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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盖茨式慈善
来源于 财新《中国改革》 2013年第3期 出版日期 2013年03月01日

财新《中国改革》 记者 任波 昝馨 蓝方 刘虹桥

专访叶雷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

　　2013年2月20日，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下称盖茨基金会）正式发布了比尔·盖茨《2013年度公开信》的中文版。从2008年开始，全职投入慈善公益事业的比尔·盖茨，在每年新年伊始都会发布一封公开信，与公众分享他在过去一年对慈善事业的思考。今年，比尔·盖茨将思考的重点放在了“结果考量”上。
　　同日，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叶雷公开宣布，接下来，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将逐步增加在农业、卫生领域的战略性投资，通过中国的能力与实力，携手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逐步减少直接性援助资金。
　　盖茨基金会做慈善有着自己的独特之处，他们倡导以商业方式做慈善，引入了风险投资的理念，推动高科技与慈善的联姻，并强调用结果考量的方式提升慈善公益事业的效率。这样的思路与传统慈善究竟有何区别？中国在盖茨基金会的全球慈善投资版图中又处于什么位置？
　　2月12日，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与比尔·盖茨相约墨西哥，对谈其慈善理念（参见财新《新世纪》周刊2013年第7期封面报道“盖茨这样做慈善”）。 2月19日，叶雷又接受了财新《中国改革》记者的专访，对盖茨的慈善理念及其在中国的战略作出深度解析。
穷人的风险投资
盖茨基金会不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社区的穷人可及
　　财新《中国改革》：盖茨基金会是目前全球资金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基金会做慈善有何独特之处？
　　叶雷：盖茨基金会最大的特点在于我们的运作模式，很像是商业“投资”——为穷人投资。
　　盖茨基金会是个慈善组织，但也可以看做一个投资机构。和直接将资金捐赠到受助对象手中的直接性投资模式不同，我们采用的是间接性投资的方式。我们的目标人群很大，即全世界的贫困人群。我们现在在做的，是代表这些贫困人群做投资。盖茨基金会把资金投入到有发展潜力的、有能力改善穷人生存状况、提高生活质量或延长生命期限的产业或行业上，我们投资的产出是一些具体的产品或服务，如疫苗、新药物、诊断工具等。这些产品和服务最终会到达穷人，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操作上看，我们与一般的风险投资机构没有什么区别，但盖茨基金会不参与盈利或分红，而是将风险收益用于降低产品或服务价格，使不同国家、社区的穷人可及。在这个模式下，受益人可能并不知道是因盖茨基金会的投资项目而受益。
　　财新《中国改革》：疫苗研发是基金会投资份额最大的部分。为什么把钱投在疫苗上？
　　叶雷：全球健康是基金会最大的投资领域。这其中一半的钱都投在疫苗。之所以选择疫苗，是因为在南亚、非洲和中国西部最贫困的地方，婴儿的死亡率很高，而疫苗是最有效地降低死亡率的方法之一。
　　在非洲，约45%的孩子死于腹泻和肺炎。在欧美，有非常好的疫苗可以实现这两种疾病的免疫。如果这些疫苗能够在非洲普及，将有望把因这两种疾病引发的死亡率降低至少四分之一，这会是非常伟大的进步。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疫苗价格太贵了。肺炎疫苗一针约100美元，一个孩子出生后要打三针，合人民币约2000元。这个价格，一般中国农村老百姓是不可承担的，非洲更甚。盖茨基金会在做的事情，是投资两三家公司，给予资金和技术支持，使之改善生产条件和研发能力，开发新的肺炎疫苗。新疫苗研发成功后，由于刨去高昂的研发费用，这些企业就可以用极低的合约价格出售疫苗。如果我们能够使肺炎疫苗价格降低到3美元，盖茨基金会就无需再出资，贫困国家政府使用联合国或各国政府的援助资金就可承受疫苗费用，进而在国内扩大免疫范围，降低死亡率。
　　财新《中国改革》：你刚才提到“风险投资”。盖茨基金会投资的风险在哪里？如何应对失败的投资？
　　叶雷：风险当然是存在的，因为我们投出去的钱不一定能转换为成功的产品或服务。我们投资的主要领域是医药和农业产品的新技术研发。这种技术性研发，本身就有很大的风险。如果我们资助的企业和研发机构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无法克服技术瓶颈，制造不出新产品，我们的投资就算失败了。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合理的失败。还有一种风险是，如果我们资助的企业换了CEO，违约或毁约，不再按合约价格提供低价产品。如果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得承担这样的后果。
　　这种投资精神，也是一种冒险精神。众所周知，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周期非常长，而且可能遭遇研发失败。这样的领域，大部分慈善机构都不会涉及，他们更愿意选择如建医院这样直接、具体、成果可见的事情来做。相较而言，盖茨基金会有更大的资金规模，所以也有能力和魄力去承担一些长远的、高风险的投资项目。
　　如果项目真的失败了，我们就需要重新调整策略。每年，我们都要和盖茨夫妇坐下来一起探讨投资策略的问题，这就像商业机构要根据市场情况对商业策略进行调整一样。在近期消灭脊髓灰质炎的行动中，巴基斯坦和尼日利亚的一线医护人员遭受袭击和杀害，我们对此深感震惊和遗憾。盖茨基金会作为全球根除脊髓灰质炎社区的一员，这当然也是我们碰到的阻碍与挫折。
　　财新《中国改革》：基金会现在的投资，有没有已经成功的案例？
　　叶雷：在中国，就有成功的案例。七年前，盖茨基金会投资中国最大的疫苗企业——中国生物技术集团公司（下称中生集团），进行新疫苗研发。流行性乙型脑炎在亚洲广泛流行，儿童容易感染，致死率高达20%-30%。而疫苗接种是长期控制该流行病的惟一有效措施。三年前，中生集团成功研发出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新型乙脑疫苗。这种疫苗在印度等高流行发展中国家有非常大的需求量。目前，中生集团正在申请该疫苗在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和世界卫生组织（WHO）的质量认证。一旦获得通过，中国企业生产的疫苗将首次获得大量供给世界市场的资格。这是非常成功的投资案例。在获得盖茨基金会投资后，中生集团也大量投入匹配资金，用于改进研发环境、设备和人员能力建设。基金会在做的，是帮助中生集团在现有的研发基础上，熟悉和适应国际标准。现在，疫苗研发成功，中生集团也具有了符合世界标准的疫苗研发水平和条件，必然也将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而质优价廉的新疫苗，不仅可以更好地服务中国，还可以造福人们。
商业手段做慈善
在公益事业领域，很少进行测量，或者仅测量投入，不测量产出。但如果有一个测量产出的有效工具，肯定比没有指标的情况效率高得多
　　财新《中国改革》：盖茨基金会堪称财力雄厚，也是目前世界上总资产最高的慈善基金会，但就盖茨基金会的目标而言，要瞄准全世界的贫困人群，显然不能只靠一家基金会的力量。如何才能够可持续地推进盖茨基金会的目标所在？
　　叶雷：我们志在建立一个多方合作的机制，不止有盖茨基金会的参与，还要拉动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组织都参与进来。
　　很多企业乐于和盖茨基金会合作，有些公司甚至表示愿意投入盖茨的公益事业，不要经济上的回报。对于他们而言，获得来自盖茨基金会的技术和资金支持，有助于在自身管理、技术研发等方面提升，其他产品的竞争力也会随之提升，这是可以预见的潜在收益。
　　例如刚才说到的乙脑疫苗，公司对疫苗研发的投入比我们的投入还要多很多，研发的产品将代表公司的技术实力。一旦产品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FDA的认证，就意味着达到了国际标准。
　　另外，盖茨夫妇和巴菲特的亲身参与也是盖茨基金会的一大特点。国际上大型的慈善基金会，还少有像盖茨基金会一样，资金来源方亲自管理、策划、推动和参与。
　　财新《中国改革》：在内部运营上，盖茨基金会一直倡导市场化的运营模式，这种模式与其他慈善基金会相比，都有哪些不同之处？
　　叶雷：在慈善事业领域，大多数慈善机构，仍然是以计划经济的模式运营。不是所有的计划经济都不好，各个国家的治理都含有计划经济的成分，比如涉及军事、教育等领域，不可能完全商业化。但我们认为，在市场经济走得通的情况下，还是市场经济的方式效率更高，具有竞争性和选择性。
　　财新《中国改革》：这种市场化的运营模式具体通过什么形式表现？
　　叶雷：通过观察项目使用何种测量工具和指标，可以看出项目以何种模式运营。在公益事业领域，很少进行测量，或者仅测量投入，不测量产出。但如果有一个测量产出的有效工具，肯定比没有指标的情况效率高得多。
　　以教育项目为例。要提高人口素质、提高高中生毕业率，如果只测量接受培训的教师数量、教师薪资的涨幅，而不测量毕业率的增幅，不通过统一考试测量毕业学生能力的提升，可能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单纯测量毕业率，可能让教学很差的学校也想方设法让学生毕业，其测量的结果和实效间必然存在差距。所以，要组织统一的考试，测量学校的办学质量是否保证了学生素质的提升。如果发现目标没有实现，还要再创建其他的机制，辅助目标的实现。盖茨基金会在美国本土的教育项目就在试推这个测量指标，但受到很大阻力，学校和老师都不愿被这样测量。但我们认为，有硬的指标，才会有发展。
　　很多公益组织没有选择这种测量方式，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是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因为一般的项目执行人，未必擅长或有能力做评估。如果是商业领域，测量就相对容易，只需要计算收入、利润、市场份额等明确的数字。但公益事业考察的是社会效益，如何细化成可被考量的指标，需要策略化的过程。我们在中国的艾滋病项目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中国国内的指标设计，是要重点关怀已经发现的艾滋病感染者，而我们的指标设计，更侧重新发现的感染者。而要找到那些尚未被发现的感染者，对小组和机构工作的要求会非常高，他们需要切实促进在目标人群中开展艾滋病检测、提供咨询和心理支持等。很多民间组织因此意见很大。但现在，这个指标的测量已经逐渐成为全国性的策略。发展到这一步，我们项目的目标就实现了，可以功成身退。
　　财新《中国改革》：盖茨基金会在过去十余年中的稳健发展，一方面有赖于基金会市场化的运作，另一方面，独立于基金会的资产信托公司也给予了强而有力的支持，保障了基金会的可持续运转。但在资产信托公司的投资方面，曾经有舆论认为，投资了一些有悖公益目标的领域，如能源企业。如何在资产保值增值和致力社会公益之间取得平衡？
　　叶雷：我们每年大概会用5%的基金做公益事业，另外95%的基金交给独立的投资队伍，让资产保值增值，投入房地产、能源等各个领域。
　　盖茨夫妇设定了特定条件，包括不能投资烟草行业等。除此之外，跟普通的信托公司没有区别。如果发现投资的企业存在有悖社会道义的行为，可以撤资，但不可能在投资每家企业前都进行周密的实地考察。
　　我们现在的基金主要是盖茨夫妇当初注入基金会的钱，一直在增值。巴菲特承诺捐赠给盖茨基金会的股份，每年也在增值。因此，盖茨基金会并没有筹资上的压力。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基金会的投资一度亏损超过20%，但我们反而在那年加大了对公益项目的投资。盖茨说，越是这种时候，穷人越需要帮助。
　　在很远的将来，巴菲特先生去世后，剩余的股份会一次性捐赠给基金会，按照他的要求，这笔资产要在10年内全部用于公益事业，到时我们将面临很大的压力，因为赚钱不易，而把钱花好有时候更难。
携手中国帮世界
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工作是，怎样通过中国的能力与实力，携手去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解决他们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中国在盖茨基金会的投资版图中究竟是什么位置？
　　叶雷：我们办公室在2007年刚进入中国的时候，主要做的是支持中国的项目。大部分的境外非营利或慈善机构，都还是关注中国的问题，这个在我们基金会还有，但是未来应该会逐渐变小。我们现在大部分的工作是，怎么样通过中国的能力与实力，携手去帮助那些更贫困的国家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财新《中国改革》：盖茨基金会究竟看中了中国的什么能力？具体怎么来帮助其他国家？
　　叶雷：当时盖茨先生决定在中国建一个艾滋病项目，建一个办事处。因为他已经看重了中国可以成为为全球作贡献的一个发展平台。
　　从中国的层面来讲，中国现在有很多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对它进行投资，说不定这些产品出来的速度、质量、价格在国际上会有优势。比如说疫苗，刚才我讲的乙脑疫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还有就是农业产品。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农业产量基本是翻倍的。这一方面和国家政策有关，比如包产到户，另外也有技术性的因素，如肥料的使用、技术灌溉、品种改良等等。中国在这些方面发展得很快。之所以对中国的农产品和技术感兴趣，还因为非洲的农民种的地和中国的地很像，都是很小块的，像美国那样的大型农业操作技术或机器就不可能应用于非洲。
　　卫生方面，中国最近五六年来，科学和技术已经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虽然,中国之前确实存在着如今也存在着投入不足、制度不良、人才流失等问题，但现在和国际水平相比差距已经大大缩小。
　　不仅对中国，我们选择在华盛顿、伦敦这样的地方设办事处，同样是希望各国政府，能够一起多做一些事情。在中国，我们希望利用现有的平台，加入中国政府或企业的投入。
　　财新《中国改革》：是否可以预期，盖茨基金会在中国的战略性投资资金还会继续增加？
　　叶雷：在现场做大项目的援助性资金绝对不会像以前那样多，我们在农业和卫生研发后的市场化运作方面的投入会增加。
　　财新《中国改革》：携手中国还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叶雷：说老实话，如果不是盖茨的推动，总部大部分的工作组不会选择在中国找伙伴做研发、做产品相关的发展。一方面，虽然我们是个国际组织，但大部分在美国本土工作的人，对中国的机会和问题并不了解；另一方面，中国自己也还是有一些缺陷的，不是都已经成熟到可以达到国际标准或跨国标准的。可是你看现在很多大的跨国公司也在中国设置研发机构、生产基地，开发药品，做临床试验，他们也希望开发中国的市场，这说明中国还是有自己的优势。
　　例如中国的疫苗，没有出口经验，所以拿不到国际认证。一方面因为国内的市场对企业而言已经很大，另外一个是文化原因，不管是药品还是很多其他东西，中国扮演的是世界工厂的角色，而不是世界的推销商。很少有中国公司，会拿着自己的产品，走到国外的市场，告诉别人自己的这个产品比他们做得好。现在，中国做世界工厂的低附加值时代已快终结，要继续发展，就不能再做供应商。中国企业要出去，去竞争，推销自己。盖茨基金会做的，一是投资，另外，还要帮中国把做出来的产品推销出去。■
叶雷简历
　　叶雷：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中国办公室首席代表
　　在加入盖茨基金会之前，叶雷供职美国疾控中心二十余年，主要负责开展母婴健康、营养、难民和灾难应对方面的项目及相关研究。期间，他曾在二十余个国家短期工作过。1998年至2003年，叶雷任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印尼与中国办事处健康与营养项目主任。2003年至2007年，叶雷担任美国疾控中心全球艾滋病项目驻华首席代表与项目主任。
　　叶雷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公共卫生硕士(MPH) 及医学博士学位 (MD)，并且具有儿科及小儿血液科的行医执照。他也获得了美国疾控中心授予的流行病学调查服务及预防医学的住院医师资格。他曾任教于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目前仍是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弗里曼营养学与政策学院的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