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Nov 23rd

分享“非长策智库原创”文章:低碳、金融、发展、企业、监管、社会政策、书评影评、气候变化、医疗改革、教育改革等。内容来源于网络,不代表长策智库观点与立场,如希望删除,请联系ChangCeThinktank@gmail.com

Back to Topic List
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谈NGO
Posted 周四, 2012年 01月 12日 By ChangCe
壹基金秘书长谈NGO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实习生 许可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于2010年12月获深圳市民政局批准成立,是中国首家由民间机构发起、具有独立从事公募活动资格的基金会。壹基金在深圳的落地被认为是中国公益机构制度的突破性进展。为此,FT中文网实习生许可在北京对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进行了专访。

FT中文网:壹基金从红十字会脱离,在深圳落地成为独立公募基金会之后,在运作模式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杨鹏:最早的壹基金计划是由李连杰发起,在红十字会框架下的“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后来成立了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主要相当于前者的一个执行机构。现在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组织结构和以前就不一样了,主要是法律上和治理结构上的不同。第一,它是一个独立的公募基金会,由五家机构发起成立,有11人的理事会和一个监事会。第二,李连杰本人原本是创始人也是主要的管理者,50万以上的项目都要他亲自批。现在有了新的理事长周其仁、执行理事长王石,也有了新的秘书长,具备了比较现代的管理结构。李连杰成了单纯的创始人和精神领袖,具体的日常管理就退到第二线了。

FT中文网:壹基金作为独立的公募基金会,是在深圳市民政局注册成立的,运营是否会受到地域上的限制?


杨鹏:一个基金会最重要的是两头——一进一出。所谓进,就是资金从哪儿来,这方面线下会受一些影响。作为深圳地方的一个公募基金会,壹基金不能在深圳地区之外进行线下的公募活动。比如我们不能在北京的商场里摆一个捐赠箱;线上不受影响,虚拟世界是开放的,并没有划分行政区域。但我们下一步想做的手机捐赠恐怕也会遇到一点问题,因为手机可以进行归属地控制。如果你不是深圳的手机,可能就捐不进来。出的方面,即钱怎么花不受影响,项目做到北京天津还是西藏都没有问题。其实反过来说,为什么要进行地域的限制呢?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FT中文网:壹基金现在是享受捐赠免税的吗?

杨鹏:对。从原来在红十字会下面到现在,一直是享受捐赠免税的。各种非政府机构的税收是怎么个处理法,目前国内并没有一套明确的规定,但公募基金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FT中文网:壹基金在深圳的成功落地是对现有制度的一种突破,这对其他公益机构而言有多大的可复制性?

杨鹏:这是一个公益权的问题。按道理说一个公民想做公益,在相关的法律下面应该是有平等的进入机会的。所谓可复制性是一个法律的开放度的问题——如果开放度大一点那大家都可以进来做,如果开放小一点那它就是一个试验。这个不是由我们来讲的,复制不复制是政府说了算。所谓突破,总的来说大家按宪法办事是最好的。这是一种民间的公益结社,宪法赋予了每个公民结社的权利。应该突破的,是那些不按宪法办的事情,这是中国逐渐进步和改革的问题。

FT中文网:去年如红十字会、中非希望工程等事件使中国国内的公益组织受到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和质疑。您如何看待这些事件的发生?这些事情发生后,国内公益环境有什么变化吗?

杨鹏:最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我们发现只要公开透明,哪怕有人做了错事,都会对这个社会产生促进。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框架来理解:中国经济改革、司法化改革和对外开放走到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可能要逐渐过去了,老百姓开始超越了对民生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矛盾的冲突和社会管理的问题开始凸显出来。这时,就要开始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时代。在这个转折的中间阶段,公益组织、慈善组织要承担特殊的角色,因为他们也是社会改革的对象。所以在进入以社会改革为中心的时代以后,这些代表着社会改革要点的组织,必然受到冲击和关注。不仅是慈善组织,只要是“会”,都会受到冲击和关注。这些关注的背后,所有的要求就是一个:真相。大家要透明、要公开、要真相,希望建立一个真实、信息平等、人格平等地交往的社会模式。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慈善组织承担了不可承受之重。整个社会改革的期望,在这个阶段落在了我们身上。这个是必然要承受的,当然壹基金也不例外。

壹基金每年都由德勤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并向社会公示。但我想这还不够,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被代表的时代结束了。以前因为德勤很权威、很专业,所以它审出来的报告大家也就相信了。现在还会这样吗?大家要看,我的钱什么时候进去的、我的钱到哪儿去了我要查得到。我今天捐钱进去,明天我要知道到它哪儿了、到谁手里了、效果怎么样。我们遇到好几例这样的情况:捐赠者捐钱之后我们把使用情况汇报给他,第二天他就坐飞机到现场去了。他捐了一万块钱,机票也一万块,但他就愿意去看,看你是真的假的。由于现在交通成本的降低、信息成本的降低,大家已经不太希望被代表了,要自己看。

FT中文网:公益组织应该如何去应对这样的变化?

杨鹏:我们必须要实行信息透明化,要让大家看到钱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我们在做一套信息系统,以后你捐了钱,可以看到自己一年捐了几次、钱什么时候到的、钱到哪个项目里去了、这个项目进展得怎么样……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围绕一个项目,还会有各种活动可以参加。所谓参加就是你要去看,发现我们没做好也没关系,大家发现问题可以改正,关键是要参与进来。

这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并不容易。这不是简单的“把信息告诉你”,而是一个全新的管理上的挑战。以前你不太关注的数据现在必须关注,以前没有的信息整理现在必须要整理。签完合同,相关的合同要件都要通过一个模板录入这个系统,还得有专门的信息官。信息的收集、整理、储备,会对管理形成很大压力。一旦透明化,你的工作方法、管理方法就都变了。我们这个数据系统不久会推出来,而且以后资助NGO的时候我们还会开发最通俗的财务软件免费给他们,让他们也学会公开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