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官话：中国官员的谎言根源

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佩里·林克(Perry Link)根据自己30年对汉语奇诞现象的研究记录，勾勒出一幅揭示中国政治圈内人思维方式的生动图景。长达一个世纪的思想斗争或许已使中国分裂出很多派别，但“官话”——一种极为圆滑的表达方式——却将相互争斗的各派联合在一起。

林克剖析了中国现代统治者有意或无意用语言使民众服从的机制。这对当下不管在哪个级别上与中国打交道的人都有重要的启示。

以对使用标语口号进行宣传的偏好为例。那些提醒人们横穿马路时要小心，或上卫生间后要冲水的中文标志，经常为“七言”结构，使用“二-二-三”节律。这是诗歌基本结构中的一种。在中国人听来，这种节奏感不仅听上去“对头”，而且赋予口号本身以权威性。

因而这种结构深受宣传部门的欢迎。在文化大革命达到高潮之时，红卫兵声讨着一切传统事物，毛泽东却仍然在使用这种古典的形式：“灵魂深处干革命”。

林克认为，可能是传统的力量非常强大，以至于毛泽东甚至并未意识到他在用“旧”思维攻击“旧”思想。疯狂高呼“我们要见毛主席”的年轻信徒们可能也没意识到这点。

林克接着讨论了隐喻的使用，但该书最为成功之处是最后一节，他在其中揭示了操纵性语言在现代中国政治中的内在作用机制。在干隆年间，“官话”只在官员中普遍使用，然而从毛泽东时代以来，它却日益毒害人们的日常谈话。

1958年至1961年，在毛泽东发起的灾难性“大跃进”运动中，尽管身边饿死了数千万人，人们仍不得不说着“大丰收”这种“官话”。他们学会了反着来解读报纸上的“官话”，就像今天他们仍在做的那样：宣称腐败已经减少的消息，表明腐败比想象中更严重。声称100家妓院被关闭的新闻标题，则意味着成百上千家妓院还在营业。

“官话”喜欢用笼而统之的话做挡箭牌，形成了政治评论员曹长青所称的“水果语言”。正如林克所解释的：“如果一位官员说‘水果很好’，结果上级认为香蕉不好，那么这位官员就可以说‘我指的是苹果’。水果语言让官员保留回旋余地，甚至能保住他或她的仕途。”

用模糊而矛盾的“官话”表达法规，并偶尔实施这些法规，纵容了随意的指控，掩饰了专制的行为，并让几乎每个人都可能被冠上罪名。外国商人很快意识到，他们根本无法遵守所有的地方法规；好在他们欣慰地发现，多数法规都没有得到执行。

但当贪婪的官员突然指出他们没有遵守某条法规，要求缴纳罚款甚至干脆要求接管企业所有权时，他们毫无抵抗之力。

判断官方声明正确性的标准，不是看它们是否真实，而是看它们是否服务于官方利益。“官话”比普通谎言更可靠，因为它不仅表明了说话者希望听众相信什么，而且表明了说话者的利益所在。

言语与内心真实想法两者之间的差距，是如何超出政治领域并渗入到其他许多领域的？对这个问题，林克并未详加探讨。来到中国的人——不管是发现导游的话不可信的游客，还是必须抛弃对合同约束力所持信仰的商人——都必须迅速学会看穿谎言。

到中国来的外国人不妨略过机场书店中的《孙子兵法》，而拿起林克的书。一个人可能花一生时间学习中文，却仍然无法理解这个国家。关键还在于破解“官话”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