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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应与利益集团绝缘
许小年

核心提示：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第二，现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


中国的发展模式确实到了迫切需要变革的地步，但在实践中，往往需要遭遇较大危机，才能终止传统发展模式，否则，我们还会依照原有惯性继续走下去。中国强势政府的发展模式推动经济增长可以，推动创新不灵。中国经济在现有模式下的增长潜力还能有多少？还能走多长时间？说不清楚。但是，我们知道现有的体制搞创新不行，而创新是所有亚洲发展模式碰到的最大问题，日本经济缺乏创新能力，韩国经济缺乏创新能力，最后都是以危机的形式爆发出来。

创新不行，经济增长乏力就靠印钞票解决，最典型的是日本人，拼命印钞票制造资产泡沫来维持经济增长，但到1989年，泡沫破灭。中国不一定即刻发生像日本泡沫大破灭的事情。但是中国产生小的泡沫、中等泡沫是有可能的。在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从官方到学界已有共识。问题是怎么转化？这个题目谈了几十年，原因就在于我们现有体制成为阻力和障碍，如果不做改变，发展模式转换不了。

中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第二，政府对整个经济全方位管制，而且管制有越来越严的趋势。第三，迄今还没有一个比较健康的要素市场。由于各种各样的管制，再加上政府对资源配置非常强的影响力，要素市场极度扭曲，价格信号也是扭曲的。第四，民营企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国有经济的阻碍。
那么，改变体制的难点在哪里？难在利益格局。在这些体制下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30年的改革开放，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都已形成。从公民社会发展看，这是一个健康正常的现象，因为公民社会的发展就是要有多元化的利益集团，而不能像过去铁板一块，全国一盘棋。那么，是什么不健康呢？

两个方面：第一，现在的制度框架不能提供一个各利益集团公平博弈的平台。过去都是全国一盘棋，对中央保持一致，但现在由于利益不同，再保持一致不可能了。利益集团形成了，众多的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利益博弈，而社会又没有一个公平的博弈平台，这是不正常的。所以，博弈的结果往往由政府来裁决，而不是按照所有利益集团所同意的事先确定的规则来裁决博弈结果，这是不健康的。第二，现在形成的众多利益集团中，政府成为最大的利益集团，这是非常不健康的。谁都可以组成自己的利益集团，唯独政府不可，因为政府是游戏规则的司法者，是裁判员，现在自己下场去踢球，很不正常。

正是因为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政府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大的利益集团，所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以及转变体制都碰到了障碍和阻力，因为转变体制就是要触动政府自己的利益。中央领导提到要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市分开等，但目前的趋势非但没有分开，而是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政企结合越来越紧密，政资结合得越来越紧密，政府和市场结合得越来越紧密，统统都是一个利益主体。

目前这种半市场、半政府管制、半干预的模式对政府的利益集团来说是自由格局。通过对经济的管制可以造出很多“租”来：他先把“租”造出来，然后去进行买卖，再去寻租，用各种名目管制有序竞争，维护市场秩序甚至标准化等等都可以作为进行管制的理由。其实，管制说白了就是先造租，造完了以后再来寻，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认为，政府的经济利益没有必要去回避，它是很现实的存在。不能采取鸵鸟政策，假装没看见。其实，我们应该实事求是，面对现实，应该假设政府就是要在市场经济中寻找自己的公权力。然后，我们再谈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在现有法律框架下，我认为还是有改革空间的，比如说放松和解除政府对要素市场的管制。过去我们也做过，如放松市场管制，取消各种各样的审批制度等，只有取消不必要的审批制度，解除政府的各种要素市场管制，市场才能正常发展，而要素市场其中很重要的就是土地市场。另外，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可以缩小国有经济的规模，我们曾经做过“抓大放小”，但现在的难点是既得利益集团不愿意放手。

等待危机倒逼政府进行改革，这种思路不太对。但是，假设政府应该退出经济，不应该在市场中谋利益，应该严守职责的假设也没有任何现实意义。我们现在就应该假设政府确实在经济当中有利益，并将此摆到桌面上来谈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我坚信，如果我们能够对传统增长模式进行调整，中国经济就不会像日本经济那样陷入衰退。我们的发展潜力尚在。但问题是半政府、半市场的结构已经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种阻碍也许不会出现全面的大危机，但小危机会不断出现。比如，房价问题，中国已经绕不过去。近期，中国不会出现像日本那样泡沫破灭后的整个国家经济20年萧条，但一些中小危机还是会给我们的改革形成局部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界有三个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现在很多似是而非的说法都经不起推敲，很多政府不应该做的事，打着各种各样的名目都在干。比如，学术界自己造出一个公益性概念，而政府机构也都打着公益性的名号行事。但实际上，公益性在经济学中根本没有定义，翻遍全世界教科书也找不出公益性的定义是什么。学术界很糟糕，非但没有研究市场与政府边界到底划在什么地方，反而把边界搞得愈加的混乱不堪。

第二，要批判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对中国极其有害，不仅在宏观经济条件上非常有害，而且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也是非常大的障碍。

第三，重塑社会价值。现在，中国人的社会观念非常混乱，市场价值的重塑也需要学术界来完成。将来我们社会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传统那一套已经不行了，我们上小学时所接受的教育，今天已经不信，怎么办？信谁？似乎中国目前只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但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能够靠这两条作为民族支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