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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来跳去的狐狸
Posted 周四, 2013年 12月 19日 By ChangCe
跳来跳去的狐狸
何帆
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议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爱沙尼亚的面积只有4.5万平方公里，还没有美国的缅因州大。苏联的国土面积有2240万平方公里，爱沙尼亚只占苏联的千分之二。一只小小的螳螂竟然敢在坦克面前示威。奇怪的是，坦克居然停了下来。更令人奇怪的是，坦克随之突然散架。不到三年，不可一世的苏联几乎在一瞬间土崩瓦解。1991年12月25日晚19点38分，印着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在沉沉夜色中，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前降下。
苏联解体堪称20世纪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哪怕是瞎蒙，预言过会发生这一幕。1987年，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出版了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当时，他谈到了苏联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最让他担心却是美国的衰落。苏联解体，让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学者集体失语。
当时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政治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却丝毫不觉得奇怪。他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学者们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预测，比如，海湾战争会不会爆发、日本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崩溃、魁北克是否会脱离加拿大等等。2005年，他把自己研究了十几年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专家的政治判断》。泰特罗克的结论非常清楚：从总体上看，专家的预测明显地比群众的预测差。泰特罗克发现，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有15%。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会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就是不发生的概率有25%。当然，如果是一对一，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会比门外汉更有发言权，但一群专家和一群普通公众相比，专家一点优势都没有。假设群众数量很多，他们的判断和预测又都是独立做出来的，那么群众反而会比专家更聪明。
矮子里面也能挑将军。泰特罗克发现，尽管专家们都很笨，但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人会笨得少一些，有的人会笨得多一些。他把专家分为两个类型。一种叫“刺猬型”学者，一种叫“狐狸型”学者。什么叫狐狸型和刺猬型的学者？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Archilochus）。他说：“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后来，英国哲学家伯林在一篇谈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借用这个比喻，把很多作家按照他的理解分成了刺猬和狐狸。
刺猬们相信，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影响着整个社会。只要你发现了这个规律，历史的迷雾就顿时消散。弗洛伊德肯定是一只大刺猬。在他看来，什么都是潜意识、性冲动。你把他带到天安门广场，他都会说，对对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阳具崇拜的潜意思。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也有一大批是刺猬，他们坚信市场总是比政府聪明，不管什么事情出了问题，比如春运买不到票、火车脱了轨，甚至汶川有地震，他们都会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吧，这就是因为政府干预。说实在话，刺猬有刺猬的优势。“刺猬”更容易成为学术大师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深刻的片面性”。但正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所说的，一旦你接受了某种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论并坚定不移地信仰它，你就很难发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
狐狸们则天性多疑，对什么都不会全信。他们经常变化，喜欢向别的学者和别的学科学习，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如果看到的实际情况和原本相信的理论不一样，他们更愿意怀疑理论错了。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基本规律能左右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了反例、异常、错误和混乱的。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会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一点尤其惹人讨厌。
在电视上、网络上影响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这跟电视和网络的需求有关，也跟专家的性格有关。电视和网络要吸引眼球，需要那种斩钉截铁的说出惊世骇俗的观点的专家。越与众不同，越容易引起轰动。刺猬们往往更大胆、更激烈，说话底气更足。在电视和网络上，狐狸们却显得很无趣。亮出你的观点，旗帜鲜明一点，好不好？但狐狸们却说话含混，躲躲闪闪，观点听起来前后矛盾，真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为什么看来底气不足的狐狸们，做预测的时候可能比底气十足的刺猬们表现更佳呢？你得承认，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人们总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自信。谦虚、低调一点总是没错的，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凯恩斯曾经有一句名言：“当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我的想法也会随之改变，但是先生，你是怎么做的呢？”
狐狸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能传播思想的种子。我们可能会以为科学研究像叠罗汉一样，后来的学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科学研究的实际进展要混乱得多。有很多错误的研究大行其道，也有很多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却湮灭无闻。2005年，一个医学研究者John Ioannidis发表了一篇很有争议的论文《为什么大部分发表的研究报告都是错的》。他声称，医学杂志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现实中都是错的。后来，贝尔实验室证实了Ioannidis的判断，他们试着在实验室里重复医学杂志论文中的实验，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实验都无法得到论文里的结论。还有更离谱的。1994年，《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测定糖耐量的总面积和其它代谢曲线的数学模型》。注意，这篇论文想要讨论的是如何测量曲线下的面积。想起来了吧，这就是你大学时学的微积分。这篇论文“重新发明”了17世纪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成果。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不仅堂而皇之地发表了，还被引用了上百次。
但那些正确的思想却不会马上流传起来。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发扬光大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让他们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等到那些反对者最终死去，等到熟悉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普朗克说得也不对，年轻学者跟老年学者比，并没有显出更快地接受新生事物的倾向，他们甚至更容易被权威和传统俘虏。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知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
1999年，阿尔伯特-莱兹洛·巴拉贝西和他的合作者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讲的是一个叫做“偏好依附”的模型，他巴拉贝西和他的合作者用漂亮的数学模型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他们并非第一个发现这一现象的。20世纪70年代，一个叫德里克·普赖斯的科学计量学之父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普赖斯也不是最早的首创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的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这个想法。证明了在关系网（比如在社交网络上）中，人脉广的人所拥有的人脉会越来越广,难怪一个叫史蒂芬·斯蒂格勒（Stephen Stigler）的统计学家提出了“斯蒂格勒命名定理”：“没有一项科学定理是以其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斯蒂格勒命名定理”也不例外，最早说过这句话的是科学史学家罗伯特·默顿。
学者们也生活在人际网络中。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葛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了强纽带和弱纽带的概念。通过强纽带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人是我们的父母、配偶、最亲密的朋友等。通过弱纽带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你在中学和大学里其实没有说过几句话的同学、生意场上的客户、网络上互粉的网友等等。强纽带和弱纽带各有其功能。葛兰诺维特发现，弱纽带能够跨越不同的群体，形成更广泛的网络。有时候，办起事情来，弱纽带反而好使。他调查了求职者和介绍人之间的关系，发现大部分都不是强纽带，而是弱纽带。这就是弱纽带的力量。但葛兰诺维特认为，弱纽带有助于维系社会关系，却无法传播思想。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识的山洞里。在一个领域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解决方案，对另一个学科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公共知识，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隐藏了起来。只有当这些知识被全面认识和利用之后，新的理论才能创建。但这不是靠一个学科内部的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就能实现的，促进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有很多狐狸，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腿上沾着各种花花草草的种子，把他们传播到各地。再假设土壤和气温适宜，这些种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发芽。
刺猬或是狐狸，你是哪种类型的呢？
我是一只狐狸，一只跳来跳去的小狐狸。不断地变化，是我的人生哲学。
作者注：Philip Tetlock，2005,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关于知识是如何被遗忘和隐藏的，可参考阿贝斯曼，《失实：为什么我们知道的一切，有一半可能都将是错的》。书中提出了知识的“半衰期”，作者的测算是，物理学知识的半衰期是13.07。经济学知识的半衰期是9.38，数学知识的半衰期是9.17，宗教知识的半衰期是8.76。这说明我在研究生阶段学的经济学早已过时了。但很奇怪的是，宗教知识的半衰期怎么会比经济学还短呢？
何帆
1988年11月16日，爱沙尼亚议会宣布脱离苏联独立。爱沙尼亚的面积只有4.5万平方公里，还没有美国的缅因州大。苏联的国土面积有2240万平方公里，爱沙尼亚只占苏联的千分之二。一只小小的螳螂竟然敢在坦克面前示威。奇怪的是，坦克居然停了下来。更令人奇怪的是，坦克随之突然散架。不到三年，不可一世的苏联几乎在一瞬间土崩瓦解。1991年12月25日晚19点38分，印着镰刀斧头的苏联国旗在沉沉夜色中，最后一次在克里姆林宫前降下。
苏联解体堪称20世纪最大的政治事件，但几乎没有一个社会科学家，哪怕是瞎蒙，预言过会发生这一幕。1987年，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出版了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当时，他谈到了苏联内部存在的各种问题，但最让他担心却是美国的衰落。苏联解体，让全世界的国际政治学者集体失语。
当时还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心理政治学家菲利普·泰特罗克（Philip Tetlock）却丝毫不觉得奇怪。他从1987年就开始研究学者们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的预测，比如，海湾战争会不会爆发、日本房地产泡沫会不会崩溃、魁北克是否会脱离加拿大等等。2005年，他把自己研究了十几年的心得写成了一本书：《专家的政治判断》。泰特罗克的结论非常清楚：从总体上看，专家的预测明显地比群众的预测差。泰特罗克发现，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发生的概率有15%。当政治学家说一件事情绝对会发生的时候，平均而言，这件事情就是不发生的概率有25%。当然，如果是一对一，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专家会比门外汉更有发言权，但一群专家和一群普通公众相比，专家一点优势都没有。假设群众数量很多，他们的判断和预测又都是独立做出来的，那么群众反而会比专家更聪明。
矮子里面也能挑将军。泰特罗克发现，尽管专家们都很笨，但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的人会笨得少一些，有的人会笨得多一些。他把专家分为两个类型。一种叫“刺猬型”学者，一种叫“狐狸型”学者。什么叫狐狸型和刺猬型的学者？这个典故出自古希腊诗人阿齐罗库斯（Archilochus）。他说：“狐狸知道很多小事情，刺猬知道一件大事情。”后来，英国哲学家伯林在一篇谈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文章中，借用这个比喻，把很多作家按照他的理解分成了刺猬和狐狸。
刺猬们相信，在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影响着整个社会。只要你发现了这个规律，历史的迷雾就顿时消散。弗洛伊德肯定是一只大刺猬。在他看来，什么都是潜意识、性冲动。你把他带到天安门广场，他都会说，对对对，人民英雄纪念碑就是阳具崇拜的潜意思。在我的经济学同行中，也有一大批是刺猬，他们坚信市场总是比政府聪明，不管什么事情出了问题，比如春运买不到票、火车脱了轨，甚至汶川有地震，他们都会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吧，这就是因为政府干预。说实在话，刺猬有刺猬的优势。“刺猬”更容易成为学术大师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有“深刻的片面性”。但正如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卡尼曼所说的，一旦你接受了某种关于世界运行方式的理论并坚定不移地信仰它，你就很难发现世界的本来面目了。
狐狸们则天性多疑，对什么都不会全信。他们经常变化，喜欢向别的学者和别的学科学习，随时准备修正自己的看法。如果看到的实际情况和原本相信的理论不一样，他们更愿意怀疑理论错了。他们不敢相信一个基本规律能左右整个世界，这个世界一定是充满了反例、异常、错误和混乱的。你问他们一个问题，他们总是会给你模棱两可的答案。这一点尤其惹人讨厌。
在电视上、网络上影响力更大的往往是刺猬。这跟电视和网络的需求有关，也跟专家的性格有关。电视和网络要吸引眼球，需要那种斩钉截铁的说出惊世骇俗的观点的专家。越与众不同，越容易引起轰动。刺猬们往往更大胆、更激烈，说话底气更足。在电视和网络上，狐狸们却显得很无趣。亮出你的观点，旗帜鲜明一点，好不好？但狐狸们却说话含混，躲躲闪闪，观点听起来前后矛盾，真是一点自信心都没有。
为什么看来底气不足的狐狸们，做预测的时候可能比底气十足的刺猬们表现更佳呢？你得承认，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是最大的智慧。人们总容易犯的错误，就是过度自信。谦虚、低调一点总是没错的，修正自己过去的观点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凯恩斯曾经有一句名言：“当实际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我的想法也会随之改变，但是先生，你是怎么做的呢？”
狐狸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们能传播思想的种子。我们可能会以为科学研究像叠罗汉一样，后来的学者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但科学研究的实际进展要混乱得多。有很多错误的研究大行其道，也有很多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却湮灭无闻。2005年，一个医学研究者John Ioannidis发表了一篇很有争议的论文《为什么大部分发表的研究报告都是错的》。他声称，医学杂志发表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在现实中都是错的。后来，贝尔实验室证实了Ioannidis的判断，他们试着在实验室里重复医学杂志论文中的实验，结果发现，有三分之二的实验都无法得到论文里的结论。还有更离谱的。1994年，《糖尿病护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叫《测定糖耐量的总面积和其它代谢曲线的数学模型》。注意，这篇论文想要讨论的是如何测量曲线下的面积。想起来了吧，这就是你大学时学的微积分。这篇论文“重新发明”了17世纪牛顿和莱布尼茨的成果。就是这样一篇文章，不仅堂而皇之地发表了，还被引用了上百次。
但那些正确的思想却不会马上流传起来。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说过，“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发扬光大不是通过让它的反对者们信服，让他们看到真理的光明，而是等到那些反对者最终死去，等到熟悉真理的新一代成长起来”。普朗克说得也不对，年轻学者跟老年学者比，并没有显出更快地接受新生事物的倾向，他们甚至更容易被权威和传统俘虏。于是，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有些知识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现”。
1999年，阿尔伯特-莱兹洛·巴拉贝西和他的合作者发表了一篇著名论文，讲的是一个叫做“偏好依附”的模型，他巴拉贝西和他的合作者用漂亮的数学模型证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他们并非第一个发现这一现象的。20世纪70年代，一个叫德里克·普赖斯的科学计量学之父就已经指出了这一点。普赖斯也不是最早的首创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家的管理学家赫伯特·西蒙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了这个想法。证明了在关系网（比如在社交网络上）中，人脉广的人所拥有的人脉会越来越广,难怪一个叫史蒂芬·斯蒂格勒（Stephen Stigler）的统计学家提出了“斯蒂格勒命名定理”：“没有一项科学定理是以其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斯蒂格勒命名定理”也不例外，最早说过这句话的是科学史学家罗伯特·默顿。
学者们也生活在人际网络中。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马克·葛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提出了强纽带和弱纽带的概念。通过强纽带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人是我们的父母、配偶、最亲密的朋友等。通过弱纽带和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你在中学和大学里其实没有说过几句话的同学、生意场上的客户、网络上互粉的网友等等。强纽带和弱纽带各有其功能。葛兰诺维特发现，弱纽带能够跨越不同的群体，形成更广泛的网络。有时候，办起事情来，弱纽带反而好使。他调查了求职者和介绍人之间的关系，发现大部分都不是强纽带，而是弱纽带。这就是弱纽带的力量。但葛兰诺维特认为，弱纽带有助于维系社会关系，却无法传播思想。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知识的山洞里。在一个领域内众所周知的事实或解决方案，对另一个学科可能是闻所未闻的。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公共知识，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被隐藏了起来。只有当这些知识被全面认识和利用之后，新的理论才能创建。但这不是靠一个学科内部的学者大量阅读文献就能实现的，促进创新的最好办法就是有很多狐狸，从一个领域跳到另外一个领域，腿上沾着各种花花草草的种子，把他们传播到各地。再假设土壤和气温适宜，这些种子就可能在新的地方生根发芽。
刺猬或是狐狸，你是哪种类型的呢？
我是一只狐狸，一只跳来跳去的小狐狸。不断地变化，是我的人生哲学。
作者注：Philip Tetlock，2005,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How Good Is It? How Can We Know,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狐狸与刺猬：专家的政治判断》。关于知识是如何被遗忘和隐藏的，可参考阿贝斯曼，《失实：为什么我们知道的一切，有一半可能都将是错的》。书中提出了知识的“半衰期”，作者的测算是，物理学知识的半衰期是13.07。经济学知识的半衰期是9.38，数学知识的半衰期是9.17，宗教知识的半衰期是8.76。这说明我在研究生阶段学的经济学早已过时了。但很奇怪的是，宗教知识的半衰期怎么会比经济学还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