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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保卫战”中的天则与体制
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卢跃刚


2007年第15期《南方人物周刊》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11年前的三亚保卫战》，第一次披露了17年前--1996年成功阻止一个超级污染项目侵入三亚市的经过。正如报道所言，这个保卫战是天则所主持的。被采访的主人翁，记者用了“Y”来替代。

这个“Y”就是我。我当时要求记者不公开我的名字。此前，我和我的合作者君子约定，10年之内不公布这个事件的内幕和我们的名字。三亚大化肥项目，是“总理项目”，水很深。我们深知其中厉害。我们的全部运作过程是匿名的。五年前，我在《南方人物周刊》公布了内幕。今天，天则所20周年纪念日，另外两名合作者的名字可以公布了，他们是前重庆日报和新华社记者徐宁、前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秦海。


“三亚保卫战”是当时狙击大化肥时命名的。我跟《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说，面对强大的利益集团，我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新闻媒体、NGO、专家、体制内力量合作制止大型污染项目的成功范例。它们在这个范例中分别扮演了杠杆（《南方周末》披露真相）、平台（天则所组织专家论证并签署意见书）、科学论证（多学科专家权威意见）、最后一击（体制内高官出手制止）的角色。战役从启动到终结，有节奏依次展开，操作过程只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三亚保卫战”有两个重要的经验，即对NGO平台--天则所功能的认识和对体制的认识。天则所自不必说，它在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地位和影响力，更重要的是，张曙光先生是1987年海南发展战略主报告的执笔者，海南的资源状况、产业布局，他是权威，所以张曙光先生既是“三亚保卫战”第一波新闻媒体的发言者，也是第二波专家独立论证的组织者。

根据我的长期观察，NGO社会干预一直有个盲点，就是对体制的认识，一般都把官僚体制当作天然的对手和敌人，社会干预往往没有体制呼应、配合，往往事倍功半或功亏一篑。没有意识到，更不可能在理论和案例上专门研究：第一，再强大的利益集团都可能有足够强大的对立面；第二，政府不是铁板一块。“三亚保卫战”展开前，我仔细研究了海南省区域经济定位，成都化八院环评报告，国务院主要领导、国家计委、海南省省委书记、省长的态度以及围绕着大化肥项目各大利益集团的角逐，发现了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和全国人大环资委主任委员、前国家环保部部长曲格平的环保理念。于是设计了全国人大制衡国务院的终极路径。万里、曲格平出手，一击成功。

三亚大化肥项目，据说导致了高层利益格局的洗牌，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借势把大项目的决策权，从国务院拿到了他任组长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

签名专家中有梁从诫先生。他的名言，“我们管得了滇西金丝猴，管不了三亚大化肥”，概括了九十年代至今中国NGO的处境和心态。他出于保护“自然之友”，拒绝了我们的请求，却同意在给曲格平的信上签名，表示个人支持的态度。这里需要特别说明，并告慰先生在天之灵。

那个晚上，最后一个签名的是茅于轼先生。我和秦海走出茅先生家时，已经是午夜11点半了。我们很兴奋，一路聊着，满天星斗，走路回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原标题《我是“Y”——关于一篇报道和一封信的背景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