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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复制的六郎庄读书会
Posted 周二, 2013年 03月 05日 By ChangCe
不可复制的六郎庄读书会
1990年代，中国社会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紧张气氛中骤然转身，转向商品经济和大众世俗社会。这一度让中国知识分子倍感失落
作者：郑戈 最后更新：2013-02-05 21:55:15来源：法治周末
编者按
1990年代，中国社会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紧张气氛中骤然转身，转向商品经济和大众世俗社会。这一度让中国知识分子倍感失落，引发了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争论不久也销声匿迹，很多知识分子纷纷转型，有的甚至下海经商。
在贫困与清寂中，邓正来和同时代的一帮年轻学者坚守了知识和精神的家园。在1990年代，他们以《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阵地，展开规范、严肃的学术活动，力正中国学术风气，积极改造中国学术生态。同时，以不消费学术为原则，为追求一份纯粹，组织六郎庄读书小组，在人文精神荒芜的田园，燃灯持守，一点点扩大影响，为中国学人和学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邓先生驾鹤西去，1990年代的那些追随者也分散各方。本报约请当年的亲历者、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郑戈撰文追忆1990年代这一群远去的知识人的背影，表达对邓正来先生和1990年代那种可贵坚守情怀的怀念。
郑戈
六郎庄位于颐和园以东，圆明园以西，古称“柳浪庄”，因遍植柳树之故。明代翰林院编修杨慎春游西山，途经柳浪庄，写下了“杨柳千条金作线，梨花百叶玉为柯。雕俎华筵分内苑，锦场绣野入平坡”这样旖旎华丽的诗句。
但我记忆中的六郎庄没有柳树，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沙石小路和若干凌乱无序的两三层农家小楼。其中的一幢，是邓正来先生一家在1990年代租住的房子。那房子的二楼，全屋最大的房间，是邓正来的书房。书房旁边是摆着沙发和茶几的简陋客厅，也是邓正来与强世功、赵晓力和我每周两次读书、研讨的地方。
《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0年代的两个精神高地
初识邓正来，是1990年代在梁治平教授组织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周末研讨会上。在一群儒雅、端严的知识分子中间，唯有邓正来和苏力不拘小节，言语犀利，而邓正来更“江湖”、最霸气。那时我和强世功、赵晓力三人是北大的硕士研究生。强世功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梁治平任教于人大，而邓先生亦以人大为主要“活动据点”，所以强世功是我们加入“组织”（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介绍人。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其实并无组织，只是一群学者定期围绕一本书或一个问题展开讨论的“学习小组”。小组成员并不完全固定，聚会地点也变动不居。最常借用的场所包括北大法学院的模拟法庭、蓟门桥附近中国政法大学的某会议室以及北沙滩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学术报告厅。这与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几位“常委”的工作单位有关：北大有苏力，政法大学有方流芳，社科院法学所有夏勇、高鸿钧等。
这些老师当时都很年轻，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也没有摆谱、端架子，完全是平等相待，开诚布公地讨论。邓正来当时是固定参与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活动的唯一“北漂”、体制外人士。但他每次发言均直击要害，赢得所有在场人士洗耳恭听。这种打破“体制”界限、跨越“单位”壁垒、消弭师生隔膜的学术研讨机制，是1990年代非常好的知识氛围，对后辈的学术成长助益甚大。
1995年9月17日，这天是星期天。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在社科院法学所组织一次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读书会的主要发言内容由赵晓力做了记录，后来发表在邓正来创办的《中国书评》上。苏力在发言时，省去了所有的客套，他对该书“权利观念进化论”取向、照搬西方概念、研究方法的简单化等缺陷分别提出了尖锐批评。
在方流芳相对温和的评论之后，邓正来发言说，由于该书作者们未经理论反思地预设中国人的权利发展将重走西方人权利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并完全套用了西方权利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解释框架，所以全书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与“中国制度环境中的权利保障”的意图还只是停留在了“口号或主张的层面”。
主编夏勇当时在美国访学，未能亲身与会。《中国书评》后来邀请他以该书主编的身份对批评做一个回应，他很认真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批评本该多一些”的文章。“创作-批评-回应”本应该是学术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合理机制，但在我国学术界却并不常见，以至于许多学者养成了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习惯。
当时那场研讨会的参与者们没有想到，他们已经成为一场学术本土化和规范化大讨论的启幕者。如果没有《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这两个出版物，这次讨论的内容可能就会像其他许多“学术会议”那样，随着“散会”而“烟消云散”，顶多成为某些“小圈子”茶余饭后的消遣。这也是邓正来深恶痛绝的“学术消费”。
通过创设这两个学术讨论平台，邓正来使这次讨论的成果沉淀下来，为后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和规范化”大讨论创造了可能性。这场大讨论以上述两份刊物为主要平台，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单是在《中国书评》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有25篇之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内学术共识的形成。
如今，我们看到主流社科期刊上的文章大多问题意识明晰、注释规范、方法有交待，跟这次大讨论有很大关系。而这些现象在1990年代初并非常态。邓正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至少我们这些整个过程的亲历者是记得的。
六郎庄读书：为浮躁的时代保留一份纯粹
邓正来对学术体制内的“占山为王”现象深恶痛绝，这一方面导致他不愿加入体制，另一方面也促使他集结力量挑战“山头”。这和他不甘居人后的“老大”气质有关。对体制不满的人很多，但多数人的选择无非两种：敬而远之，或权且忍耐，等待“媳妇熬成婆”。
邓正来是一个不苟且的人，他无法忍受当“喽啰”的时光，哪怕这是短暂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虽然是学人的松散组织，但活动例行化和常规化之后，难免养出些“体制”的气质来。比如，梁治平先生担纲、以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成员为主力译者的“宪政译丛”的启动，便牵涉到一系列的组织、协调问题。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对“服从命令听指挥”是习以为常的。但邓先生对此很敏感，于是建议在中心活动之外另搞个更“纯粹”的读书小组。“六郎庄读书小组”便这样诞生了。
从1995年秋、冬之交开始，每周有两天，我与强世功、赵晓力三人离开北大47楼宿舍，各自骑上破自行车，出小南门，一路向西，经万泉河，20分钟左右到达在六郎庄的邓府。每次为我们开门的，是被邓先生亲切地称呼为“欣欣”的邓夫人。我们也会见到被他视若珍宝的女儿——那时还是婴儿的嘟儿。邓正来那时只抽一种牌子的廉价香烟：都宝，据说也与嘟儿有关。
我们一起读的书包括若干比较法著作和社会学理论著作。读的时间最长、几乎是逐句推敲的，则是马克斯?雷因斯坦和爱德华?席尔斯翻译的《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法律的论述》(英文版)，记忆中单是译者写的导论就读了四五次，每次三至四个小时。读书方法是每次由一人朗读，读一段然后开始讨论，遇到难句或涉及关键概念的句子则读完一句就讨论。
邓先生控制着阅读的节奏。这种阅读方法正体现了他反对“印象式阅读”、强调“深读”、“慢读”的成熟读书哲学。正是通过这样的阅读，使我对韦伯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决定以此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时隔多年之后，已进入体制、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邓先生主编“中国法律哲学临界丛书”，又督促我把博士论文修订出版，是为《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六郎庄读书小组对我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邓正来：“立法者”和燃灯者
虽然是在邓正来的居所进行的读书活动，参与者又是互相熟识的朋友，但整个阅读过程却是在非常严肃的氛围中进行的，插科打诨、信马由缰被严格禁止，这也是邓正来定下的规矩。但每次读书活动结束之后，邓正来必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的农家餐馆吃晚饭，每次必点一条鱼，说是为了给我们“补脑”。
到了饭桌上，邓正来便像是换了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学界的“八卦”。尽管如此，谈话仍不会偏离“学术”，极少谈及政治和家常。唯一的一次谈到政治，是1997年2月19日，我们刚刚抵达邓宅，开始读书之前，从电视新闻里听到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当天我们仍然心无旁骛地完成了阅读和讨论，而晚饭时间则聊到了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
邓正来感慨，中国经济改革能够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积20年之功而有成，但我国社会科学却看不到进步，只看到循环往复。1980年代叱咤风云的那些学界人物，出版的那些学术作品，如今还被人提及、被人引用的能有多少？学术声誉与一时一地的知名度不同，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筛选。“作为一个学者，让卖冰棍儿的都知道你的名字有什么用？关键是10年以后做你这个领域研究的人还会不会引用你(的著作)。”这一席话令我心头一震，至今仍时时想起。
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非常特殊的过渡时期。1980年代的知识界领军人物大多远渡西洋，一方面脱去政治熏染的外衣，借成熟的大学体制下形成的学术独立氛围来帮助自己找到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独立学术人生。比如，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可以说是会集了当时的青年知识精英，而主编甘阳和编委刘小枫、陈维纲、赵越胜等均已奔赴欧美。
邓正来在1980年代虽已崭露头角，但并非知识界最核心的带头人物。他在1990年代初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使中国社会科学(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从文人传统中摆脱出来，在中国知识版图中找到一席之地，而自己则在推进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发挥学术组织者和奠基者(主要通过译介西方社科经典著作)的作用。
这项事业从组织翻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开始，到编辑《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两份刊物时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高处拓展。我有幸见证了这项事业的发展和实现。在如今依然规范化的学科体制中，许多社会科学家不见得会认可邓先生的贡献与成就，但客观公允的学术史将会记载下这段历程。
到1997年下半年，邓正来开始筹划闭关，一方面系统翻译哈耶克的著作，另一方面完成自己关于自由主义传统的研究。同时，他也要离开六郎庄，搬到亚运村那儿去了。我们的读书小组就此结束，但非常规性的阅读、讨论和聚会却从未间断过。
邓正来常说，做学问首先要有气象，要有全局观，了解本学科的基本脉络和前沿动向，这样才能给自己定位。而一旦找准自己的位置，就要像千斤磐石那样扎下去，使自己成为地基的一部分，让后来者都无法绕开你。
在成熟、稳定的学术生态中，学者们比较容易集中精力出成果。但在急剧转型、象牙塔随风摇摆的社会中，能够做到自己不动摇便已很难，要想创造出一个自治、自足的学术生态，在其中奉行同道人的规矩，令其他学者可以安心做学问，则非常人所能为。邓正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学术“立法者”。
2004年回北京，我曾骑车顺着原来很熟悉的那条路前往六郎庄，试图拾起关于往事的记忆。但原来那个六郎庄已经不复存在，新的楼盘和高尔夫球场正在兴建。留下的是六郎庄这个地名，显示在地图上，也显示在公交站牌上。今年1月30日，我去上海龙华殡仪馆参加了邓正来的遗体告别仪式，邓正来这个鲜活的生命也已不复存在，但邓正来这个名字却留存下来，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会被人们不断提起。更重要的是，在仍然活着的友人心海中，留着被他加过油的明灯，而我们会把这灯传下去。
(作者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1990年代，中国社会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紧张气氛中骤然转身，转向商品经济和大众世俗社会。这一度让中国知识分子倍感失落
作者：郑戈 最后更新：2013-02-05 21:55:15来源：法治周末
编者按
1990年代，中国社会从1980年代的理想主义和紧张气氛中骤然转身，转向商品经济和大众世俗社会。这一度让中国知识分子倍感失落，引发了知识界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但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争论不久也销声匿迹，很多知识分子纷纷转型，有的甚至下海经商。
在贫困与清寂中，邓正来和同时代的一帮年轻学者坚守了知识和精神的家园。在1990年代，他们以《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为阵地，展开规范、严肃的学术活动，力正中国学术风气，积极改造中国学术生态。同时，以不消费学术为原则，为追求一份纯粹，组织六郎庄读书小组，在人文精神荒芜的田园，燃灯持守，一点点扩大影响，为中国学人和学术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今，邓先生驾鹤西去，1990年代的那些追随者也分散各方。本报约请当年的亲历者、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郑戈撰文追忆1990年代这一群远去的知识人的背影，表达对邓正来先生和1990年代那种可贵坚守情怀的怀念。
郑戈
六郎庄位于颐和园以东，圆明园以西，古称“柳浪庄”，因遍植柳树之故。明代翰林院编修杨慎春游西山，途经柳浪庄，写下了“杨柳千条金作线，梨花百叶玉为柯。雕俎华筵分内苑，锦场绣野入平坡”这样旖旎华丽的诗句。
但我记忆中的六郎庄没有柳树，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沙石小路和若干凌乱无序的两三层农家小楼。其中的一幢，是邓正来先生一家在1990年代租住的房子。那房子的二楼，全屋最大的房间，是邓正来的书房。书房旁边是摆着沙发和茶几的简陋客厅，也是邓正来与强世功、赵晓力和我每周两次读书、研讨的地方。
《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0年代的两个精神高地
初识邓正来，是1990年代在梁治平教授组织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周末研讨会上。在一群儒雅、端严的知识分子中间，唯有邓正来和苏力不拘小节，言语犀利，而邓正来更“江湖”、最霸气。那时我和强世功、赵晓力三人是北大的硕士研究生。强世功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梁治平任教于人大，而邓先生亦以人大为主要“活动据点”，所以强世功是我们加入“组织”（法律文化研究中心）的介绍人。
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其实并无组织，只是一群学者定期围绕一本书或一个问题展开讨论的“学习小组”。小组成员并不完全固定，聚会地点也变动不居。最常借用的场所包括北大法学院的模拟法庭、蓟门桥附近中国政法大学的某会议室以及北沙滩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学术报告厅。这与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几位“常委”的工作单位有关：北大有苏力，政法大学有方流芳，社科院法学所有夏勇、高鸿钧等。
这些老师当时都很年轻，在我们这些学生面前也没有摆谱、端架子，完全是平等相待，开诚布公地讨论。邓正来当时是固定参与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活动的唯一“北漂”、体制外人士。但他每次发言均直击要害，赢得所有在场人士洗耳恭听。这种打破“体制”界限、跨越“单位”壁垒、消弭师生隔膜的学术研讨机制，是1990年代非常好的知识氛围，对后辈的学术成长助益甚大。
1995年9月17日，这天是星期天。法律文化研究中心在社科院法学所组织一次研讨会，讨论的主题是夏勇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读书会的主要发言内容由赵晓力做了记录，后来发表在邓正来创办的《中国书评》上。苏力在发言时，省去了所有的客套，他对该书“权利观念进化论”取向、照搬西方概念、研究方法的简单化等缺陷分别提出了尖锐批评。
在方流芳相对温和的评论之后，邓正来发言说，由于该书作者们未经理论反思地预设中国人的权利发展将重走西方人权利发展所走过的道路，并完全套用了西方权利理论的基本概念和解释框架，所以全书用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人的权利意识”与“中国制度环境中的权利保障”的意图还只是停留在了“口号或主张的层面”。
主编夏勇当时在美国访学，未能亲身与会。《中国书评》后来邀请他以该书主编的身份对批评做一个回应，他很认真地撰写了一篇题为“批评本该多一些”的文章。“创作-批评-回应”本应该是学术发展和学术共同体形成的合理机制，但在我国学术界却并不常见，以至于许多学者养成了闭门造车、自说自话的习惯。
当时那场研讨会的参与者们没有想到，他们已经成为一场学术本土化和规范化大讨论的启幕者。如果没有《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这两个出版物，这次讨论的内容可能就会像其他许多“学术会议”那样，随着“散会”而“烟消云散”，顶多成为某些“小圈子”茶余饭后的消遣。这也是邓正来深恶痛绝的“学术消费”。
通过创设这两个学术讨论平台，邓正来使这次讨论的成果沉淀下来，为后续的“社会科学本土化和规范化”大讨论创造了可能性。这场大讨论以上述两份刊物为主要平台，持续了近两年时间。单是在《中国书评》上发表的相关文章就有25篇之多，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国内学术共识的形成。
如今，我们看到主流社科期刊上的文章大多问题意识明晰、注释规范、方法有交待，跟这次大讨论有很大关系。而这些现象在1990年代初并非常态。邓正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之功，至少我们这些整个过程的亲历者是记得的。
六郎庄读书：为浮躁的时代保留一份纯粹
邓正来对学术体制内的“占山为王”现象深恶痛绝，这一方面导致他不愿加入体制，另一方面也促使他集结力量挑战“山头”。这和他不甘居人后的“老大”气质有关。对体制不满的人很多，但多数人的选择无非两种：敬而远之，或权且忍耐，等待“媳妇熬成婆”。
邓正来是一个不苟且的人，他无法忍受当“喽啰”的时光，哪怕这是短暂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虽然是学人的松散组织，但活动例行化和常规化之后，难免养出些“体制”的气质来。比如，梁治平先生担纲、以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成员为主力译者的“宪政译丛”的启动，便牵涉到一系列的组织、协调问题。我们几个青年学生，对“服从命令听指挥”是习以为常的。但邓先生对此很敏感，于是建议在中心活动之外另搞个更“纯粹”的读书小组。“六郎庄读书小组”便这样诞生了。
从1995年秋、冬之交开始，每周有两天，我与强世功、赵晓力三人离开北大47楼宿舍，各自骑上破自行车，出小南门，一路向西，经万泉河，20分钟左右到达在六郎庄的邓府。每次为我们开门的，是被邓先生亲切地称呼为“欣欣”的邓夫人。我们也会见到被他视若珍宝的女儿——那时还是婴儿的嘟儿。邓正来那时只抽一种牌子的廉价香烟：都宝，据说也与嘟儿有关。
我们一起读的书包括若干比较法著作和社会学理论著作。读的时间最长、几乎是逐句推敲的，则是马克斯?雷因斯坦和爱德华?席尔斯翻译的《马克斯?韦伯在〈经济与社会〉中对法律的论述》(英文版)，记忆中单是译者写的导论就读了四五次，每次三至四个小时。读书方法是每次由一人朗读，读一段然后开始讨论，遇到难句或涉及关键概念的句子则读完一句就讨论。
邓先生控制着阅读的节奏。这种阅读方法正体现了他反对“印象式阅读”、强调“深读”、“慢读”的成熟读书哲学。正是通过这样的阅读，使我对韦伯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最终决定以此作为我博士论文的选题。
时隔多年之后，已进入体制、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的邓先生主编“中国法律哲学临界丛书”，又督促我把博士论文修订出版，是为《法律与现代人的命运》。六郎庄读书小组对我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邓正来：“立法者”和燃灯者
虽然是在邓正来的居所进行的读书活动，参与者又是互相熟识的朋友，但整个阅读过程却是在非常严肃的氛围中进行的，插科打诨、信马由缰被严格禁止，这也是邓正来定下的规矩。但每次读书活动结束之后，邓正来必会带我们去他家附近的农家餐馆吃晚饭，每次必点一条鱼，说是为了给我们“补脑”。
到了饭桌上，邓正来便像是换了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讲学界的“八卦”。尽管如此，谈话仍不会偏离“学术”，极少谈及政治和家常。唯一的一次谈到政治，是1997年2月19日，我们刚刚抵达邓宅，开始读书之前，从电视新闻里听到邓小平去世的消息。当天我们仍然心无旁骛地完成了阅读和讨论，而晚饭时间则聊到了邓小平对中国的贡献。
邓正来感慨，中国经济改革能够循序渐进，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积20年之功而有成，但我国社会科学却看不到进步，只看到循环往复。1980年代叱咤风云的那些学界人物，出版的那些学术作品，如今还被人提及、被人引用的能有多少？学术声誉与一时一地的知名度不同，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筛选。“作为一个学者，让卖冰棍儿的都知道你的名字有什么用？关键是10年以后做你这个领域研究的人还会不会引用你(的著作)。”这一席话令我心头一震，至今仍时时想起。
1990年代是中国社会非常特殊的过渡时期。1980年代的知识界领军人物大多远渡西洋，一方面脱去政治熏染的外衣，借成熟的大学体制下形成的学术独立氛围来帮助自己找到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独立学术人生。比如，三联书店的“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可以说是会集了当时的青年知识精英，而主编甘阳和编委刘小枫、陈维纲、赵越胜等均已奔赴欧美。
邓正来在1980年代虽已崭露头角，但并非知识界最核心的带头人物。他在1990年代初找准了自己的位置：使中国社会科学(包括但不限于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从文人传统中摆脱出来，在中国知识版图中找到一席之地，而自己则在推进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发挥学术组织者和奠基者(主要通过译介西方社科经典著作)的作用。
这项事业从组织翻译《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开始，到编辑《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两份刊物时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在高处拓展。我有幸见证了这项事业的发展和实现。在如今依然规范化的学科体制中，许多社会科学家不见得会认可邓先生的贡献与成就，但客观公允的学术史将会记载下这段历程。
到1997年下半年，邓正来开始筹划闭关，一方面系统翻译哈耶克的著作，另一方面完成自己关于自由主义传统的研究。同时，他也要离开六郎庄，搬到亚运村那儿去了。我们的读书小组就此结束，但非常规性的阅读、讨论和聚会却从未间断过。
邓正来常说，做学问首先要有气象，要有全局观，了解本学科的基本脉络和前沿动向，这样才能给自己定位。而一旦找准自己的位置，就要像千斤磐石那样扎下去，使自己成为地基的一部分，让后来者都无法绕开你。
在成熟、稳定的学术生态中，学者们比较容易集中精力出成果。但在急剧转型、象牙塔随风摇摆的社会中，能够做到自己不动摇便已很难，要想创造出一个自治、自足的学术生态，在其中奉行同道人的规矩，令其他学者可以安心做学问，则非常人所能为。邓正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样一个学术“立法者”。
2004年回北京，我曾骑车顺着原来很熟悉的那条路前往六郎庄，试图拾起关于往事的记忆。但原来那个六郎庄已经不复存在，新的楼盘和高尔夫球场正在兴建。留下的是六郎庄这个地名，显示在地图上，也显示在公交站牌上。今年1月30日，我去上海龙华殡仪馆参加了邓正来的遗体告别仪式，邓正来这个鲜活的生命也已不复存在，但邓正来这个名字却留存下来，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会被人们不断提起。更重要的是，在仍然活着的友人心海中，留着被他加过油的明灯，而我们会把这灯传下去。
(作者系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