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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全：改革突破是如何取得的
2013年12月12日 财新网

财新记者 杜珂
　　2013年4月20日，中央中央发出《关于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征求意见的通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118份意见和建议从全国各地汇集到北京。
　　其中，就有高尚全的两份建议：5月和7月，他先后向中央提交了“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主题的建议”和关于中央文件起草方式的改革。高尚全提出，应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名称确定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在该意见中，他建议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这并不是高尚全教授第一次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意见。进入新时期以来，他已先后参加过六个中央文件的起草工作。在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上，高尚全秉持坚定的改革信念，一再发声，为改革理论创新和突破，做出了贡献。比如，在他的坚持下，“劳动力市场”“自由”和“人权”“对市场经济内涵的完善”以及“所有制理论的创新”等在当时看来很敏感的词句，写进了中央文件。从1982年调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以来，高尚全就与改革结下了缘分，如今已逾30多年。年过八旬，他戏称自己也是“80后”，与很多年轻的“80后”一样，朝九晚五，每天都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小楼里上班。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两天，财新记者专访了这位将自己的生命与改革大业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老人。
改革建议
　　财新记者：此次三中全会的一个亮点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提到，在三中全会之前你给中央提的一个建议就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我们记得，2005年，你就提出过成立改革协调机构的建议，那时没有被接纳。在你看来，这次为何与以往不同？
　　高尚全：要有一个权威机构来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和统筹协调，我在2005年就提过。当时，国务院开常务会议，请了九位专家学者，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提了六条意见，最后一条意见就是要有一个机构，建立一个协调机制。我主要是提了三种备选方案，第一是恢复体改委，第二是中央成立一个改革的协调小组，第三是要加强目前发改委改革的职能。新时期改革的重要特点就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就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要推进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改革五位一体的改革。这样的话，就必须在中央层面成立一个改革的协调小组。光是恢复一个体改委或者是加强发改委改革的职能，还是只局限在经济层面，包括不了这么全。
　　因为过去中央三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都参加了，我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寄予厚望，所以，我４月就思考向中央建言如何全面深化改革。一个建议就是成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总体设计、统筹协调。下设办公室，负责全面深化改革的协调督督促协查、评估落实。其重要性不亚于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因为它涉及的面更广泛、内容更深刻，要求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更强。考虑到中央新的财经领导小组刚刚成立，为了不增加新机构，建议可采取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充实人员的办法。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提法是如何一步步变化的

　　财新记者：这次“决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被有的学者称为出乎意料。你怎么看这个提法？对下一步改革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参加过十二届三中全会、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六届三中全会文件的起草工作，这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请谈谈有关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作用的提法是如何一步步变化的？
　　高尚全：我认为，这次三中全会最大的亮点是明确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两字之变，意义十分重大，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是经济体制上重大理论创新，是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内涵的“质”的提升。正如习总书记所说：“作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定位，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市场化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的精神，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来的。十四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了十四届三中全会，去掉“社会主义”四个字，表述为“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到了十六届三中全会，修改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不再提“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
　　2003年4月，我参加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起草。最初，草案还是用“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表述，我感觉到这种表述不大科学。我当时提了五条理由：一是它这样表述把宏观调控作为资源配置的前提条件，而不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二是资源配置主体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三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四是宏观调控主要运用经济手段，而不是主要运用行政手段；五是中央才有宏观调控权，而不是各级政府都有宏观调控权。起草小组组长温家宝赞成我的建议，将原来的表述修改为“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个表述最后经过了中央的同意。



为何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财新记者：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要有新突破，就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一些思想观念障碍往往不是来自体制外而是来自体制内。”怎么理解这些话？
　　高尚全：35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也就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每次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都是以解放思想为先导。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现体制创新和理论创新。比如，“商品经济”概念的提出，就是解放思想的结果。我记得当时首先提出商品经济理论的是在广东工作的经济学家卓炯。1979年在无锡召开的社会主义经济价值规律讨论会上，也有人提出商品经济的意见，还有国务院财委改革小组也提出类似的意见。这些见解没有被中央采纳，没有进入到中央的决策。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1984年开始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邓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他说就搞这个文件，别的不搞了。根据小平同志的意见，中央成立了文件起草领导小组。起草小组在第五稿的时候把草稿发到中央各个部门、各个省市自治区征求意见。当时国家体改委提出，在讲到改革要建立新模式的时候，应当明确提出我们的经济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4年9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给中央常委写信，提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三点意见，指明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计划要通过价值规律来实现。邓小平、陈云同志在他的信上画了圈表示同意。9月11日，中央召集了在京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纪委委员、中央各部门的主要负责同志、各省市区、各大军区同志，还有26个大企业的负责同志，共约1500人，认真讨论了征求意见稿，把原稿第四部分“改革计划体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的标题改为“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再比如，十七大报告提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这三者既要相互协调又要相互制衡。过去，有人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现在理直气壮写到中央文件上了，这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回看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围绕姓“资”姓“社”、姓“公”姓“私”意识形态领域的争论很突出。要先问一下姓“资”姓“社”，标准是停留在本本上，停留在老祖宗说过没有。
　　例如搞股份制，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后来就去看经典著作上有没有。幸好，马克思对股份制有过论述，所以就有了勇气去推行。反过来看，假如老祖宗没有讲过，怎么办？我们对老祖宗的要求太苛刻了，哪能要求他预言100多年以后的事情。我们曾经历过农村困难时期，不准农民养猪养鸡，不准有自留地，不准有农贸市场，更不准养牛，也不许农民买手推车，因为牛和手推车是生产资料。因为本本上说，生产资料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不管其宗旨和目标究竟是什么。时至今日，还有个别国家，为了坚持“社会主义”不让农民养牛。现在觉得很可笑，但我们过去也经历过。35年的改革开放，经验教训都很深刻，我们必须认真总结。


改革如何落实
　　财新记者：下一步，改革的设想如何落实是大家目前很关注的问题，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高尚全：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个理念应落实到改革发展的全过程。看看越南的改革，也许对我们有所启示。越南的改革起步晚，但步子大。
　　上世纪80年代我任国家体改委副主任时曾多次向越南领导人介绍我国改革的情况。如今，他们的做法值得我们注意。越共在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时，提前两个月就把大会报告发给全民讨论。今年，越南要修改宪法，以民主的现代化的文明社会作为核心理念，开门征求全党、全国人民的意见，目前共收集到了2600万条意见和建议，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改革激情。我在参加起草十五大报告时，曾提过中央文件起草方式的改革建议。时至今日，我仍认为有改革的必要，有两个问题值得重视：
　　一是，如何进一步发挥智库的作用。我国已建立了不少智库，它们将在改革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参谋作用。为此，建议中央选择四五个智库，限期交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方案。这样可以调动智库的积极性，各智库之间开展竞争，提高智库的学术水平；起草小组和智库两条腿走路，可以丰富中央文件的内容。
　　二是，如何进一步激发广大党员、干部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在互联网时代，利用好现代信息工具，又坚持保密的情况下，建议设立一个专门的电子邮箱或者网站，广大党员、干部可以通过这个电子邮箱或网站为改革献计献策，使中央文件起草的过程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参与的过程，也是形成共识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