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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OFF: 林书豪与超级巨星的政治经济学
Posted 周日, 2012年 03月 04日 By ChangCe
ROGOFF: 林书豪与超级巨星的政治经济学
from Project Syndicate 中文版
发自剑桥——剑桥这几个星期的大新闻都是关于林书豪的，这位哈佛经济学毕业生仿佛在一夜之间从无名小卒崛起成为真正的超级巨星，不但令整个美国国家篮球联盟（NBA）为之一振，也为弱旅纽约尼克斯队带来了一连串的胜利。
林书豪的成功之所以如此令人刮目相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打破了人们对亚裔美籍运动员的文化偏见。那些原本忽视林书豪的专家们纷纷说“他看上去不像那种（能成名的）人。”而林书豪那种溢于言表的诚恳谦和也为他赢得了许多赛场之外的粉丝。当他连续两期登上《体育画报》的封面时，全世界也为之瞩目，也令致力于在中国树立品牌形象以及关注度的NBA大喜过望。
坦白说，我也是林书豪的粉丝。事实上，我儿子早在林书豪为哈佛大学队打球的时候就对他的球技和职业道德崇拜不已。但在以一个经济学家身份观察公众对那“1%的富人”或是收入极高者不断升温的愤怒之时，我也发现了这个成功故事中某些与众不同且被忽视的事实。
令我吃惊的是公众对体育明星的高昂薪水具有某种近乎漠不关心的认同，却对那些商业或者金融界翘楚评价很低。大多数NBA篮球名星的年薪都超过200万美元，比进入那1%高收入美国家庭的门槛值还高5倍。由于象科比·布莱恩特这样的超级明星每年都有近2500万美元进账，因此NBA球员的平均年薪已经超过500万美元。相比之下林书豪的年薪只有80万美元，对于一个第二年打NBA的球员来说只算是“最低工资”。不难想象，林书豪的工资肯定会大涨，而粉丝们也会对此大加赞许。
但这些粉丝中的许多人都肯定会质疑那些花红中位数在1000万美元左右的世界五百强企业CEO们，认为他们收取了极不合理的报酬。如果一名篮球运动员的动作能比他的对手快那么零点几秒，没人会质疑他打一场球的收入比5名工厂工人的年薪还多。但如果一个金融交易员或者一个企业主管能令自己的企业比竞争者领先一步，公众却怀疑他/她根本不够格领这份高薪，甚至将其视为小偷。
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在研究那些经济界巨子，在某些领域中一个企业可以将一小批人的决策极度放大，并使之取得一种即便是传说中的伐木巨人保罗·班扬（Paul Bunyan）这样的个体都无法实现的价值。但对各国究竟可以容忍何种程度的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依然是一片空白。
当然，公众对体育娱乐之外的高收入者巨额花红的鄙视背后也有一个较为确定的逻辑。尤其是在某些本质上是零和博弈，一个人赚的钱必定来自他人损失的金融领域。还有其他领域也是例外，比如科技，就像苹果公司已故的创立者史蒂夫·乔布斯那样能为公众传递货真价实的创新和高质量，而不是雇佣一帮律师和国会游说者来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
作为一个篮球迷，我不会将这项运动视为一种零和博弈，即便某一支队的赢球必然是构筑在另一支队的输球之上的。那些最顶尖的球员确实拥有极大的创造性天赋，但其实一些擅长扣篮表演的“街球”运动员也有；或许他们的身高无法跟他人竞争，所以也赚不到什么钱。
那么粉丝们是否因为球员所起到的模范作用而容忍他们的巨额收入？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球员以身作则，但不是所有高薪体育明星都是模范公民。比如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明星四分卫迈克尔·维克就由于组织残忍的斗狗比赛而入狱，还经常有一些球员因非法持有毒品/武器或者家庭暴力而被捕。
此外某些严重犯规事件在运动场上也时有发生。回想2006年世界杯上齐达内对对手的那一记著名的冲顶。还有NBA自己的明星球员罗恩·阿泰斯特（Ron Artest）曾因在2004赛季的一场比赛中冲上观众席与球迷扭打而遭停赛——他如今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爱·世界和平（Metta World Peace），或许是为了改过自新吧。
此外，体育运动队对政府的游说肯定跟任何大企业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在大多数国家职业体育都是一个合法垄断的行业，那些著名球队都能从所在城市得到免费运动场或者其他特权。事实上，请一定要记住林书豪的故事是在NBA亿万富翁球队老板和百万富翁球员之间关于如何分配每年40亿美元收入的争端中凸显出来的——这笔钱可比许多国家的年度GDP还要高。
正如已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所假设的那样，全球化和信息交流技术的变革逐渐令明星经济在许多领域变得重要。这在体育和娱乐方面肯定是没错的，但在商业和金融方面其实也是如此。
我希望林书豪能有一个持久而光辉的职业生涯，虽然他的迅速串红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我们可以预计，随着亚裔美国人继续在其他竞技场上冲破重重障碍——比如担任企业CEO方面——这些崛起的超级巨星们也会的到同样的赞誉。
如果公众对这些超级明星的高收入感到不满意，最明显的应对方法就是改善税务系统，其中包括许多财鸿势大的运动队老板，谁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从巨额逃税中赚取了多少好处呢？可见如果能建立一个更公正平等的赛场，体育和娱乐界之外的明星都会发现自己得到了更多的赞赏。
肯尼思·罗格夫，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教授，曾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翻译：邹痴成
from Project Syndicate 中文版
发自剑桥——剑桥这几个星期的大新闻都是关于林书豪的，这位哈佛经济学毕业生仿佛在一夜之间从无名小卒崛起成为真正的超级巨星，不但令整个美国国家篮球联盟（NBA）为之一振，也为弱旅纽约尼克斯队带来了一连串的胜利。
林书豪的成功之所以如此令人刮目相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打破了人们对亚裔美籍运动员的文化偏见。那些原本忽视林书豪的专家们纷纷说“他看上去不像那种（能成名的）人。”而林书豪那种溢于言表的诚恳谦和也为他赢得了许多赛场之外的粉丝。当他连续两期登上《体育画报》的封面时，全世界也为之瞩目，也令致力于在中国树立品牌形象以及关注度的NBA大喜过望。
坦白说，我也是林书豪的粉丝。事实上，我儿子早在林书豪为哈佛大学队打球的时候就对他的球技和职业道德崇拜不已。但在以一个经济学家身份观察公众对那“1%的富人”或是收入极高者不断升温的愤怒之时，我也发现了这个成功故事中某些与众不同且被忽视的事实。
令我吃惊的是公众对体育明星的高昂薪水具有某种近乎漠不关心的认同，却对那些商业或者金融界翘楚评价很低。大多数NBA篮球名星的年薪都超过200万美元，比进入那1%高收入美国家庭的门槛值还高5倍。由于象科比·布莱恩特这样的超级明星每年都有近2500万美元进账，因此NBA球员的平均年薪已经超过500万美元。相比之下林书豪的年薪只有80万美元，对于一个第二年打NBA的球员来说只算是“最低工资”。不难想象，林书豪的工资肯定会大涨，而粉丝们也会对此大加赞许。
但这些粉丝中的许多人都肯定会质疑那些花红中位数在1000万美元左右的世界五百强企业CEO们，认为他们收取了极不合理的报酬。如果一名篮球运动员的动作能比他的对手快那么零点几秒，没人会质疑他打一场球的收入比5名工厂工人的年薪还多。但如果一个金融交易员或者一个企业主管能令自己的企业比竞争者领先一步，公众却怀疑他/她根本不够格领这份高薪，甚至将其视为小偷。
经济学家们一直都在研究那些经济界巨子，在某些领域中一个企业可以将一小批人的决策极度放大，并使之取得一种即便是传说中的伐木巨人保罗·班扬（Paul Bunyan）这样的个体都无法实现的价值。但对各国究竟可以容忍何种程度的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却依然是一片空白。
当然，公众对体育娱乐之外的高收入者巨额花红的鄙视背后也有一个较为确定的逻辑。尤其是在某些本质上是零和博弈，一个人赚的钱必定来自他人损失的金融领域。还有其他领域也是例外，比如科技，就像苹果公司已故的创立者史蒂夫·乔布斯那样能为公众传递货真价实的创新和高质量，而不是雇佣一帮律师和国会游说者来维持自己的垄断地位。
作为一个篮球迷，我不会将这项运动视为一种零和博弈，即便某一支队的赢球必然是构筑在另一支队的输球之上的。那些最顶尖的球员确实拥有极大的创造性天赋，但其实一些擅长扣篮表演的“街球”运动员也有；或许他们的身高无法跟他人竞争，所以也赚不到什么钱。
那么粉丝们是否因为球员所起到的模范作用而容忍他们的巨额收入？在这方面当然有许多球员以身作则，但不是所有高薪体育明星都是模范公民。比如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的明星四分卫迈克尔·维克就由于组织残忍的斗狗比赛而入狱，还经常有一些球员因非法持有毒品/武器或者家庭暴力而被捕。
此外某些严重犯规事件在运动场上也时有发生。回想2006年世界杯上齐达内对对手的那一记著名的冲顶。还有NBA自己的明星球员罗恩·阿泰斯特（Ron Artest）曾因在2004赛季的一场比赛中冲上观众席与球迷扭打而遭停赛——他如今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爱·世界和平（Metta World Peace），或许是为了改过自新吧。
此外，体育运动队对政府的游说肯定跟任何大企业一样无所不用其极。在大多数国家职业体育都是一个合法垄断的行业，那些著名球队都能从所在城市得到免费运动场或者其他特权。事实上，请一定要记住林书豪的故事是在NBA亿万富翁球队老板和百万富翁球员之间关于如何分配每年40亿美元收入的争端中凸显出来的——这笔钱可比许多国家的年度GDP还要高。
正如已故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Sherwin Rosen）所假设的那样，全球化和信息交流技术的变革逐渐令明星经济在许多领域变得重要。这在体育和娱乐方面肯定是没错的，但在商业和金融方面其实也是如此。
我希望林书豪能有一个持久而光辉的职业生涯，虽然他的迅速串红已经带来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我们可以预计，随着亚裔美国人继续在其他竞技场上冲破重重障碍——比如担任企业CEO方面——这些崛起的超级巨星们也会的到同样的赞誉。
如果公众对这些超级明星的高收入感到不满意，最明显的应对方法就是改善税务系统，其中包括许多财鸿势大的运动队老板，谁知道他们中的许多人每天从巨额逃税中赚取了多少好处呢？可见如果能建立一个更公正平等的赛场，体育和娱乐界之外的明星都会发现自己得到了更多的赞赏。
肯尼思·罗格夫，哈佛大学经济学和公共政策学教授，曾任世界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2.
www.project-syndicate.org
翻译：邹痴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