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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做减法
Posted 周五, 2012年 01月 13日 By ChangCe
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做减法
钟伟
学会做减法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审视自身的哪些职能和冗员是可以削减的，哪些交给市场和民众自己处理更有效率。政府不必事必躬亲，而应该对市场、企业和居民有信心
做加法还是减法？这似乎是中国长久以来不断思考的命题。思考的结论，通常是一种委婉的表述，即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做减法，至少应该有自知不再做加法，即所谓“知止”。《大学》中引用诗经的段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知止”理念的最好阐述。
唠叨这些，是因为目前要深化改革开放，就需要中国政府逐渐学会并接受做减法的意义。
第一，对政府的规模做减法。好的政府，是民众平素安居乐业，几乎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在民众有困顿危难时，政府身先于民众；坏的政府，是政府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民众几乎无法逃脱；在民众有困顿危难时，政府缺位甚或遁形。政府规模的边界取决于其履行的职能。
清乾隆时期，年度财政收入大约为5000万两白银，而京城一个手工艺人每月收入大约为2两白银，大约200万手工艺人就能供养政府。当时全国总人口约6000万。当下政府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占GDP的20％以上，这意味着大约2.5亿～3亿人才能供养政府。
学会做减法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审视自身的哪些职能和冗员是可以削减的，哪些交给市场和民众自己处理更有效率。政府不必事必躬亲，而应该对市场、企业和居民有信心。
第二，对政府的集权做减法。明智的集权可能带来效率，但这似乎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坚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不受公众严格制约监督的权力，对政府和民众都不是好事情。现实生活中政府往往会觉得某桩事情如果没有管好，是因为政府职能覆盖不到位；揽事的本质却总是指向敛财。在扩权揽事之后，政府常常惊讶地发现更多的麻烦事情接踵而来。集权和敛财、揽事总是互为因果的，最终集权丧失效率优势却孳生了腐败缺陷。
减规模然后减集权，减集权然后减揽事，最为令人担心的集权是权贵资本主义，这种形态不同于精英治理，不同于裙带主义，而更接近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家族化资本主义。削减集权始终是民众必须高度关注的。
第三，对政府的行政垄断做减法。行政垄断是一个奇特的说法，因为经济学术语中存在自然垄断、竞争垄断和政府垄断。20世纪80代年以来行政垄断的说法，其实就是政府垄断。改革开放以来，逐次放开了乡镇企业、轻工、外贸、汽车、煤炭、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准入限制，每次管制的放松都带来了技术进步和行业繁荣，带来了就业和增长。至少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未出现行政管制放松后，市场机制未能及时跟进的失败案例。甚至在慈善事业领域也不例外。即便近年来国有企业脱胎换骨般的财务表现，考虑国企和权力的裙带关系，对资源的巨额占用，恐怕很难作为在行政垄断方面不做减法的理由。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长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对行政垄断做实质性的减法，就不太可能涌现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对政府的财富占有做减法。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政府应利万物而不争，与民争利尤其不妥。从政府的资产方而言，国有资产和金融国有资产各有超过百万亿元，外汇储备约3万亿美元，此外国土海洋资源等甚为庞大。政府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对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财富占有过多，也可能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首先挤出的是劳动力报酬，一般认为该比例下降了7～10个百分点，以2011为例估计约合3万亿～4万亿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其次挤出的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动力和凝聚力，使得政府和民众之间、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励精图治的危机感趋于下降；再者可能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退化，至少，如何管理外汇储备就是个难题。
第五，对在职和离职政府官员做减法。如果政府有规模、有权力、有财富，这无论如何不足以激励政府居安思危。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集权和行政垄断容易导致政企关系的扭曲，政府集财和收入分配问题容易导致民企关系的扭曲。此外，在职官员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移形换位，离职官员为利益小团体“廊外游说”争取资源，都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的顺畅运作。东亚的关系型社会和裙带资本主义的危害仍历历在目。如果不能对在任和离任官员的行为形成制度性约束，这些人行为上的加法，就是对国家和公民财富的减法。
第六，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减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期，社会事务管理的复杂期。
从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中国政府有能力在资产方做减法，让利于民；有能力在负债方做加法，给民众以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例如，在未来1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翻倍，从2011年的约1.4亿人上升到2015年的1.9亿人和2020年的2.7亿人。目前，全球政府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资金余额约为24万亿美元，中国则为约2万亿元人民币，这显然要求政府有更大的改革意愿和设定更长远的改革目标。
令人不安的是，各种短期化的、趋利的、治标的宏观调控似乎正日益取代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显然并没有寻找到“改革＋开放”方略之外的更好途径。
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是政府做加法使得民众被动做减法做到了极致，减无可减。因此，改革本身就是政府主动做减法，为企业和居民做加法创造可能性。至今，大势决定了中国政府应该再度学会做减法，或者至少应该学会适可而止。
《道德经》上说政府管理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持政把权怀慈怀仁，故能勇；行政执法克俭克勤，故能广；政府自律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其长。如果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那无疑是一种危险的选择。（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钟伟
学会做减法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审视自身的哪些职能和冗员是可以削减的，哪些交给市场和民众自己处理更有效率。政府不必事必躬亲，而应该对市场、企业和居民有信心
做加法还是减法？这似乎是中国长久以来不断思考的命题。思考的结论，通常是一种委婉的表述，即如果我们缺乏足够的智慧和勇气做减法，至少应该有自知不再做加法，即所谓“知止”。《大学》中引用诗经的段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知止”理念的最好阐述。
唠叨这些，是因为目前要深化改革开放，就需要中国政府逐渐学会并接受做减法的意义。
第一，对政府的规模做减法。好的政府，是民众平素安居乐业，几乎感觉不到政府的存在；在民众有困顿危难时，政府身先于民众；坏的政府，是政府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民众几乎无法逃脱；在民众有困顿危难时，政府缺位甚或遁形。政府规模的边界取决于其履行的职能。
清乾隆时期，年度财政收入大约为5000万两白银，而京城一个手工艺人每月收入大约为2两白银，大约200万手工艺人就能供养政府。当时全国总人口约6000万。当下政府财政收入超过10万亿元，占GDP的20％以上，这意味着大约2.5亿～3亿人才能供养政府。
学会做减法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审视自身的哪些职能和冗员是可以削减的，哪些交给市场和民众自己处理更有效率。政府不必事必躬亲，而应该对市场、企业和居民有信心。
第二，对政府的集权做减法。明智的集权可能带来效率，但这似乎是不可持续的。人们坚信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不受公众严格制约监督的权力，对政府和民众都不是好事情。现实生活中政府往往会觉得某桩事情如果没有管好，是因为政府职能覆盖不到位；揽事的本质却总是指向敛财。在扩权揽事之后，政府常常惊讶地发现更多的麻烦事情接踵而来。集权和敛财、揽事总是互为因果的，最终集权丧失效率优势却孳生了腐败缺陷。
减规模然后减集权，减集权然后减揽事，最为令人担心的集权是权贵资本主义，这种形态不同于精英治理，不同于裙带主义，而更接近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家族化资本主义。削减集权始终是民众必须高度关注的。
第三，对政府的行政垄断做减法。行政垄断是一个奇特的说法，因为经济学术语中存在自然垄断、竞争垄断和政府垄断。20世纪80代年以来行政垄断的说法，其实就是政府垄断。改革开放以来，逐次放开了乡镇企业、轻工、外贸、汽车、煤炭、房地产、金融等行业的准入限制，每次管制的放松都带来了技术进步和行业繁荣，带来了就业和增长。至少迄今为止，在中国尚未出现行政管制放松后，市场机制未能及时跟进的失败案例。甚至在慈善事业领域也不例外。即便近年来国有企业脱胎换骨般的财务表现，考虑国企和权力的裙带关系，对资源的巨额占用，恐怕很难作为在行政垄断方面不做减法的理由。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增长转型的关键时期，不对行政垄断做实质性的减法，就不太可能涌现新的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四，对政府的财富占有做减法。一个简单的常识是，政府应利万物而不争，与民争利尤其不妥。从政府的资产方而言，国有资产和金融国有资产各有超过百万亿元，外汇储备约3万亿美元，此外国土海洋资源等甚为庞大。政府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对国民经济的健康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财富占有过多，也可能产生严重的“挤出效应”：首先挤出的是劳动力报酬，一般认为该比例下降了7～10个百分点，以2011为例估计约合3万亿～4万亿元，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消费增长；其次挤出的是政府自身改革的动力和凝聚力，使得政府和民众之间、中央政府和基层政府之间励精图治的危机感趋于下降；再者可能造成资源配置效率的退化，至少，如何管理外汇储备就是个难题。
第五，对在职和离职政府官员做减法。如果政府有规模、有权力、有财富，这无论如何不足以激励政府居安思危。更令人担忧的是，政府集权和行政垄断容易导致政企关系的扭曲，政府集财和收入分配问题容易导致民企关系的扭曲。此外，在职官员和国有企业之间的移形换位，离职官员为利益小团体“廊外游说”争取资源，都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管理和市场机制的顺畅运作。东亚的关系型社会和裙带资本主义的危害仍历历在目。如果不能对在任和离任官员的行为形成制度性约束，这些人行为上的加法，就是对国家和公民财富的减法。
第六，中国政府有能力做减法。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未来1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关键期，社会事务管理的复杂期。
从中国政府的资产负债表来看，中国政府有能力在资产方做减法，让利于民；有能力在负债方做加法，给民众以有效的法律体系和持久的安全保障。例如，在未来10年，中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翻倍，从2011年的约1.4亿人上升到2015年的1.9亿人和2020年的2.7亿人。目前，全球政府企业年金和商业养老保险的资金余额约为24万亿美元，中国则为约2万亿元人民币，这显然要求政府有更大的改革意愿和设定更长远的改革目标。
令人不安的是，各种短期化的、趋利的、治标的宏观调控似乎正日益取代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显然并没有寻找到“改革＋开放”方略之外的更好途径。
改革开放的根本动因，是政府做加法使得民众被动做减法做到了极致，减无可减。因此，改革本身就是政府主动做减法，为企业和居民做加法创造可能性。至今，大势决定了中国政府应该再度学会做减法，或者至少应该学会适可而止。
《道德经》上说政府管理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持政把权怀慈怀仁，故能勇；行政执法克俭克勤，故能广；政府自律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其长。如果舍慈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那无疑是一种危险的选择。（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