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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师为啥就不能当博导？
聂辉华

最近，天津大学遴选了一批“78后”、“80后”博导，被媒体广泛报道。敢于让30岁出头的年轻教师担任博士生导师，在这个等级森严的大学体系下，的确需要勇气，因此天津大学这一做法得到媒体褒扬。不过，对于这种在国外一流大学中非常普遍的做法却被认为是一种“创新”，我由衷地感到悲哀。我们太喜欢把常识当作“创新”，把一般当作“国情”了。

在几乎所有世界一流大学，任何一个全职教师（faculty），包括助理教授（讲师）、副教授和正教授，都可以担任博士生指导教师，只要学生愿意选择。通常的做法是，每个进入博士论文写作阶段的学生会找一个主导师，再找几个副导师，这样做是为了保证博士生得到所在领域的全方位的指导。在哈佛经济系，博士生还可以找MIT以及外地大学的教授作为导师组成员。年轻教师，特别是刚刚担任教师的助理教授，虽然教学经验不足，但处于学术前沿，而且可以带着博士生一起做研究。指导博士生不一定是要给博士生上课，有专门的课程供博士生学习。资深教授虽然教学经验和指导学生的经验比较丰富，但通常已经不在学术前沿，对于流行的技术未必掌握，而且继续做前沿研究的动力相对不足（这一点在中国尤其明显）。因此，将不同类型的教授在导师组中搭配，是一种优化组合。这本来是在国外实行了几十年的规定，不知为何那些号称要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官员愣是不去学习这一制度？

而中国的博士生导师，通常将博士生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是能招一个市长或者总经理做博士生，既解决了学费问题，又获得了政治或经济资源，还能帮助其他学生推荐就业。可谓一箭三雕。在这种情况下，怪不得博士生导师成为一种几乎超过教授头衔的学术职务。也正因为如此，大学在博士生入学考试报名时，就要求填写博士生导师。国内大学偶尔也会破格提升几个副教授做博导，以示“创新”，但被提拔的副教授通常已经是教授候选人，这无非是明年的事情今年做。到底有多少博导能够合格地指导博士生的学习？我们总是埋怨中国的博士生水平不行。一方面固然是材料不行，但是加工过程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假如一个博士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然后到哈佛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他马上就可以当博士生导师。但是，如果他回到中国大陆的大学，他只能当普通的讲师，连硕士生导师的资格都没有，这不是很滑稽吗？难道中国大陆大学的博导水平比哈佛大学的还高？天津大学虽然聘用了一批年轻的博导，但是我没有发现其中有任何一个讲师。那个号称80年出生的人其实是一个正教授。这样说来，无非“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其实真正值得赞扬的，是北大一些院系的改革，它们的助理教授几年前就可以担任博士生导师了，而且不招在职博士生。这后一条比前一条重要1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