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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黑帮》第七章 失败与成功：越南战争之后

位于越南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通常不会成为您旅行的目的地。那儿没有快餐店，也没有特色纪念品店。相反，在博物馆的众多展厅里陈列着大量越南军队及其在近代战争中遭遇的敌军使用过的 枪 支、手 榴 弹、炮 弹和其他 武 器装备。唯一的雕塑是一架被击落的美军战斗机金属支架。这座博物馆记录着越南骄人的军事战争史：世界上某些最为强大的军队，包括美国军队、日本军队及法国军队，都曾于20世纪在越南挑起战事并输掉战争，这说明越南人热切希望与外国人分享他们的战争史。

特德在2005年参观该博物馆时，最引人注目的一处展览是收集起来的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战争（越南人将其称为“美国战争”）中美军曾使用过的一堆炸弹弹壳。参观者可以看到各种形状和尺寸的炸弹，从与小孩玩具有几分相似的表面光滑的红色火箭弹到大块头不规则的黑色碉堡 炸 弹。博物馆将此处展览布置在一个安静的布满鲜花的院子里，展出环境与展品的骇人外观形成鲜明对比。在年长的越南参观者的表情中仍能感受到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被扭曲的展品，他们都曾经历过这些战争武器释放出的震耳欲聋的爆炸、撕心裂肺的呼喊以及将一切夷为平地的恐慌。

许多战争年代的越南人没能活到现在，也就无法看到现在河内用当年的炸弹办的现代艺术品展。现在已很难统计到准确的战争伤亡人数——战争引发的混乱使精确的伤亡人数的统计变得很不现实，但越南政府估算，超过500万越南人在战争中丧生，这一数字恰恰与科罗拉多州的人口总数相仿。大部分死难者为平民。

美国在对越南农村的轰炸中将自己的军事力量发挥到了极致（因此博物馆才能收集到这么多可供展出的弹壳）。在历史上轰炸最为密集的时期，美国轰炸机对越南人民投下了人均超过200磅的烈性炸药，这一重量超过了越南人的平均体重。即便一小撮儿此类弹 药 也能把你从正坐着阅读本书的椅子上炸飞。军事史学家迈克尔?克劳德菲特（Michael Clodfelter）估算，美军在印度支那（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地区投下的760万吨 炸 弹，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区投放的爆 炸 物吨数高出3倍，更比美国在朝鲜战争中投放的 炸 弹 吨数高出15倍。据克劳德菲特估算，20世纪60年代末期美军进行的大规模轰炸摧毁了越南北部65%的石油储量、59%的电力设施以及超过半数的大桥。美国曾对某些桥梁进行了反复轰炸。每次越南人对桥梁进行重建后，美军都会对该地点展开二次轰炸，这使得要将上述地区变成未来商业和投资的“宝地”还必须付出巨大努力。轰炸还使数百万平民沦落为难民，如果勤劳的劳动人民不再回到此地，这有可能造成此类地区的发展停滞不前。这还不包括未爆炸的各种武器弹药及遗留下来的 地 雷，显然，这是一些仍存在着的不受欢迎的“礼物”。

任何现代战争都会在战后留下难以估算的损失，包括有形资产的破坏（像公路和厂房）以及我们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力资源”的损失（技术工人的死亡或重伤）。如此一来，在其领土范围内进行的战争结束后，这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和劳动生产率总会受到打击。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国家，其战争的影响是长期存在的，这个国家就是越南。在20世纪60年代那场战争爆发之初，越南就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美国轰炸造成的毁灭性灾难肯定有可能迫使越南陷入我们在乍得及非洲其他地区已经发现的“大坑”——贫困陷阱中。然而，越南复苏了。原因何在？

当重建开始时，这些相同的恐怖情况也能为有利可图的投资创造大量机会。从理论上讲，有辨别和投资此类机会的能力，有在恶劣的经济环境中做生意这般勇气的企业家，这个国家就有能力走向战后的经济繁荣。投资商自顾赚钱，他们的重建工程促进就业，而且国家也恢复到战前应当达到的水平。例如，重建一条连接富饶农业区和大城市的公路，将农民与市场联系起来，并且为城市工人和白领提供廉价食物——其价值不言而喻。在一个连最基本的基础设施都已遭破坏的经济体中，需要的此类高回报投资的项目还很多。

这种快速重建正是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走向复兴的模式，美国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曾于1945年8月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两颗 原 子 弹。这两颗 原 子 弹的攻击给日本造成了巨大损失。在广岛，大爆炸将半径1英里（1.6千米）范围内的所有建筑物夷为平地，使柏油路液化，瞬间令7万名平民死于非命。到1945年底，10万人因辐射或受伤而死去。后来，更多的人因暴露在强辐射下而极其痛苦地死去，成千上万名被灼伤和击伤的受害者无家可归。

然而，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家唐?戴维斯（Don Davis）和戴维?温斯坦（David Weinstein）研究发现，上述两座城市以及其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美军轰炸而遭破坏的日本城市，自战争以来在经济生存能力的最基本维度——人口方面——表现异常突出。戴维斯和温斯坦将这些遭 炸 弹 袭击的城市与那些战火未曾殃及的城市进行对比，像古都东京（美军战机有意避开这座城市，因为担心首都一旦遭破坏将激起民族主义者的抵抗）以及不在美国轰炸机作战半径内的日本北方城市。令人惊讶的是，战后仅经过25年的时间，遭轰炸的城市人口就恢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人口水平和增长趋势。

广岛和长崎历经25年从战争的废墟中得以重建，而且如今这两座城市均人口众多、欣欣向荣。东京同样如此。尽管火焰燃烧弹将其最富民族风情的东西从地球上永远抹去了，如大多数东京传统木结构建筑在战争中毁于一旦，而如今，它们已被林立的现代公寓大厦取代，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昂贵的地段。

至少在理论上，正如日本的情况，对于贫困国家而言，战后迅速恢复是有可能的。但是当经济理论遭遇战后社会现实时，情况并不是与我们所预计的情况相符。在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想化描述中——只要进行恰当的投资，人力和机器就能合而为一从而使国家恢复往日的辉煌，我们忽略了在决定国家重建速度中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其他许多经济机制。腐败和经济黑帮制造的持续的政治动荡有可能阻碍战后投资，如许多非洲国家冲突中出现的情况。

政治本身也可能被武装冲突改变。当举国上下一致对敌时，战争往往能够激发更广泛的政治参与和社会进步。政治上受压迫者——妇女、少数族裔、无地工人获得解放一直是许多战争的积极“副产品”，美国亦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妇女获得投票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爆发了黑人的民权运动，而越南战争年代的混乱为美国政治注入了新生力量并推动了现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开展。这些政治变化能间接为经济学家所谓的“公共产品”带来更大规模的投资，如之前遭边缘化的教育和医疗保健投资，而此类投资有益于社会整体。

战争本身也能刺激并推动战后经济增长的技术创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美国和德国争相设计出速度更快的轰炸机、研究出更为精确的投弹方式，双方在战场上的对抗导致了以技术作支撑的军备竞赛。随之出现的技术创新推动了速度更快的商用喷气式飞机的研制，并为现代计算机技术奠定了基础，在其刺激下，战后经济增速再创新高，波音公司如今日入亿万美元便是这些早期技术革新引发后期经济效应的一个例证。

投资、政治、技术，战后重建的长期结果是这几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但为了解释清楚这种因果关系，我们需要数据，而这恰恰是遭战争摧残的经济体通常无法拿出的东西。然而，尽管美军无法彻底消灭越南共产党，他们至少对自己所进行的尝试作了相当详细的记录，这为我们提供了揭开越南从对美战争中迅速恢复之谜所需的信息。揭开这层神秘面纱，应当有助于我们弄清楚如何帮助其他遭战争蹂躏的国家在暴力结束后迅速恢复生机和活力。

战争之王

战争期间，美国飞行员在任务日志中记录了每次轰炸任务的细节，这些信息被即刻传达给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结果，位于国家档案馆的防务安全协作机构将1965年到1975年由美国及其盟国的飞机和直升机投放的所有爆炸物上的信息收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份有关美军对越南轰炸的完整数据。为何我们有这场战争令人震惊的数据，而其他大部分冲突在数据方面却都是“黑洞”？也许这就是当你安排一位经济学家负责一场战争的整个运转过程时会出现的情况。时任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这位曾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受训的经济学家和后来的世界银行行长，制定了这一详细的数据系统以便详细记录其麾下军队的绩效表现。

战后，美国将相关数据转交给了越南政府，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帮助该国政府清理战争遗留下来的 地 雷——美军曾埋设了数百万颗地雷，而且参谋长联席会议数据库标有几乎每颗 地 雷的具体位置。确实，该名单包括战争中投放的所有爆炸物的位置和类型——普通航空炸 弹、集束炸 弹、化学武器、火箭弹、导 弹、射 弹、军 火、地 雷及照明弹，河内的越南国家军事博物馆藏有各式各样的这些军 火 设备。

在10年战争期间，在越南全国范围内每平方英里投放的炸 弹、导 弹和火 箭弹平均为83.7枚。这相当于炸毁整个曼哈顿岛所需的弹药量——仅22.7平方英里，有近2 000枚炸 弹，每枚炸 弹携带上百磅炸 药。设想一下，纽约中央公园被无数20英尺的弹坑“装扮”得像坑洼不平的月球表面，到处都是金属炸弹碎片，你就能想象得到战后越南的大致情形。
但这种大致情况也可能具有欺骗性，因为某些区域遭受的打击力度强于其他地区。约70%的爆炸物被投放到全国584个政府行政区中10%的区域。最猛烈的轰炸出现在广治省，该省位于北纬17度的国家中部，以北纬17度为界，当时的越南南北分裂。广治省的一些地区遭到了强度超过每平方英里1 200枚炸弹的连续打击（相当于在曼哈顿投下了超过27 000枚炸弹），数以万吨计的炸药被投放到这些地区。轰炸行动过后，与日本广岛市相比，越南广治省残存的建筑物更少，而到战争快要结束时，3 500座村庄中仅有11座未遭高能炸弹袭击。由于分界线附近炮火纷飞，广治省从北到南的广阔区域遭到了严重破坏。

越南北部沿海城市以及河内某些地区也遭遇猛烈空袭，南部西贡市附近与柬埔寨接壤处同样如此。后一区域是越南北部的人和越共游击队员从穿越老挝和柬埔寨的“胡志明小道”重返越南南部发起攻击的路径。美国约翰逊政府时期，越南北部主要城市人口聚集地免遭轰炸，而后来的尼克松总统及其将领则将攻击目标进一步扩大，包括越南在1972年“圣诞节轰炸”中遭袭击的平民居住区。

正如所体会到的那般恐惧，找出遭到沉重打击的特定区域，对于弄清楚不同轰炸强度的影响至关重要。这使得我们能将遭密集轰炸地区与遭到相对较轻袭击地区的战后经济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如果每个地区都遭遇像广治省那样的破坏就无法进行比较了。

轰炸如何影响了越南经济？1975年对美战争结束后的几年里，越南政府并未收集任何系统的经济数据，因此很难确切地指出广治省和越南其他地区从战争中恢复的速度。但规范的人口普查和家庭数据统计工作（测量家庭收入和支出等指标）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因此与同事杰勒德?罗兰（Gerard Roland）一道，我们能够勾画出经历了20多年的战后重建，越南取得了何种经济成就。

被炮火夷平的地区得以重建。战争的破坏程度几乎与1999年生活在贫困中的越南人毫无干系。因此，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广岛和长崎，在战争中遭轰炸摧毁的越南城市在战后仅用25年的时间就赶上了他们的邻居。这一经济赶超现象既是遭猛烈轰炸的地区人口密度恢复的原因，也可视为其影响的结果。重返家园的难民在重建中发挥了作用，而且随着经济复苏，甚至更多的人被当地的经济扩张所吸引而来到这里。然而，除通过个人自愿选择移居外，一些规模较大的战后人口流动也是由越南获胜的共产党政府利用激励机制或胁迫手段精心策划的。

总体上，越南实现了战后经济繁荣并通过一系列经济状况进展的指标展示了其获得的巨大收益。战前（20世纪60年代初期）越南的学校相对较少，而且除该国少数几个城市之外，家中有电力供应的家庭也并不多见。但到1999年，71%的家庭已经用上电，88%的成年人接受了文化教育。上述比例在很大程度上与战争年代对国家的破坏程度无关。战后，正如基本经济增长理论预测到的一样，越南人加大在有形资产和人力资源两方面的投资力度。如今曾承受美国袭击之苦的地区的经济条件几乎与其他地区毫无差别，这向向简直是不可思议。

北纬17度

“从天而降”的美军炸弹与第五章中描述的非洲降雨的意义不一样。美军依据设计方案对这些炸弹进行投掷，而方案又由专家级的军事策划人（如麦克纳马拉）按照显然是非随机的战略思路进行规划的。例如，为何美国人划出特定地区进行极猛烈轰炸？历史学家蒂尔福德伯爵（Earl Tilford）认为，美国将军们仿照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略轰炸突袭来设置他们的空袭行动方案，目标旨在摧毁敌人的工业目标（如日本的工业城市广岛和长崎），从而“破坏越南北部的各项产业并毁灭其运输系统，从而防止越南北部支持南部发生叛乱”。

长崎已恢复了往日的繁荣，因为它拥有一处各方面条件都非常优越的天然海港，而这里曾是商业中心，后来又发展成制造业中心，这使它成为美军战机的轰炸目标。如果未遭到美军轰炸，实际上长崎如今可能比日本其他城市更为繁荣。与之相似，假设美国将军们在越南选定的战略轰炸目标同样是有可能将越南经济带入工业化时代的城市。也许如果没有对美战争，它们也本应比周边城市更为富裕，而且仅仅是由于它们遭受了美军轰炸机的狂轰滥炸，如今这些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并不比越南其他地方好多少。

然而从美军轰炸的某些方面来看，这种空袭几乎是随机的，或者说至少与未来的工业发展潜力没有联系。特别是广治省的工业发展根本没有遭受损失，因为它根本没有工业。这一地区的命运之所以如此不幸，仅仅是因为它恰恰坐落在北纬17度，这一坐标成了分割越南南北两部分的人为分界线。除了“冷战”时期秘密谈判促成的1954年的越南分裂，这一界限的设置并没有特别的逻辑。美国希望将这一分界线进一步向北推进，以扩张其资本主义同盟——越南南部——的地盘，而苏联则竭力将分界线向南推进，以扩大对共产主义社会同盟——越南北部的控制范围。在其为强化北纬17度分界线而付出的努力中，美军对越南的空中打击集中在一些看似“倒霉”的区域，例如广治省，它们偏偏离这条分界线非常近。

因此，北纬17度附近的地区招致了更多的轰炸，但这与遭轰炸地区的工业发展潜力无关。如果我们认为更多的轰炸阻碍了未来经济发展，那么如今越南“冷战”分界线附近的地区应当比该国其他地区更贫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与越南其他地区一样，邻近战时分界线的地区正迅速发展，尽管这些地区面临着双重困境——曾遭战争重创，且远离该国的河内与胡志明市这两大城市市场。

对美战争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很快就消失了，这一事实当然也算是“好消息”，但它并没有告诉我们像广治这样的地方如何能在遭遇如此广泛的破坏之后还能恢复原貌。政府肯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它将重建被摧毁的基础设施作为头等大事。根据越南政府统计的数据，1976~1985年，遭轰炸较为严重的省份获得的公共投资数额是其他省份的两倍。随着1980年越南与柬埔寨等国的武装冲突结束，这一比例进一步提高，因为和平使得国家能够最终将资源从军事领域转移到国内经济建设中去。除了在公共基金投资方面，越南领导人还在战后重建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越南的人口状况也使遭受沉重打击的地区更容易从战争的创伤中迅速恢复。他们运用颇为巧妙的方式确保密集轰炸中伤亡人数最少，这就是在长达数千英里的装备完善的地下通道中藏匿较长时间，而这些地下通道在战争期间就已建成。离开交战区的大多数人后来返回家乡参与了战后重建。

普及教育是越南北部政权的核心目标，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尽管当时国家仍受困于战争引发的乱局，他们还是成功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学校建设和扫盲运动。由于学校建筑易遭受轰炸，老师和学生们常常分散为各个小组以躲避空袭。越南的学生们无法像其他地方的孩子那样课间休息时在校园里玩球，也没有时间传播小伙伴间的“绯闻”，相反，他们将业余时间用在修建掩体上。当美军轰炸机在头顶耀武扬威时，他们总是不得不准备好头盔以保护自身生命安全，在某些地方人们每周或每天都要这么做。一接到警报（也许正在上课），学生们就必须抓起头盔跑向教室外的防轰炸避难所。

越南经济的迅速恢复也永远无法抹掉遭战争破坏最为严重的地区的人们对战争期间和战后遭遇与创伤的记忆。对人的生命而言，还有比国内生产总值更重要的东西。在战争中遭猛烈轰炸的省内残疾人比例更高，这些伤残也许由轰炸、落叶化学物质橙剂的大面积应用以及后来的地雷的伤害所致。上百万人死于非命，还有无数人为失去孩子、朋友、亲戚、邻居和爱人而悲痛欲绝。但至少在经济方面，国家重建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

越南本可能是……

我们评估战争对经济的影响的方法，使我们明白越南各地区间的差异，但它无法帮助我们真正理解轰炸对整个国家的影响。尽管遭到猛烈轰炸的地区战后逐渐恢复发展，但仍有可能存在触及全国各地的负面影响。而且，无论恢复的速度多么快，除冲突带来的所有切身痛苦和遭遇外，确切地说，战争是一次短期经济灾难，因为如此多的时间和能量被投入到战争中而不是抽投入到创造经济效益的生产活动中。越南东南部的亚洲近邻，如马来西亚和泰国，这些国家的“猛虎经济”，并未受到对美战争的影响。如今马来西亚的人均收入为4 970美元，而泰国人均收入为2 720美元，但越南仅为620美元。

然而，战争除了引发的所有悲惨遭遇外，它也给越南人民带来了一线希望。冲突使越南人产生了更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这种意识是在共同的战斗和同胞的牺牲中锻炼出来的。从长远来看，这种怀有共同目标的民族认同感有助于促进和平、达成共识以及实现政治稳定，甚至间接推动经济增长。

但不要关心那些或积极或消极的本可以发生或不发生的事情。越南已经享受到了战后重建带来的经济繁荣，而且经济复苏的益处已经延伸到大部分遭战争蹂躏的地区。因为自1993年开始实行自由市场改革以来，越南经济年均增长速度已经超过了6%，这一速度几乎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快。因此战争对长期经济增长前景造成的任何损害都不可能过于严重。如今，越南人均收入是大部分非洲国家的两倍，而且这一差距仍在不断扩大。

尽管历史上遭遇过最为密集的轰炸，越南并未因此陷入贫困陷阱。即使是世界最贫困的国家，也有可能从战争中恢复经济发展的，前提是经济黑帮没有对此横加阻拦。

比炸弹更响

即便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大轰炸，日本和越南在战后重建中拥有一项重要的优势：它们都经历了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自伯利克里时代以来，政客们已经明白，没有什么能像对付共同的敌人一样可以振作士气。抗击外侮激发了民族主义者的热情，实现了人民的团结，而这将给社会和政府机构带来更为积极的影响。

国内战争的影响可能与之相反，内战只能破坏团结并加深社会分裂的程度。而且，如今世界上的大多数斗争发生在内战的背景下，而非抵御外敌的战斗中。在卢旺达，邻居杀害邻居，而在塞拉利昂，童子军被迫袭击自己的家乡，有时还要屠杀自己的父母。战争结束时，这些因内战而分裂的社会注定要重新走向融合。仇恨逐渐蔓延开来，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战后政治生活是围绕着消除宿怨而非建设共享社会而展开的。

内战造成的创伤需要数十年或者上百年才能愈合，富裕国家亦是如此——只消问一下来自美国南部的任何一个人，他们对谢尔曼将军及他为摧毁南方战斗意志而采取的“焦土政策”作何感想就知道了。看一眼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投票结果的地区分布图就知道，美国内战远未成为历史——曾经属于南北战争时“南部联邦”的各州披上了统一的象征共和党的红色，从而“保送”乔治?W?布什入主白宫。尽管党派标签可能有所改变，但在过去140多年里，跨越美国各地区的某些基本的政治和文化分歧仍根深蒂固。

此外，我们有能力对越南经济恢复情况进行详细的统计分析，这些数据将越南塑造成了一个成功的典型——根据“成功”一词的定义基本如此。收集研究像越南和日本这样的国家遭轰炸的可靠的家庭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简直是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几乎无法实现的奢侈想法。拥有这方面完备统计数据的国家几乎从来没有遭受过战火蹂躏。这也可能导致经济学家所说的“选择偏见”：战后经济和机构瘫痪的国家（如乍得、阿富汗或刚果民主共和国）缺乏合理数据，因此我们并没有着手研究战争持续存在的负面影响，尽管我们能够更为细致地研究成功案例。日本和越南的战后恢复表明：国家从战争中迅速恢复是有可能的。但这两个国家的战后恢复更多地属于例外而非规律。

非洲的失败和成功

如我们在前面几章中了解到的，非洲是世界上最易发生冲突的大洲，而且大多数国家，乍得、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苏丹等，在过去数十年里一直受困于冲突和经济衰退。不幸的是，非洲的暴力传统植根于我们刚刚提到的国内战争，它极有可能导致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长期停滞。

但从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传出的消息并非全是坏消息。尽管内战仍会对社会发展造成破坏性的影响，还是有许多国家已经逐渐走上经济复兴之路。也许正如非洲国家遭遇的重重失败一样，在这片历经灾难的土地上也出现了许多实现战后复兴的成功案例。内战结束后的20世纪90年代，莫桑比克和乌干达均实现了越南式的经济繁荣。2002年内战结束后，塞拉利昂和安哥拉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这些国家大量钻石和石油财富中的一部分被用来救济穷困百姓。即便在卢旺达，经历了1994年种族灭绝惨案及之前武装暴力冲突频发的影响后，在过去6年里已经实现了5%的经济增长，这使人们对更加美好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是什么令这些国家和它们最近的历史发展不同于仍深陷无休止的暴力循环之中不能自拔的乍得？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你就必须从纷繁复杂的各种选项中进行取舍——存在许多“候选”解释，但仍缺乏切实的证据来帮助评估它们的相对重要性。迄今为止，在研究战争如何爆发方面取得的成就，远超过研究和平何以维持方面取得的成就。尽管如此，近来一些国家的经历表明，仍存在某些对于战后维持和平秩序至关重要的显而易见的原则。

首先，收缴 枪 支。如果拥有武器和部队的在逃叛军领袖隐藏在丛林中，战斗的终止更有可能是一种暂时的欺骗而非暴力活动的彻底终结。解除武装是确保和平的关键。

塞拉利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2002年内战结束时，美国和英国军队迅速进入该国并毫不留情地解除了革命联合阵线这支反叛力量的武装。后来某些革命联合阵线的领导人遭监禁并在特别法庭中被指控犯有战争罪，而自2003年叛军最高领导人福戴?桑科（Foday Sankoh）死去后（似乎因自然原因死亡），和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正如暴力滋生更为严重的暴力，和平也缔造和平。过去的每一年里，塞拉利昂变得越来越稳定，因为战争结束时束之高阁的各类 枪 支 已经开始生锈，而且当年的战士逐渐长大、恋爱、结婚、工作，开始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最终，他们曾经历的战斗岁月似乎变成了模糊而遥远的噩梦。

除收缴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培育和平与社会安宁的机制。一个维持和平、执行法律并将反叛运动消灭于萌芽之中的强势政府，更重要的是要维持稳定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已经了解到的，并非所有政权都是“善意的”，许多政权是腐败的、具有攻击性的，但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在一个并不完美却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下生活比遭受对内战的恐惧强得多，这些民众承受着暴力、混乱和灾难折磨的重重痛苦。


塞拉利昂再次证明这些原则仍然有效。在20世纪70~80年代，该国由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Siaka Stevens）掌权，当此君于1985年卸任时留下了严重的腐败、猖獗的钻石 走 私 以及经济下滑等一系列问题。如同填满非洲“后独立时代”万神殿的经济黑帮（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蒙博托、乍得的伊德里斯?德比）一样，史蒂文斯着手降低国家管理机构的等级，他将此视为对其绝对统治和窃取国家财富的能力的一种威胁。如果史蒂文斯基本完整地保留塞拉利昂的政府组织，战争本可以终止。在20世纪90年代内战达到顶峰时，该国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这为现代非洲民族国家的失败提供了例证。

战后联合国认识到了塞拉利昂存在的种种失败，进而推动加强该国政府的职能，实现政府管理的升级。在占领军的帮助下，2001年流亡海外的塞拉利昂当选总统回到国内，开始国家重建，以确保像以史蒂文斯为首的这样的经济黑帮不会再次掌权。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民主选举，成立新议会，而且众议院议员地方理事会得以恢复（在史蒂文斯统治时期曾遭废除），这使得民众在地方事务中有了发言权，增强了政府为地方开展公共服务的能力。重整武装力量和警察部队，为这皮地人涨薪4倍。在2007年总统大选前，各党派开展了激烈的内部初选，甚至进行了副总统辩论，这在塞拉利昂历史上尚属首次。在政治权力的诱惑和积极的驱使下，特别是在年轻选民中，反对党赢得了全面胜利，执政党则和平退位。

该国刚刚开始的经济复苏与其政治改革同步进行。年经济增长率一直维持在7%左右，尽管该国是从战后跌至谷底的生活水平起步的。虽然面临再次爆发叛乱的威胁，但外国投资还是大量涌入，特别是在采矿业。但并不仅仅是外资驱动了其经济的迅速增长，政府也为失业在家的年轻人创造了大量公共建设方面的工作机会：重新粉刷建筑物和道路上的指示线，看管公共停车场。也许借鉴了博茨瓦纳“干旱救济项目”的成功之处（第六章中对其进行了介绍），尽管战争造成的创伤仍清晰可见，如今的塞拉利昂却已经开始走上一条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复兴之路。

塞拉利昂已经从非洲典型的 “失败国家”迅速走向了成功，但进步之路仍然步履维艰。战争留下的伤痕仍未痊愈，该国仍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而且远离灾难后可能只遭遇一季干旱，社会就会再次陷入混乱状态。但与此同时，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持续改善，国际社会援助者为维持塞拉利昂国内和平并支持政府改革而与其建立的伙伴关系有望继续推动这个国家的进步。即便是当今世界上最为贫困且暴力程度最高的国家，也能凭借一点运气和一些进步的改革在短短几年内实现转变。塞拉利昂的经济扩张并未使其与日本或越南形成竞争关系，至少从目前来看还未出现竞争迹象，但此刻，对饱经战乱折磨的塞拉利昂国民而言，免遭战争和饥饿的生活也许已经足够了。

重建巴格达

随着2003年3月20日“战斧式巡航导弹”的爆炸声响彻巴格达寂静的清晨，伊拉克对美战争全面打响。在随后几周的时间里，在成千上万吨炸药的猛烈轰炸下，常规战争很快就宣告结束。由于伊拉克大部分基础设施已遭破坏，美国各机构计划开展大规模的战后重建。美军强行驻扎伊拉克，承诺帮助重建并对付仍然存在的零星抵抗。专家们认为，日本为伊拉克如何实现战后经济复苏提供了参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日本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但如我们所知，在经济繁荣的带动下，日本很快就成为一个运转良好的民主国家。很多人由此认为，假以时日伊拉克也能做到这一点。

然而，显然这并未在伊拉克成为现实。哪里出错了？当我们近距离观察时，日本与伊拉克的类比就站不住脚了。尽管战争给伊拉克造成的物质损失较日本更轻——与广岛相比，美军对巴格达的轰炸只相当于戳破了手指头，但战争带来的政治变化和社会创伤较日本的情况严重得多。在与之前发生的冲突进行对比时，伊拉克的遭遇实际上与非洲国家的内战（如乍得内战）更为相似，而不像社会和谐的日本遭遇的物质损失。与20世纪40年代的日本不同，伊拉克的现代史是一部充斥着种族和宗教团体间暴力冲突的历史——北方的库尔德人、中部的伊斯兰逊尼派、南部各省的什叶派，另外还有其他一些规模更小的组织。与越南和日本相比，伊拉克人缺乏能够实现战后民族团结的国家认同感。要弥合种族和宗教鸿沟，就必须进行社会关系、文化和政府机构方面的改革，而且实现上述改革比修补遭炸毁的道路更为困难。

因此，在战后的伊拉克实现和平，意味着要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也许情况并不会比塞拉利昂2002年内战结束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更糟。但毕竟伊拉克不是塞拉利昂。

在伊拉克重建中存在着与塞拉利昂不同的重要之处。一方面，伊拉克发生的战争从未真正结束。在日本经历两次极为恐怖的核攻击后，日本裕仁天皇正式宣布投降，并号召民众与美国占领军进行全面合作。日本士兵恭敬顺从地交出武器，回归普通人的生活（尽管塞拉利昂叛军也被迫将武器交给英国盟军）。随后，美国将裕仁天皇——此前是遭盟军鄙视的敌国首脑——以及大部分战时将军吸纳进占领体制中。通过新宪法对原有日本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而不是将其彻底铲除。事实证明，较之简单地从根基处摧毁整个政府体系，上述做法更为有效，因为从零开始重建国家政治机器异常艰难。

除少数罪大恶极的战争犯外，战胜国在德国和意大利实施的战后政策，与在日本实施的各项政策并无根本性差别。在上述三国战后重建的过程中，美国占领军基本上保留了之前用于维系可怕的轴心国战争机器的现有政治和经济基础设施，并使其开展和平建设方面的工作，如制造汽车而不是生产坦克和大炮。大规模政治清洗并非向和平转变的一部分。明确的和解也被列入战后塞拉利昂的政治议程中。作为和平解决的组成部分，革命联合阵线成为一个登记在册的合法政党，尽管在战后民主选举中他们并未赢得过议会席位。对平民百姓严刑拷打的残酷手段在选举中并不管用。
萨达姆?侯赛因统治下的两大关键性治理机构是他掌管的军队和由他控制的复兴党，该党共有150万名党员。与苏联的情况相同，成为复兴党党员一直是在社会生活的若干领域占据领导地位的先决条件，包括大学教授，甚至是医院的医生，但2003年5月之后，复兴党党员被明令禁止把持公共建设方面的就业岗位。美军占领巴格达后，伊拉克军队很快就被解散，而且许多政府要员被捕入狱。该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和政治精英（他们中的很多人刚刚加入复兴党，只为求得更高的薪水）被剥夺了参与国家重建的资格。

然而，更为危险的是伊拉克军队的解散。这使得成千上万名全副武装的人无事可做，而且没有任何生计来源，他们唯一拥有的职业资格便是训练狙击手和制造爆炸。对于美军和平民而言，非常不幸的是，伊拉克最新出现的经济黑帮很快就找到了新的“职业”。

美国为腐败和暴力的滋生创造了空间，而且原有的种族和宗教对抗重新出现，这彻底葬送了经济加速恢复的任何希望。在缺少强势政府机构以实现国家团结的情况下，似乎伊拉克也要像乍得那样分崩离析。即便美国现在准备吸取某些前车之鉴，要轻易将四分五裂的伊拉克恢复原样是不是为时已经晚？

钻石是游击队的最佳伙伴

2002年，大多数安哥拉人过着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生活，尽管他们的国家有着丰富的石油和钻石资源。经历数十年国内战争后，他们比解放后的27年里更加贫困。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UNITA，简称安盟）叛乱武装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在与政府军战斗中遇害，这使叛军陷入混乱之中。随着市民纷纷涌入首都罗安达（Luanda）街头庆祝，叛军的失败预示着新的繁荣与和平即将降临这个国家。

然而，对于那些借战争造成的混乱来掠夺安哥拉宝石的生意人而言，事实并非如此。当萨文比之死在新闻界引起轰动时，投资客们纷纷抛售他们在安哥拉有大量业务的矿业公司的股份。用与我们研究苏哈托健康问题引发的恐慌所使用的方法相似的研究方法（见第二章），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经济学家马西莫?奎多利尼（Massimo Guidolin）和博科尼大学的伊莲娜?费拉拉（Elianna La Ferrara）发现在大约数天的时间里，上述公司的股票价格平均下降了12%。为什么和平对钻石生意产生的影响显得如此糟糕？而且这一发现能否有助于解释为何某些战争，特别是资源丰富的国家的战争，像安哥拉、乍得、塞拉利昂或苏丹，一直持续不断？

奎多利尼与费拉拉认为，矿业公司遭到了投资商撤股的沉重打击，因为他们从安哥拉钻矿中赚取的财富依赖于内战造成的国内乱局。萨文比死后，尽管有安哥拉资金投入的矿业公司股价大跌，那些没有本国投资的矿业公司的股票却升值了。换句话说，由于摧毁了阻止竞争机制进入市场的障碍，冲突的终结打击了占主导地位的钻石公司。大多数人，包括雷执教的第一届工商管理硕士班中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商业成功的关键是廉价而高效地生产人们想要购买的某些东西。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战争的终结应当使安哥拉矿业公司及其股东更加富有，因为钻石的开采成本已大幅下降。但和平对安哥拉钻石开采的影响表明，比生产优质产品更重要的是生产比竞争对手以及潜在的竞争对手更好的产品。

对于要运营矿业公司的钻石开采者而言，战时的安哥拉是一个成本高昂的地方，因为道路被炸毁，绑架时有发生，而且还要冒着有可能误入冲突区的危险。运营一家采矿企业意味着要进行某些违法操作。据称各大公司均雇用了像万能公司（Executive Outcomes）这样的公司——一支从南非种族隔离时代退役的特种兵中招募人员的武装力量——来保护公司运营免遭叛军袭击。安哥拉和平监测组织2001年的报告显示，守卫一处矿井的成本就高达每月50万美金，而且为了使矿井不受政府干预，行贿成为常态。

并不是每一位总裁或股东都愿意招募一支私人部队，或者与现实生活中的“丹尼?阿彻”（Danny Archer）合作，他是一位由著名影星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Leonardo DiCaprio）在有关塞拉利昂的电影《血钻》（Blood Diamond）中扮演的雇佣兵。但有些人就知道如何将战争引发的灾难转变为他们的优势。多年来，像马诺河资源有限公司（Mano River Resource）、钻石工厂（Diamond Works）和雷克斯金刚石公司（Rex Diamond）等矿业公司在非洲战乱不断的地区开展采矿业务，而高昂的成本和各种困难迫使其他公司另谋他处。这就是说，战争扮演了“进入壁垒”的角色，将其他公司挡在市场之外，而使已进入该市场领域的公司获得高额利润。2002年后，安哥拉的和平为许多希望获得营利性采矿许可证的新的矿业公司提供了机会。



事实上，奎多利尼和费拉拉发现，大多数战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保住了它们的采矿特许权，某些公司甚至在战争结束时拓展了自身在安哥拉的业务。然而，潜在竞争对手的存在帮助政府从发现市场力量的角度重新审查其签发的开采合同。随着和平的到来，据称6家钻石公司参与了矿业开采合同的角逐，其中就包括全球最大钻石商戴比尔斯联合矿业公司，该公司曾在安哥拉发生战争期间撤离了安哥拉。

和平时期的安哥拉政府在谈判中也重新找回了耐心。此前，政府一直面临财政压力，而且在疯狂地获取硬通货以购买武器的过程中，政府被迫接受不利于自己的合同条款。和平意味着钻石公司无法再轻易达成与此前一样的“甜蜜交易”。支付给政府的矿业特许经营税从2002年的375万美元暴涨至一年后的11 000万美元，尽管所开采的钻石仅有小幅升值。总体而言，自战争结束以来，安哥拉经济已实现腾飞，2003~2005年间，人均收入增幅超过了20%，这再次证明，最贫穷的国家也能够迅速在战后实现复苏。如果说老牌钻石公司深受战争结束后和平到来之“害”，那么对国家其他部门而言，和平则实为幸事。

在近年来非洲大部分国家出现的石油开采热潮中，我们也许能够发现经济繁荣与商业利润间的另一种分离。某些西方石油公司，无论其为伦理道德所禁止，还是遭到法律的制约，都回避与最令人厌恶的非洲独裁者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