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跌宕，再读历史
陈志武/文
2022年，我们每个人经历的事情都比较多，大至国际时局，小至个人与家庭都经历了不少波折，有些朋友还要直面失业与收入下降的挑战。但是越是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不妨沉下心来，回到历史中去，看看国家的组织、国家的治理结构，国家的体制建设，其中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应该重新学习和了解的。
哈佛大学政府系的王裕华教授多年致力于研究历代中国王朝的政治逻辑，认识独到，著作丰厚。他的量化历史研究不仅给我们展示了全新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而且也再次告诉我们，从中国历史中可挖可学的知识的确永无止境。他的最新英文著作《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就是最好的例子。
The Rise and Fall of Imperial China：The Social Origins of State Development[美]王裕华 /著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22年10月
在新作中，王教授试图回答两个关键问题：一是为什么能力强大的王朝，其皇帝一般短命，而王朝能力低弱时期，皇帝反倒长寿？二是从中世纪中期即北宋开始，为什么欧洲君主和中国皇帝的平均执政年数都呈上升趋势？因为按照政治学界通常的理解，西欧自中世纪中期开始出现议会，在一些社会逐步形成对君主权力的约束，促使君主非正常死亡的几率下降，君王执政时间的逐渐上升。可是，同一逻辑无法解释死于非命的中国皇帝占比从北宋开始也逐渐下降，皇帝平均执政时间加长，帝国中国从来没有推出西式议会，更没有建构对皇权的民主法治制衡。所以，在王教授看来，必须换一种分析框架才能挖掘出中国帝制的治理逻辑。
从官场精英的社会网络找答案
王裕华教授谈到，古代皇帝面临一个“君主困境”：君主希望自己的权力上不封顶，同时又希望王朝永久持续，可是二者无法兼得，只能二取一。为了王朝的持久稳定昌盛，国家治理能力必须很强，单有皇帝一人不行，必须有各方官员、社会精英、商界精英的共同努力，帝王必须跟精英们分权，给精英们激励措施，可是，这意味着削弱皇权，包括精英们可随时联手逼迫皇帝让位、甚至谋害统治者。而如果皇权太绝对，官场精英和社会精英就必然缺乏权力，无激励、也无机会发挥自己的才能，国家治理能力就大大削弱，王朝难以为继。
国家体制中存在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皇帝跟朝廷高官之间的关系，权力是在皇帝手上配置得更多，还是在高官手中配置更多，并且高官之间的关系网是紧密还是松散；另一层是中央跟地方的关系，各地方群体的利益在朝廷高官中是否有具体代理。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没有民主选举，地方群体无法通过投票选举产生其在中央的利益代表，而只能依靠族亲得到代理，如果京官中无族亲，就想法建立联姻以得之。这就是王教授的创意之处：通过各王朝的精英社会关系网，透视其权力结构和社会治理模式。
具体而言，王教授将精英社会网络分成三种理想类型：星状网型（京城高官相互之间关系紧密，且京官与各地方的精英关系错综复杂，呈现出以京城为中心向各地辐射的星状）、领结网型（京城高官之间没有紧密关系，但各高官分别跟少数地方群体有可靠关系，作为后者在中央的利益代理）、戒指网型（京城精英与地方精英无紧密关系，中央指挥不了地方，地方运作相对独立于中央，各自为政）。
当王朝的精英社会网络呈星状，京城高官能有效地了解地方实况、代表地方群体利益，并且中央政令畅通、可直接管理地方，国家治理能力最强，但皇权有限，精英高官们甚至能轻易联合起来推翻帝位，造成“国家能力强、皇帝寿命短”的结局。如果王朝的精英网络呈领结型，国家治理能力呈中等水平，皇帝权力中等，君主平均寿命也不高不低，原因在于：此国家形态下，虽然地方在中央的代理关系和沟通渠道不像在星状网型下那么多，但地方利益在朝廷还是有所代表；而君主知道京城精英所代表的群体有限，不需要将太多权力让步给他们，精英们跟皇帝的讨价还价地位也不高，于是，皇帝手握更多权力，精英们联合起来倒戈君主的概率更低。
当然，如果精英社会网络呈戒指型，国家治理能力会最低，地方无法指望中央为其提供社会治理与公共秩序服务，各地独自为政，而由于朝廷文武官员没能力部署指挥地方精英，皇帝不会给他们任何实质权力，帝王的权力会表现得最为绝对，王朝命运会随时受到挑战，难以为继。
基于大量历史数据，王教授得出结论：唐朝的精英社会网络几乎是典型的星状型，皇帝权力受精英制约，国家能力最强，但皇帝平均执政时间相对最短；从北宋开始，精英社会关系网转向领结型，这一方面导致皇帝权力的加强、国家治理能力的逐步削弱，另一方面，皇帝死于非命的频率渐渐下降，君主执政时间呈上升趋势，这一状态一直延续到十九世纪中期的清末，鸦片战争、特别是太平天国重创清代中国，使精英社会网络由领结型转向戒指型，致使帝制中国于1911年终结。
唐宋精英关系网的转变
精英关系网的地理分布和紧密度取决于许多因素，既有历史积累、地方风俗、战争频率与烈度等的影响，也有皇帝指令、朝廷规制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频繁，精英关系即使能建立也会难以持久。汉代总体持续四百余年，但苦于历史资料有限，加上墓志铭似乎还不流行，所以难以收集大样本的精英关系信息。之后的两晋南北朝又进入混乱。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谭凯（NicholasTackett）教授在其名作《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中，通过收集唐朝众多人物传记、家谱和三千多份墓志铭，总结出3.2万精英的个人背景及姻亲族亲关系信息，他的《唐五代人物传记与社会网络资料库》包含约四千多条父子关系链；其中，75个家族的数千名宗男都在公元九世纪身居高官，包括博陵崔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赵郡李氏。比如，曾任东都洛阳令的韦沨（公元735年-810年），其家世就非同一般，多名族亲和姻亲曾任唐朝要职。他父亲、两位兄弟、岳父及一个儿子都任过不同地方的刺史。他另一个儿子杨汉公（785年-861年）的岳父出任过河南天平的节度使、湖北荆南的节度使。韦沨的祖父韦安石（651年-714年）是武则天时期的宰相，侄婿李氏（747-809）以及叔父韦埗（696-760）任过唐朝的吏部尚书，另一位叔父韦珪（571-639）是唐太宗时期的宰相。他的一位四世孙的女婿做过晚唐宰相（死于865年），他的一位孙女嫁给了八世纪中期宰相白敏中（792-861），甚至通过联姻使韦氏也成了诗人白居易的亲戚！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美]谭凯 /著胡耀飞 谢宇荣 /译甲骨文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4月
唐代精英关系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而且代代相传，是因为连隋炀帝开启、唐代继承的科举考试也主要对贵族世家的子孙开放，草根平民很难参与。这不仅使高官要位几乎是世袭的，而且让皇帝难以忽视、削弱贵族的权力。
王裕华教授在书中把唐代精英的婚姻关系做成空间分布图，见图一所示，其中每个圈点代表当地的精英群体，圈点大小反映当地精英的数量，两点之间如果有线条相连，则表明两地精英之间有联姻。唐期间，东都洛阳是精英的中心居住地，其圈点最大，跟各地方精英的联姻关系也最多；而在洛阳之内，京城权力精英更是通过联姻和族亲把彼此间的关系拉拢得尤其紧密。由此，王教授认为唐时期精英社会关系网是典型的星状型，贵族世家的势力大，连皇帝也未必敢轻易得罪，同时这些精英也有激励去强化中央对社会的管制，使唐代国家治理能力极强。但皇帝权力弱，君主的平均执政时间和寿命都不太长。
图一：唐代精英的婚姻网络
但，公元870年代的一系列旱灾打破了唐朝的宁静。公元875年，黄巢带领数千名追随者乘机发动起义，880年底占领东都洛阳，几个月之后攻下西都长安。在攻打两京的过程中，黄巢军队尤其对贵族世家进行大规模屠杀。黄巢对世家的清洗如此广泛，以致于唐朝从此无法重启，到960年宋王朝建立时，中国几乎是一个扁平社会。
宋代开始之后，很快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一方面增加科举选拔官员的比例，唐朝时由科举选拔的高官占比约22%，到宋代上升到约62%；另一方面把科举考试资格对平民子弟开放。对希望扩大权力的皇帝而言，从平民中选拔高官的好处良多，首先是由此减少世家贵族在高官中的占比；其次，偏远平民出身的高官到京城，毫无历史根基，难以跟其他官府精英拉帮结派对付皇权，有利于皇帝对他们的控制；再者，这项改革当然得到普罗大众的欢呼；最后，由于四书五经是科举考试的主要科目，让科举考试下乡也自然有利于将儒家普及到社会底层，尤其能促进儒家宗族的组织化建构，包括修家谱、建宗祠、定期祭拜祖先，这当然有利于基础社会的治理。尤其是科举考试每隔两、三年一次，而功名通常是几次尝试才中，所以，需要大量资金家产的支持，非平民百姓单个家庭所能承担，这也促使基层社会广泛发展宗族组织，为族人的科举考试集资。
也正因为上述原因，以科举功名进京的平民子弟即使到朝廷做官，他们背后的主要甚至唯一社会基础是其家乡的宗族，而不是众多族亲姻亲高官。图二是王裕华教授构建的北宋精英姻亲关系图，他认为宋代的精英关系网呈领结型，但从婚姻关系图看，更像是介于领结型和戒指型之间。图二显示，在距京城较远的边缘地区，基本是本地精英间联姻，他们可能要么与政治中心的精英缺乏联系，要么即使有本地子弟经科举入京城做官，可能照样难以在京城联姻扎根，其社会网络还只能在老家。从图二也看到，即使在宋代的中间地带，也是有多个政治与经济中心，说明宋代的核心精英之间的关系远不如唐代那么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有众多分散的小圈子，这使得宋代精英之间难以深度结盟以共同对付皇权，导致宋代皇帝的权力高于唐代，君主平均执政时间和寿命更长，但国家治理能力不如唐朝。
图二：北宋精英的婚姻网络
精英关系网在明清的再转型
到明代，精英社会关系网基本保留了宋代的领结状。在两方面有所改变，一是科举出身官员的占比高于宋代，二是明廷力推宗族建设，使宗族数量和凝聚力大幅提升，这些进一步强化明代精英关系网的领结型特征，皇权也得到更多巩固。
到了满清，皇族作为满族人，自然重用满族官员，使京城高官圈子以满人为核心，而科举出身的汉族官员虽然也不少，但绝大多数无法进入权力中心圈，使汉族官员更加以家乡为主要社会网络基础。虽然这有利于清朝皇帝将更多权力集于己手，可是，国家治理能力弱于明朝。
比如，如果以朝廷的征税额占GDP之比衡量国家治理能力，那么，据王教授的汇总，明朝中期多数年份的税收大约为GDP的3%，清乾隆朝后期大约为1.5%，到十九世纪后半期，清廷税收只有GDP的1%左右。皇帝越是大权在握，其周围的精英高官就越是无权、无激励治理好国家，朝廷就越是收不到钱，使清朝中国与同时期王权受到制约的英国呈天壤之别。
1850年前后开始，中国土地上又是旱灾不断，为持续近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创造了条件。到1864年太平天国被湘军击败之时，一方面清朝财政已经崩溃，包括协饷体系和可卖官位都已耗尽，另一方面，热兵器在太平天国期间正式进入战场，要求建立大规模的新式正规军，并进行系统操练，这大大提升军费开支。财政压力之下，清廷只好指示各省自筹资金自办新军，造成各地军阀突起，使清朝中国于十九世纪末进入失控的各自割据状态，国家治理能力达到新低。
与上述变化相对应，晚清的精英社会关系网转变成戒指状，京城中央的精英关系圈比较松散，而且与地方精英的关系也十分单薄。从精英社会关系网的演变历程看，帝制中国于1911年终结实属预料之中。
我们从王裕华的著作中看到，在皇帝权力和王朝寿命间做出合适的权衡选择是何等重要！如果皇帝为了自己大权在握而废除各部精英的职权，甚至禁止各路精英间的交往、隔断京城精英与地方精英间的联谊沟通，抑或只重用满族亲信，那么，皇权可以绝对，但国家治理能力和王朝寿命可能都被牺牲。