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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大部制为政改试水
Posted 周五, 2013年 03月 22日 By ChangCe
吴稼祥:大部制为政改试水
2013.03.18
这次大部制改革提出的宗旨是:政企(国有企业)分开,政资(国资管理)分开,政社(社会团体)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这些都有助于民间企业、民间社会和公民权利成长。
吴稼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研究员,著有《公天下》、《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等。
看到这个标题,你也许不同意。如果把大部制改革定义为“合并相同或相近职能机构,减少机构数量”,那么,这种改革从1982年开始,已搞过5回(1982,1988,1993,1998,2003),加上这一次,6回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哪里呢?
大部制改革在西方国家,与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关系,在中国,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说中国至今没有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很大的误解。
如果问:改革前中国是什么政治体制?好听点,是全权体制。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一体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让政府权力与经济社会文化分开,不直接干预。因此,市场化是推动全权政体向威权政体转变的根本动力。政经政社政文分开,在机构上的表现,就是数量减少,职能合并(大部制),中国国务院部委,从1982年的100个,减到1998年的29个,就是市场化推动的结果。
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决心改革政体,两年后的1982年,大幅度机构改革,国务院100个部,减为61个。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要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次年(1988年),再次机构改革,部委减为41个。但之后部委又迅速增加,从41个增到86个。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重启,1993年机构改革,部委又减少到59个;1998年再改,减少到29个。虽然2003年的机构改革,2008年正式提出的“大部制”改革,都很高调,但每次只减少了一个部委:1998年29个,2003年28个,2008年改革后27个,雷声大雨点小。
不过,部委数量多少并非改革力度大小的唯一标准,还要看减少或增加的是什么职能部门。比如,2003年大部制改革,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虚设的议事机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均撤销,并入国家计委,新成立国家发改委。发出的信号,是计划吞了改革。
中国改革从经济体制开始,核心是建立市场机制,发展经济,让国家富强,国民富裕。这显然是利益-效率优先型的改革。以前的机构改革,或大部制改革,也基本上是效率优先的改革: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但它并非没有促进公平的含义。这次大部制改革提出的宗旨是:政企(国有企业)分开,政资(国资管理)分开,政社(社会团体)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这些都含有进一步“割全权社会尾巴”的意思:反对垄断,下放权力。有助于民间企业、民间社会和公民权利成长。
既然是接着“割全权社会残余尾巴”,本次大部制改革就有还旧账的成分,比如铁道部改革。这是旧经济体制的最后一块堡垒,或者说一块化石。它不仅政企不分,甚至政社不分,行政司法不分(铁道部有自己的法院和警察)。民用航空早就改了,铁道改不了,不会有像样的借口。我最近参加一个视频节目,谈这次大部制改革,现场6个嘉宾(包括我),一百多个参与讨论的青年人,分正反方辩论,但没有人不赞成铁道部改革,只有一个嘉宾赞成改革铁道部,不赞成把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可见共识程度之高。
大部制成功的直观标志之一,是机构精简。机构要精简,政府必须小,否则,今天减了,明天还会增,就像弹簧,你压下去,还会弹回来。政府要小,职能先要少,这取决于两件事情,第一,发展市场经济,市场能做的,政府别做。这件事,过去35年一直在做,虽然有反复,总体是好的;第二,对于政府必须管的事,权力也要下放,地方能管的,中央不要管;基层能管的,上一级不用管。
这两点,都需要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安徽铜陵市这几年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同城同权的户籍制度改革、社区自治改革,都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同。最近还要尝试服务体系改革,目标是把某些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政府从包办到购买。这是正确的改革方向。
2013.03.18
这次大部制改革提出的宗旨是:政企(国有企业)分开,政资(国资管理)分开,政社(社会团体)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这些都有助于民间企业、民间社会和公民权利成长。
吴稼祥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部研究员,著有《公天下》、《果壳里的帝国:洲级国家时代的中国战略》等。
看到这个标题,你也许不同意。如果把大部制改革定义为“合并相同或相近职能机构,减少机构数量”,那么,这种改革从1982年开始,已搞过5回(1982,1988,1993,1998,2003),加上这一次,6回了,政治体制改革在哪里呢?
大部制改革在西方国家,与政治体制基本没有关系,在中国,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都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说中国至今没有进行过政治体制改革,是个很大的误解。
如果问:改革前中国是什么政治体制?好听点,是全权体制。政治权力与经济、社会、文化的关系,是一体的。市场化改革,就是让政府权力与经济社会文化分开,不直接干预。因此,市场化是推动全权政体向威权政体转变的根本动力。政经政社政文分开,在机构上的表现,就是数量减少,职能合并(大部制),中国国务院部委,从1982年的100个,减到1998年的29个,就是市场化推动的结果。
1980年,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决心改革政体,两年后的1982年,大幅度机构改革,国务院100个部,减为61个。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要着力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次年(1988年),再次机构改革,部委减为41个。但之后部委又迅速增加,从41个增到86个。1992年邓小平南巡,改革重启,1993年机构改革,部委又减少到59个;1998年再改,减少到29个。虽然2003年的机构改革,2008年正式提出的“大部制”改革,都很高调,但每次只减少了一个部委:1998年29个,2003年28个,2008年改革后27个,雷声大雨点小。
不过,部委数量多少并非改革力度大小的唯一标准,还要看减少或增加的是什么职能部门。比如,2003年大部制改革,原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和虚设的议事机构—国家体制改革委员会均撤销,并入国家计委,新成立国家发改委。发出的信号,是计划吞了改革。
中国改革从经济体制开始,核心是建立市场机制,发展经济,让国家富强,国民富裕。这显然是利益-效率优先型的改革。以前的机构改革,或大部制改革,也基本上是效率优先的改革: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但它并非没有促进公平的含义。这次大部制改革提出的宗旨是:政企(国有企业)分开,政资(国资管理)分开,政社(社会团体)分开,政事(事业单位)分开。这些都含有进一步“割全权社会尾巴”的意思:反对垄断,下放权力。有助于民间企业、民间社会和公民权利成长。
既然是接着“割全权社会残余尾巴”,本次大部制改革就有还旧账的成分,比如铁道部改革。这是旧经济体制的最后一块堡垒,或者说一块化石。它不仅政企不分,甚至政社不分,行政司法不分(铁道部有自己的法院和警察)。民用航空早就改了,铁道改不了,不会有像样的借口。我最近参加一个视频节目,谈这次大部制改革,现场6个嘉宾(包括我),一百多个参与讨论的青年人,分正反方辩论,但没有人不赞成铁道部改革,只有一个嘉宾赞成改革铁道部,不赞成把铁道部并入交通部。可见共识程度之高。
大部制成功的直观标志之一,是机构精简。机构要精简,政府必须小,否则,今天减了,明天还会增,就像弹簧,你压下去,还会弹回来。政府要小,职能先要少,这取决于两件事情,第一,发展市场经济,市场能做的,政府别做。这件事,过去35年一直在做,虽然有反复,总体是好的;第二,对于政府必须管的事,权力也要下放,地方能管的,中央不要管;基层能管的,上一级不用管。
这两点,都需要进一步的体制改革。安徽铜陵市这几年在社会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不少探索。同城同权的户籍制度改革、社区自治改革,都获得国务院有关部门认同。最近还要尝试服务体系改革,目标是把某些公共服务职能市场化,政府从包办到购买。这是正确的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