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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规划出错催生市场
Posted 周一, 2014年 04月 14日 By ChangCe
周其仁:规划出错催生市场

不论叫“计划”还是“规划”,一旦拥有“合法强制力”,仿佛有如神助,就再也不会出错。更厉害一点,就算出错也可以不认账,横竖有权削足适履,让现实改得符合计划或规划,不就又对了?久而久之,高高在上的“规划”,可以完全不拿市场当回事。

真有这档子事吗?让我找点经验来查验一番。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有位同学因为家里“换房”到别处去上学,与大家伙拜拜了。那是1964-65年的上海,“三年自然灾害”的阴影已经看不见了,而“文革”还没有到来,应该是经济运行最正常的年代。“换房”何来?就是家长们在工作单位附近发现可以互换的住宅,条件合适对换成功,就可以免去每天上下班长时间“轧电车”的劳顿。家里换了房,学生就近上学,只好与原来的同学道别。

在那个年龄段,相处不错的同学少年要分手,煞是难过。自然会问:早不换、晚不换,为什么偏偏同学几年之后才换房?现在当然懂了:无非是工作场所与住家这两个位置的“配置”——如果合理规划一下,人人就近工作,还要“换房”作甚?

在计划经济下,让每个人的工作地点靠近住宅,合理配置一下很容易吧?“换房”的记忆说,绝不容易。那时家长们的工作当然是国家分配的,也没有“跳槽”一说,职工分到哪里就像螺丝钉拧到机器上一样,稳定得很。即便如此,工作单位总还有些许变动:新厂子建得比较远——那时的“大上海”其实很小,闵行就是老远的郊区了——工业布局有调整。更大的问题,虽然住宅全部国有化了,但各家住在哪里,很大程度还是历史给定的。“棚户区”尚有几十万人之众,哪是想怎么配置就怎么配置的?结果,从城市这头到那头“轧电车”上下班的不是少数。

“换房”应运而生。记得电线杆上有些小广告,简单而朴素,远不似今天某些地段的“牛皮癣”那么密集和扎眼。不过功能是一样的:寻找合适的交换对象。说是“市场”,太隆重其事了,因为“换房”完全不以货币为媒介,一律的实物信息——多大面积、开间如何、是否向南(阳光)、在市区的位置与地段。至于更复杂的诸如产权更名之类,怕要面谈才搞得清楚。反正,物物交换殊为不易。换成的很侥幸,更多换不成的,继续轧电车就是了。

几年后上山下乡,“大批资本主义”震天响。自留地、集市、小买卖一概成了资本主义。老乡就是养个鸡、卖几只鸡蛋换点零花钱都不行。那年头批刘少奇是走资派,到了黑龙江乡下,农民家庭养鸡养猪就成了“养了个刘少奇”,要批斗!不过实际生活里,“自发的资本主义”年年批、年年斗,可还是年年有。为什么?“计划”满足不了吃鸡吃蛋的需求。1977年恢复高考,我的一位同事考上了,大家总要送行一下吧?黑灯瞎火骑车10里,想到附近一个生产队买只鸡。大冬天里的屯子一片黑,找来找去只有一家亮着灯,敲开门说明来意,不料人家是路线教育工作队正在开会,撞到枪口上了。好在听明来意,工作队头头深明大义——你们到左起第四家买吧,他家的鸡肥!

后来才晓得,计划经济下“换房”、买小鸡都不过是小菜。换钢材、换煤炭、换粮食、换工业原材料等等才是大头!为什么“计划分配”之余还要“交换”?答案是计划常出错。譬如配给上海的钢材多,配给河南的粮食多,那上海以钢换粮、河南以粮换钢,岂不皆大欢喜?比较麻烦的是,倘若上海不缺粮缺电,河南不缺钢缺设备,沪豫两家就谈不拢啦。也有办法,多拉几家一起来玩,需求量大了,结构复杂了,“总有一款适合你”。再后来,各省市都安排一帮子能干的官员搞物资串换,还为专司其职的衙门起了好名字——“协作办”。打听一下,计划体制下哪里没有“协作办”?再追问一句:计划经济无所不能,为什么要那么多的“协作办”?“改革开放”,其实是很书面的语言。口头文学程度比较高的,叫“搞活经济”。那一个“活”字了得!过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说,“人是生产力里最活跃的因素”,大家背得滚瓜烂熟,但存在决定想象力,在讨饭也要开封介绍信的年代,“人的因素”究竟可以“活”成个什么样,真想不出来。一旦“搞活”,才明白,“活”就是自由——劳动自由,种植自由,发展副业工业乡镇企业自由,长途贩运自由,办民营公司也自由。本专栏引证过,对城乡中国最了不起的政策,是1983年中央一号文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镇务工经商”——中国终于打开了“人往高处走”的大门。

经济活了,特别是人“活”了,计划与规划的难度就大大增加了。我看过的城市规划,不论其他,单一个变量“规划人口”,与实际发展脱节之远,就不可以道里计。信手举几例。2005年初,《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202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万”,该规划是经国务院批准的。但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的结果,2010年北京市常住人口就达到1961.2万人,提前10年“实现”规划。上海市的规划也经过国务院批准,到2020年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万,但去年上海人口就达2500万。广州规划到2020年控制人口在1500万,但2012年就达1600万。深圳得到批准的规划人口,2020年为1100万;去年我们在当地调查,问业内行家现在多少人了?一说1500万,一说1800万。

这也非为中国所独有。上两周为辨析“建筑不自由”等怪论,把《英国城乡规划》找来读,其中赫然记录,“1960年预测的20世纪末的英国人口为6400万,而到1965年预测数增加到了7500万”(第27页)——不过区区五年时间,一个国家人口的预测数增加了17%。相比之下,1811年纽约市的第一个规划反倒高明不少,当时该市人口仅3.2万人,规划到1850年增加到50万人(40年增加十几倍!),但实际上,到时纽约人口为60多万!再加一例,新加坡的“国家控制力”举世知名,原规划2020年总人口400万,但实际上现在就超过了500万。我问他们市区重建局的官员,你们有国界海关,控制人口移入的成本低,何以如此失控?回答是全球金融危机,让新加坡赶上了吸纳全球高端人才的天赐良机!

这么说也许妥当:凡发展强劲的城市,人口预测数总是远低于实际人口数!这或许称得上是一条“好城市定理”。与其对称的,当然还有“不好城市定理”——凡发展不怎么样的城镇,实际人口大大低于当局预测或希望达到的人口数。不用再问为什么了吧?反正与上文点到的经济搞活、人也搞“活”有关。老话没错,“人挪活”,但人究竟向哪里挪,又到哪里定居,上帝说了也不算。

问题来了。规划人口远离实际,接下来的一连串难题是怎样解决的?须知规划人口是城市规划的基础:先预测多少人、按人均100平米安排占地、再安排交通、住宅、供水供电、学校、医院、绿地、文化设施等等。现在实际人口比规划人口多出来的缺口,动不动以千万计,这些冒出来的活人如何在城镇生活?

答案就是本文的标题——规划出错催生市场。“市场”固然没有“规划”那么具有权威性、强制力以及知识上的高度自负。可是,自愿、自由并自发的市场,更富有弹性。当更多人口相互竞争因规划出错未能及时提供的土地、空间以及其他稀缺资源时,有关资源的相对价格就上升,同时刺激供给并抑制需求。无论在哪里,在画得漂漂亮亮的规划里找不到位置的人,总可以在熙熙攘攘、有时嘈杂、混乱、“无序的”市场里求得一席之地。天晓得,那漠视市场的“规划”,其实恰恰是靠了市场才维系住自己的脸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