是所需要的正确的价格等推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张维迎认为，茅于轼是中国最精通价格理论的经济学家之一。
　　茅于轼对市场经济如何运作更深入的了解，来自1986年在美国为期一年的访学。基于对这个世界上最发达市场经济体的近距离观察，茅于轼1993年出版《生活中的经济学——对美国市场的考察》一书，将市场经济的规则、文化、法律、道德观念等原理，还原为日常生活中的现象，一时洛阳纸贵。
　　市场经济的理念逐渐被社会所接受并全面推进后，各种社会弊病也逐渐显现，很多人甚至怀疑市场经济是不是道德沦丧的经济。1997年末，《中国人的道德前景》一书出版，茅于轼讨论在市场经济下应该有什么样的道德规范，并指出“市场经济道德承认个人追求自利的合理性”。
　　他的这一观念建立在对自由和平等的理解之上。茅于轼一直认为，人与人平等，必然导致自由，也是市场经济的最根本基础。他在重读奥地利经济学家米瑟斯1927年出版的《自由与繁荣的国度》时指出，如今见到的各式各样市场经济中的毛病，绝大部分是不尊重别人有追求自身利益的权利、侵犯了别人的利益造成的，片面从个人自由去想问题，造成了个人之间行动的冲突。
　　近几年，虽然年事已高，但茅于轼的眼中依然容不下任何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沙子”，反对限购、反对经济适用房、反对金融垄断，他不时针对各种有悖公平竞争原则的政策直言批判。
　　“我更担心的是一种倾向，认为经济管总比不管好，管经济的想法，很容易转化为计划经济的主张，随时随地都有拐回到计划经济体制中去的可能。”茅于轼对财新记者说，“现在国有经济越来越强大，政府配置资源的范围越来越扩大，私营经济越来越困难，这个担心有增无减。”
“为穷人做事”
　　“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是茅于轼最受争议的观点之一。批评者往往看不到，茅于轼正是用实际行动来践行“为穷人做事”。米尔顿?弗里德曼自由奖组委会称茅于轼是中国民间慈善和社会自助组织的先行者，颁奖词中写道：“茅于轼认为，一个人收入越高，其获得的自由越多。”
　　茅于轼最初开始参与民间公益事业是1990年。当时，他在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任教，同时任非洲能源政策研究顾问，“有了点富余的钱，就想着扶贫，开始给希望工程捐款”。
　　三年后，他的方式从捐款变成向贫困农民提供小额贷款。1993年9月，茅于轼牵头在山西省吕梁地区临县湍水头镇龙水头村成立“龙水头扶贫基金”，以个人的500元开始小额信贷实验。
　　“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扶贫办法，光给钱不是扶贫的良策，关键是要培植农民的自救能力。”茅于轼说，设立小额贷款基金可以持续使用，能使更多的人受益。这是中国最早完全由民间私人出资兴办的扶贫小额贷款。目前，小额贷款业务已经扩大到山西永济、四川大邑和北京。截至2011年末，累计发放小额贷款超过1万笔，贷款金额近1亿元，3000余户农户从中受益。
　　茅于轼为穷人做的第二件事，跟“小保姆”有关，即成立免费培训家政女工的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01年冬天，茅于轼和时任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的汤敏，去山西临县检查小额贷款工作。回京途中，汤敏提出仅有小额贷款不能完全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还得帮助农民进城，并且有能力在城里找到工作。茅于轼和汤敏发现家政服务市场供不应求，于是决定凑钱办一个培养家政服务员的学校。
　　2002年3月，富平职业技能培训学校举行首届开学典礼。个人出资10万元的“大股东”茅于轼给学校定名“富平”，取“让平民富裕起来”之意。此后十年间，富平一直坚持向中西部贫困家庭的女性提供两至三周免费岗前培训并分配就业的模式，截至2011年末，已经培训了2.14万名家政女工。
　　如今的“富平”已不仅是家政服务员培训学校，而是涉及微型金融服务、生态信任农业、儿童早期教育、家政与社区服务四项核心业务，集社会创新研究与人才培养于一体的非营利社会企业培育组织。
　　谈到富平学校的新业务框架，茅于轼告诉记者，现在范围更大一些，但做最直接、最有效的扶贫的宗旨不会改。
　　富平学校的资金来源，也从当年亲朋好友和热心人士的“凑钱”，引入了社会投资的理念。“所谓社会投资，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的商业。”茅于轼对财新记者解释说，“原来的公益是自己花钱，钱花完就结束了，要想有一种可持续下去的公益事业，就需要有商业的模式参与进来，把公益和商业结合起来，是社会投资的出发点。”
　　目前，茅于轼已经从富平学校的日常管理中淡出，只担任理事长，具体业务由管理团队负责。北京富平学校校长沈东曙在中信集团工作过，也创办过自己的互联网公司，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他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说，富平过去十年的发展中，有意识地希望能让中国知识分子优秀的人格传统与社会企业家的创新人格在富平得以融合体现，对很多事情的判断，可以回归到“这些人会怎么做”的基点，茅于轼、吴敬琏等理事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良知与胸怀
　　很多人对茅于轼的印象是敢说话。坚守18亿亩土地红线没必要，廉租房应该没有独立厕所，消灭高利贷的方法是让大家都去放高利贷……他的很多文章和发言都引发舆论热辩，甚至招致攻击谩骂，但他依旧坚持自己的认知。
　　与尖锐的观点形成明显反差的，是见过茅于轼的每个人都能体会到的温和、斯文、谦虚。即使是不同意见者的谩骂，他也回答：“我这一辈子经受的事情很多，比骂人更厉害的事都经过，被侮辱甚至殴打，所以，对这些骂人的话，我不大在乎。”
　　但他不无担忧地告诉财新记者，真正值得担忧的是社会缺乏宽容精神。“这是非常危险的事，到现在还有文革派说要批斗我。如果左右两派都是这种方式，中国就完蛋了。”他说，“有不同意见可以，但要彼此尊重，这是民主政治的基础。”
　　在沈东曙眼中，茅于轼也是这样做的，“他在不同环境下始终讲自己的真话，理性地讲，不喊口号，不站队。”
　　茅于轼平等和自由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其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影响。“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我从小就有。”茅于轼在自传《八十回望：走近茅于轼》中写到，由于父母都是知识分子，有留学生的背景，“我们的家庭教育是自由、平等、开放、崇信科学”。
　　茅于轼的父亲茅以新是铁道工程专家，伯父茅以升是桥梁专家，两人都是20世纪初的赴美留学生。战乱年代，茅于轼跟着父母奔走四处，在重庆南开中学的几年对他影响颇深。“班上有些关心时事的同学经常就当时的政治问题辩论，培养了我的民主意识，懂得人人都有言论的自由，发表任何一种意见，不管是对是错都能得到保护。”
　　在与茅于轼十年的合作过程中，沈东曙认为，很重要的一点体会是，要做到知行合一，“根据自己有限的判断说真话、做实事，缩小想到、说到和做到之间的距离”。
　　茅于轼的良知和胸怀，是他赢得国内外尊重的重要原因。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志强在新浪微博中说，“你会在80多岁之后仍深入农村帮助扶贫吗？茅老师会。支持茅老师办公益，正是因为将钱交给茅老放心。”任志强目前也是北京富平学校的一名理事。
　　茅于轼
　　1929年1月14日生于南京，1950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先后任职于齐齐哈尔铁路局、北京铁道科学研究所，1984年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1993年从中国社科院退休后，与张曙光、盛洪、樊纲、唐寿宁共同创办天则经济研究所，现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富平学校理事长。主要著作有《择优分配原理》《生活中的经济学》《谁妨碍我们致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