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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改革领导小组是落实《决定》的组织保证
Posted 周五, 2013年 11月 22日 By ChangCe
专访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
改革领导小组是落实《决定》的组织保证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我们国家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同时也描绘了下一步我们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军队、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改革蓝图。”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对21世纪经济报道强调。
在杨伟民看来,就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来讲,《决定》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媲美。
杨伟民认为,《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基础”改为“决定”这两个字改动的影响和作用,不亚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的地位和作用。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21世纪》:你认为,《决定》从整体上来看有哪些特点?
杨伟民:首先,主题是全面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目前为止,这35年,有六次三中全会,每次三中全会的主题都是改革,但是除这次以外,以前三中全会的文件,大多是某一方面的改革,比较全的就是1993年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有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但是都没有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内容如此全面。我们说中国要改革,那么到底改什么东西呢?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改革的对象就包括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体制,以及党的建设的体制。
第二,主线是清晰的。中国的改革不是无原则、无方向、无立场的改革,该改的我们要改,不该改的一百年也不会改。我们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是我们改革总的目标。总的方向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方向。
这次改革除了总的目标和方向以外,还分别提出了六个领域的改革主线,讲了六个“紧紧围绕”,如第一个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每个领域都有了一个方向,不仅总的改革方向、改革目标很清楚,同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都有一个主线,是围绕这个主线来展开,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改革总的方向不迷失,同时每个领域的改革也不会走偏。
第三,重点是突出的。这次决定虽然讲到是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同时也明确,我们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牵引是什么意思?就是“火车头”作用。经济体制改革还是重点,它带领着其他领域改革。因为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态的等等各种各样问题,归结到一点,还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所以我们还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已进入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近期来看,我们也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化解产能过剩等问题,同时地方债务、金融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要破除这些难题,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来讲,主要还是经济体制改革不适应下一步发展的需要,我们的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弱,但是要有新的红利,主要就靠发挥制度的红利。所以,我们仍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第四,这次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决定》六十条当中,有55条重大改革任务,具体的改革措施大概有三百多条,每一条或者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改革任务,要完成这些改革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决定》“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条、每一句话落实下去,都会对某方面的体制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到2020年,我们会建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各个方面的体制。
市场如何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1世纪》:《决定》的一大亮点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对此你如何解读?
杨伟民: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西方经济学说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但是这两只手的作用的内涵不一样,遗憾的是在现行的教科书当中对这个问题没有说太清楚。《决定》两字之改,实际上明确了市场这只手和政府这只手各自作用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我们原来定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最初的定义。现在把这个定义改掉了,这就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搞清楚了,“决定性作用”的意思就是最终的决定者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当然,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要发挥两只手的作用。但是,发挥作用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这次在《决定》中通篇贯彻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我觉得至少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界定了政府这只手的范围,即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就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第二,界定了宏观调控的任务、体系和手段。过去有过把宏观调控扩大化的倾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实际上宏观调控应该是什么呢?这次界定得很清楚,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等,而不是到处伸手。
第三,界定了政府定价的范围。《决定》明确,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定价,就违反了《决定》的要求。政府要定价,还要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不是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第四,界定了政府审批的界线。按《决定》精神,要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这个看起来好像虚了一点,但是以后是可以操作的,因为还要建立一个权力清单。
第五,界定了政府投资审批的边界。政府投资审批是哪些,《决定》也说得很清楚,绝大多数投资都不批了,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接受,政府不再审批。
第六,界定了政府考核评价的内容。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在中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完善发展成果评价体系,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将有效引导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
第七,界定了国资管理重点和国有资本投资的重点。国有资本属于全民所有,属于国家。《决定》提出,对国资的管理,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等。
总之,在整个《决定》当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部分当中,都贯彻这样一个主线,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改革计划如何落实?
《21世纪》:《决定》提出了非常详尽的改革计划,那么如何保障这些计划能够落实?
杨伟民:这次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落实方面是很扎实的。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新风,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到就要做到,决不会放空炮。在《决定》中是怎么体现落实要求的呢?
至少有两条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有组织保证。《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总体推进、督促落实,这就是组织保证。成立这样的领导机构,是为了更好地去落实改革任务。一是适应改革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的需要。现在的改革任务都是硬骨头,涉及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这种改革,根据我们的经验,必须要更高层的机构来强力推动,否则的话这种利益格局是打不破的。二是把握改革方向、掌控大局、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的需要。既然是全面改革,就必须要协调推进,不能单兵突进,如果只有单个任务推进,别的任务不跟进的话,会出问题的。中央要有这样一个机构,来把握总的改革方向,不能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偏离这样的方向。摸着石头过河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领域的改革必须中央统筹考虑,进行顶层设计。如财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从基层就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税制改革,必须要做顶层设计。三是真正把改革任务一个一个落实下去的需要。只有中央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才能把各个方面的改革,包括人大的、政协的、司法的、国防军队的改革落实下去。
第二,有时间保证。《决定》明确,到2020年,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组织保证、时间保证,证明了我们这次改革并不是喊口号,放空炮,而是要一件一件、一条一条,扎扎实实,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锤一锤地钉,才能把钉子钉实钉牢。
改革领导小组是落实《决定》的组织保证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是我们国家下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行动纲领,同时也描绘了下一步我们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国防军队、党的建设各个方面的改革蓝图。”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对21世纪经济报道强调。
在杨伟民看来,就全面深化改革的内容来讲,《决定》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相媲美。
杨伟民认为,《决定》提出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把“基础”改为“决定”这两个字改动的影响和作用,不亚于1992年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的地位和作用。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21世纪》:你认为,《决定》从整体上来看有哪些特点?
杨伟民:首先,主题是全面的。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目前为止,这35年,有六次三中全会,每次三中全会的主题都是改革,但是除这次以外,以前三中全会的文件,大多是某一方面的改革,比较全的就是1993年通过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还有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但是都没有像这次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内容如此全面。我们说中国要改革,那么到底改什么东西呢?改革的对象是什么?改革的对象就包括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国防和军队体制,以及党的建设的体制。
第二,主线是清晰的。中国的改革不是无原则、无方向、无立场的改革,该改的我们要改,不该改的一百年也不会改。我们的总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就是我们改革总的目标。总的方向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总的方向。
这次改革除了总的目标和方向以外,还分别提出了六个领域的改革主线,讲了六个“紧紧围绕”,如第一个是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每个领域都有了一个方向,不仅总的改革方向、改革目标很清楚,同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都有一个主线,是围绕这个主线来展开,这样可以使我们的改革总的方向不迷失,同时每个领域的改革也不会走偏。
第三,重点是突出的。这次决定虽然讲到是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同时也明确,我们改革的重点是经济体制,要发挥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改革的牵引作用。牵引是什么意思?就是“火车头”作用。经济体制改革还是重点,它带领着其他领域改革。因为我们中国现在面临的所有问题,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生态的等等各种各样问题,归结到一点,还是我们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发展中国家,我们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变,所以我们还要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仍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我们已进入到从中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阶段,近期来看,我们也面临着增长速度换挡,化解产能过剩等问题,同时地方债务、金融等领域都存在一定的风险,要破除这些难题,解决这些问题。根本来讲,主要还是经济体制改革不适应下一步发展的需要,我们的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弱,但是要有新的红利,主要就靠发挥制度的红利。所以,我们仍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
第四,这次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决定》六十条当中,有55条重大改革任务,具体的改革措施大概有三百多条,每一条或者每一句话都是一个改革任务,要完成这些改革任务,是相当艰巨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决定》“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每一条、每一句话落实下去,都会对某方面的体制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我相信到2020年,我们会建成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其他各个方面的体制。
市场如何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21世纪》:《决定》的一大亮点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对此你如何解读?
杨伟民: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理论突破。西方经济学说要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还有一只看得见的手,但是这两只手的作用的内涵不一样,遗憾的是在现行的教科书当中对这个问题没有说太清楚。《决定》两字之改,实际上明确了市场这只手和政府这只手各自作用的内涵是不一样的。
我们原来定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这是最初的定义。现在把这个定义改掉了,这就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搞清楚了,“决定性作用”的意思就是最终的决定者是市场而不是政府。
当然,在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要发挥两只手的作用。但是,发挥作用的内涵是不一样的。这次在《决定》中通篇贯彻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思想,我觉得至少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界定了政府这只手的范围,即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就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第二,界定了宏观调控的任务、体系和手段。过去有过把宏观调控扩大化的倾向,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宏观调控下发挥市场的作用。实际上宏观调控应该是什么呢?这次界定得很清楚,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等,而不是到处伸手。
第三,界定了政府定价的范围。《决定》明确,凡是能由市场形成价格的都交给市场,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重要公用事业、公益性服务、网络型自然垄断环节。如果超出这个范围定价,就违反了《决定》的要求。政府要定价,还要提高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不是想怎么定就怎么定。
第四,界定了政府审批的界线。按《决定》精神,要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市场机制能够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这个看起来好像虚了一点,但是以后是可以操作的,因为还要建立一个权力清单。
第五,界定了政府投资审批的边界。政府投资审批是哪些,《决定》也说得很清楚,绝大多数投资都不批了,除关系国家安全和生态安全,涉及全国重大生产力布局、战略性资源开发和重大公共利益等项目外,一律由企业依法依规自主接受,政府不再审批。
第六,界定了政府考核评价的内容。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在中国现行的体制机制下,完善发展成果评价体系,不再单纯以GDP论英雄,将有效引导各级地方政府的行为。
第七,界定了国资管理重点和国有资本投资的重点。国有资本属于全民所有,属于国家。《决定》提出,对国资的管理,要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要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等。
总之,在整个《决定》当中,特别是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各部分当中,都贯彻这样一个主线,就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改革计划如何落实?
《21世纪》:《决定》提出了非常详尽的改革计划,那么如何保障这些计划能够落实?
杨伟民:这次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在落实方面是很扎实的。这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执政新风,就是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说到就要做到,决不会放空炮。在《决定》中是怎么体现落实要求的呢?
至少有两条是非常清楚的:第一,有组织保证。《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总体推进、督促落实,这就是组织保证。成立这样的领导机构,是为了更好地去落实改革任务。一是适应改革进入到攻坚期和深水区的需要。现在的改革任务都是硬骨头,涉及到区域之间、城乡之间、部门之间、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利益格局的大调整,而这种改革,根据我们的经验,必须要更高层的机构来强力推动,否则的话这种利益格局是打不破的。二是把握改革方向、掌控大局、协调推进各方面改革的需要。既然是全面改革,就必须要协调推进,不能单兵突进,如果只有单个任务推进,别的任务不跟进的话,会出问题的。中央要有这样一个机构,来把握总的改革方向,不能在改革的过程当中偏离这样的方向。摸着石头过河肯定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领域的改革必须中央统筹考虑,进行顶层设计。如财税体制改革,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从基层就摸着石头过河进行税制改革,必须要做顶层设计。三是真正把改革任务一个一个落实下去的需要。只有中央成立这样一个机构,才能把各个方面的改革,包括人大的、政协的、司法的、国防军队的改革落实下去。
第二,有时间保证。《决定》明确,到2020年,要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组织保证、时间保证,证明了我们这次改革并不是喊口号,放空炮,而是要一件一件、一条一条,扎扎实实,像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要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锤一锤地钉,才能把钉子钉实钉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