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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紧缺正在损害浙江产业升级

卓勇良

乐清一家企业老总年前告诉我，他们2001年开始征用的一块耕地，终于可在2012年初拿到。这种长达11年之久的拿地历程，令人唏嘘不已，典型反映了浙江的产业升级，正在遭遇用地紧缺的阻击。

　　这家企业是当地纳税大户。他们在柳市有两个相距数公里的厂区，面积都很小，物流成本较高，严重影响企业生产经营。2001年，他们开始征用厂门前104国道边上一块70亩左右的耕地，当时处理好了与农民关系，地却迟迟不能到手。

　　2009年我去他们厂里调研，当时厂里开发出了干式、低耗等多种科技含量较高的变压器，也拿到了多个重要订单，但却苦于场地狭小，不仅新产品难以量产，原有产品也受影响。万不得已之下，他们在福建和苏北等地买地，转移了一部分生产能力，然而当地产业环境远不如柳市，生产经营还是受到影响。

　　当前实施的“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按我的理解，可以有两个含义。一是数量严格控制，浙江一个发达县市一年的建设用地，大致只有一千亩左右，不到当地耕地面积的0.5%。类似于文成这样的山区县，只有五百亩左右。二是征用严格控制，最大难点是占补平衡。即占用一亩农田，必须补上一亩农田，浙江寸土寸金，哪有地可补，一些地方已到了有指标也无地可用的境地。

　　这样一个低水平的建设用地规模当然不敷使用。浙江正在向人均一万美元以上的发展水平迈进，“半大小子，吃死老子”，这正是一个各方面均需用地的发展时期。浙江产业结构当前大致只相当于工业化中期水平，城市化率也仅62%，工业化和城市化都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然而当前不要说企业和城市建设缺地，就连山区农民发展农家乐、乡镇建设幼儿园、民政部门建设敬老院等，也因缺地而受影响。

　　土地紧缺已影响到了浙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因为浙江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远未到达难以为继地步，原有建设用地不可能大量调整出来用于战略性新兴产业，用地紧缺也就等于掐住了产业结构增量调整途径。2004－2010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的机械电子电气和仪表产值的比重合计，仅提高了2.9个百分点，平均一年仅0.41个百分点，进度明显偏慢。这虽有多种原因，但长期来项目难以落地是一个重要因素。

　　蔡建平的工厂坐落在诸暨市店口社区五村。利用一栋租来的民宅，蔡建平2010年卖出了300万套电热、电容器铜配件，年产值6000万元，占据全国40%，应该说已做到了极致。蔡建平打算进军电容器行业，从二手市场以每亩120万元购置了5亩土地，可是还缺20亩土地又在哪儿呢？蔡建平向政府打了报告，不过从柳市那家变压器企业情况看，应该是不容乐观的。

　　浙江确实存在着粗放和浪费用地状况。如一些地方的马路过宽，绿地面积过大，土地总体产出率较低等。不过就当前阶段而言，浙江集约用地水平也还是不能说较低，有些甚至已因集约用而影响了正常的生活生产。平阳、瑞安一带农村，多户农居联排而建，相邻两家并用一堵山墙。浙江的大中城市，以及台州、金华等地农村，相当多的建筑物间距小于1，光照条件很差；一些企业不得不在相邻两个车间之间盖上顶棚，辟出车间，由此也出现了消防隐患。2007年，根据有关部门数据，全省人均建设用地0.295亩。日本在人均GDP与浙江大致相当的1990年，人均建设用地0.378亩，比浙江多28.1%。这或许有数据口径问题，但至少可以认为，浙江与发展水平相同时期的日本比较，同时再考虑到有大量外来农民工的因素，人均建设用地或许不能算高。

　　土地不是一次性资源，是可以重复使用的。南宋皇城所在的杭州凤凰山一带，原先都应该算是建设用地，但现在局部是林业或园林绿化用地。从这个角度说，“但留方寸地，留与子孙耕”，听起来很煽情，实际并不完全确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